资管新规与公司商业信用供给

基于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选取资管新规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其对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显著提高了公司商业信用供给规模。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生产规模扩大及研发投入增加是资管新规影响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重要渠道。横截面差异研究显示,对于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较低、市场地位较低、生产耐用品的公司,资管新规对其商业信用供给的提升效应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提供较多商业信用的公司,能够收获更高的市场份额增长率,自身产品市场表现更好。研究结论对于理解金融监管如何稳定金融市场、有序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以及推动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

本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CFD)2017年与2019年两轮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农户信贷约束,降低农户商业信用供给成本,从而促进农户商业信用供给。数字普惠金融在补充农户外部流动性的同时,还减少了农户商业信用供给对自身流动性的占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存在上下游纵向关联、生产经营多元化程度较低与非粮农产品占比较高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商业信用供给能够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增强了农户使用商业信用参与市场的意愿,这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和提升农户福利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农户商业信用供给,影响了农户与下游经营主体之间的要素配置,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生产经营与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金融监管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资管新规实施后,前期金融化水平越高的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增加越多,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经营风险和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异质性分析表明,较高的市场地位削弱了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而较多的银行信用、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高的影子银行发展水平却能增强资管新规实施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资管新规实施主要促进了一年以内和对下游客户的商业信用供给;资管新规的实施通过促进商业信用供给助力企业实现主业发展。本文的研究表明实施资管新规能够推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对金融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供给的关系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商业信用供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战略变革对企业经营决策的作用,而且还对促进供应链资金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2023国企管理智库大会“智库研讨”第二时段,祁怀锦表示。

IPO、商业信用供给与企业绩效

基于中国IPO核准制制度背景,本文检验了IPO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相比IPO前,企业IPO后商业信用供给显著增加。第二,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增强从供应商处获取商业信用的能力是IPO促进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增加的两个路径。第三,异质性检验发现,IPO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的企业及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第四,经济后果检验发现,IPO前商业信用供给越多,企业IPO后短期股票市场表现越好;但随着IPO后商业信用供给增加,企业的长期会计业绩显著下降,并最终降低了企业价值。本文不仅对企业正确使用商业信用竞争策略具有参考价值,还为深化IPO制度改革、从资本市场入口端提高上市企业质量提供了政策启示。

物流标准化对公司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

利用物流标准化对公司间交易的外生冲击,考察其如何影响商业信用供给。借助物流标准化试点工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错层发生的特征,构建准自然实验情境,并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物流标准化使公司商业信用供给减少。研究发现,存货周转率提高、交易量增加是影响发生的主要渠道。对于融资约束较强、客户稳定性较低、非驰名商标以及与客户地理距离较远的公司,物流标准化使其商业信用供给减少得更多。研究结论表明,以重要服务行业为抓手的标准化对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资产规模、融资路径与商业信用供给

现有文献就企业规模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有不同的研究结论,说明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完善。本文结合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分析不同企业规模下,融资路径不同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未达到一定规模之前,受市场竞争劣势影响,需要提供大量商业信用来维持市场生存和发展,而此时由于我国金融系统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获得银行信贷支持比较少,因此需要大量的商业信用融资来支持商业信用提供。随着商业信用融资的增加,融资成本提高,最终导致商业信用提供力度逐步下降。当企业发展超出一定规模后,银行信贷支持逐步增强,企业可以用银行信用替代成本更高的商业信用融资,导致商业信用融资逐步下降,同时也使得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能力上升。文章研究结论表明,商业信用提供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二次函数关系。

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机制与政策建议

文章研究了商业信用供给的竞争性动机和经营性动机对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商业信用供给动机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业信用供给通过增加客户粘性、传递产品质量信息、减少产品需求波动、增加竞争性等途径增强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为了增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动机,提出了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增加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以及完善经济制度,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等政策建议。

产业政策、信贷配置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

本文以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为背景,基于2006—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探究了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处于产业政策鼓励行业的企业,其商业信用供给水平更高,且产业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作用在具有禀赋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增强受扶持企业短期债务融资能力提高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且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低,产业政策下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行为越明显。本文在丰富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框架,为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的经验证据。

金融市场发展、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竞争性动机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6-2013年沪深两市的全部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的产权特征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商业信用供给的竞争性动机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更可能以商业信用作为产品市场竞争手段;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从而参与产品市场竞争;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非国有上市公司比国有上市公司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作为产品市场竞争手段。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切实提高我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有利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商业信用供给

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投资者情绪这一中介变量,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减少商业信用供给;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显著正相关;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供给的负向影响在中小规模企业、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地区以及股市危机时期更加显著,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差异并不明显。经济后果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以减少企业的超额商业信用供给。

