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屏蔽、信用替代与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

本文首先从信用契约意义和交易成本的角度,重新界定了银行的职能,并提出了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的概念;随后进一步利用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对国有银行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考察了在银行国有化的制度安排下,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带来的影响,得出了中国金融风险内生性的结论,提出只有改革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才能消除信用屏蔽和产权幻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恢复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组织的本来面目。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债券信用评级

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长期性资源配置的重要规划,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也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本文从企业战略视角出发,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经营主导型企业,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低,并且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企业中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通过作用于企业违约风险而影响债券信用评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发债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投资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些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体社会信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且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仍面临着理论研究和法治建设滞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不够清晰,商务征信体系不健全、企业账款拖欠严重,以及其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建议在系统总结前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厘清认识和实践误区,进一步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加快推进信用立法,健全商务信用体系,破解企业账款拖欠难题,大力发展信用经济,并做好面向公众的宣传引导工作。

我国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校验机制研究

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不断出现高评级债券违约事件。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发展多种评级,以期提高债券评级质量。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如何综合发挥校验作用。基于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不同付费模式评级发挥校验作用的机制在于投资者的反应:当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两种模式评级差值增大,投资者不以单一评级结果进行债券定价,而是根据评级差值调整债券价格。基于2011—2020年企业债评级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随着评级差值增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会降低后续评级,且评级差值对单一信用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偏正面的私有信息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而以中债资信为代表的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私有信息则不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均体现出单一评级模式在定价方面的弊端。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鼓励发展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并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内部评级,以充分发挥多种评级模式的交叉校验作用。

部际信用治理合作备忘录:性质、效力与优化

合作备忘录是部际信用合作治理的重要方式。不同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合作备忘录既是公法协定中的部际协定,也是一种契约治理形态。合作备忘录遵循契约相对性一般原理,具有相对效力,但这种效力相对性也是相对的。由于科层制特有的权力结构与行政服从义务、不完善的信用立法、对个人利益的保护等,合作备忘录的效力溢出至地方公权力主体和相对人。合作备忘录具有补充信用立法、强化行政协助、促进参与式治理等优势,也存在冲击法律体系、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规避监督、缺乏合作保障等不足,因而需从合法性、规范性、民主性等方面加以优化。

信用修复机制及在市场监管领域的实践研究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信用修复制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逐渐成为关注焦点,发挥着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鼓励重塑信用、激发市场活力的积极作用。通过系统梳理信用修复的概念和信用修复的制度探索,厘清了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信用修复规范,并从信用修复的方式、主体、客体和程序方面对信用修复机理进行了阐述;以市场监管领域信用修复实践作为切入点,对当前信用修复的实施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给出了加强信用修复机制建设的措施建议。

基于特征提取和集成学习的个人信用评分方法

在大数据蓬勃发展的今天,信息经济已经深入社会方方面面,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越发突出。而传统的信用体系存在覆盖率不足、评价特征维度高、数据孤岛等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特征提取和Stacking集成学习的个人信用评分方法(PSL-Stacking)。方法首先利用Pearson和Spearman系数对数据进行初始化分析剔除不相关数据,利用LightGBM算法进行特征选择,减少冗余特征对模型的影响;其次选取XGboost、LightGBM、Random Forest以及Huber回归等算法,利用Stacking集成学习技术构造个人信用评分模型。最后,以某电信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该上述模型的个人信用评分能力进行验证。实验结果得出上述模型具有很好的预测能力,能够准确的对用户信用进行评分,有效降低企业遭受金融欺诈、团伙套利等问题的风险。

社会信用与企业韧性——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如何增强企业韧性是所有企业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测度了企业韧性水平,并以城市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用提升能够显著增强企业韧性;社会信用主要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三个机制来增强企业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增强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中的效果更大。文章为研究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如何增强企业韧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信用标准化助力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思考

个体经济是民营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对方便人民群众生活、畅通经济微循环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个体经济也面临着融资难、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困境。当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信用体系和标准化成为经济发展、市场监管的重要制度和关键手段,应利用标准化方式助推个体经济信用体系建设,实现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质效兼具的制