信用供给与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研究——基于温州等三地251个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温州等三地251个中小企业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深入分析在国家金融政策偏紧的情况下,信用供给与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的关系。发现年龄、发展困境与抵押品提供之间呈现负向关系,教育程度、抵押品类型、加速贷款的原因、同一年机构贷款的次数与抵押品提供之间呈现正向关系;企业申贷往金融机构跑的次数、贷款路径的选择对参与评级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教育程度、同一机构年贷款次数、选择参加此类机构的原因、是否考虑信用对参与评级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年龄、流动资产、抵押品类型、选择此类机构的原因、是否参加评级对融资路径的选择产生负向影响,销售总额、加速贷款的原因、是否参加社会金融组织、是否选择抵押品对融资机构路径的选择产生正向影响。为此,必须创新金融服务,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

合并商誉会影响商业信用供给和融资吗

基于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合并商誉对商业信用供给和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合并商誉越多,其商业信用供给和商业信用融资越少,且合并商誉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作用具有持续性。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后发现:国有企业的合并商誉越多,商业信用供给越多,商业信用融资越少,合并商誉与商业信用融资的负相关关系比民营企业更为显著;民营企业的合并商誉越多,商业信用供给越少,商业信用融资也越少,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讨论合并商誉与净商业信用的关系后发现,合并商誉越多,净商业信用越少,商业信用融资和商业信用供给同时减少且趋于接近,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规模缩小。总体而言,在商誉的影响下,商业信用的替代性融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民间组织信用供给偏好分析

民间组织在信用供给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和优势决定了它具有信用供给偏好特征,并使它从组织的层面在弥补社会信用供给中"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加以有效引导,社会应予以大力支持,建立一个良好的民间培育环境,保护民间组织信用供给偏好的积极性。

信用风险传染与中小外贸企业贸易信用供给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受信用风险传染影响,中小外贸企业拒付票据的数额以及破产倒闭的数量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都有显著增加的趋势。文章利用某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数据库的信息,针对这两个地区抽样微观样本数据进行研究,以探寻信用风险传染对中小外贸企业贸易信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信用风险传染时期,中小外贸企业表现出来的违约可能性较高。如果信用风险传染在这一时期严重的话,商业银行将撤回具有较高贸易应收账款客户的贸易信用,包括那些信用风险低的客户;并且贸易信用的减少在国际经济的衰退时期仍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商业银行的这种作为对于经济的复苏具有负作用。

商业信用供给、客户关系及阈值效应

客户关系型交易能够衡量企业与下游客户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而会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行为。本文以2007-2018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商业信用供给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随着客户集中度的增加,客户议价能力提高,上游企业考虑客户的强势市场地位而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随着客户集中度进一步增加,企业和客户利益的趋同使得强势客户考虑上下游之间的长远合作而“体恤”上游供应商,减少对商业信用的占用,商业信用供给逐渐减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品独特性、非国有企业以及货币紧缩政策对于商业信用供给与客户集中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敏感。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建立商业信用供给与客户关系型交易的适度性,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提高企业自身产品独特性等方面有启示意义。

商业信用供给的同伴效应:近朱者赤乎?

商业信用供给有助于企业扩大销售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然而过度使用也可能引发资金被占用、业务发展受阻等问题。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行业内公司间相互作用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供给的同伴效应以深度考察行业内企业经营行为的趋同性,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供给水平会受到同行业公司的显著影响,并且该效应在不同市场结构、行业地位和客户关系情境下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处在竞争型市场结构企业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其商业信用供给的同伴效应更加显著;同时,同伴效应在领先同伴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在制订商业信用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同伴企业的情况,但不能盲目跟从领先企业,需要结合市场结构、行业地位和客户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切实防范资金被恶意占用的风险。

政府在社会信用供给中的职能定位思考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构建超越个人之上的社会信用制度,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发挥积极作用,特别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体来讲,政府在现代社会信用供给中的基本职能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前者是当前的重心,后者是长远的任务,政府通过不断完善正式的信用管理法律法规和倡导非正式的社会信用文化来培育社会信用。

客户集中度、成本粘性与商业信用供给

为探讨客户集中度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以及成本粘性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客户集中度这一反映客户关系的变量,分析其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并检验不同成本粘性如何对客户集中度与商业信用供给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与商业信用供给之间呈显著倒U型的关系;相比于弱成本粘性企业,强成本粘性企业客户集中度与商业信用供给倒U型关系的敏感性更强。

从信息供给到信用供给——从区块链技术谈主流媒体转型的路径

大众传播时代,主流媒体以"信息供给+信用中介"为主要运行模式。进入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在信息供给能力和信用中介功能发挥两方面均受到了挑战。区块链技术所昭示的"下一代互联网"——"价值互联网"的形成,提示了我国主流媒体转型的一条路径,即从"信息供给+信用中介"为主,转向"信息供给+信用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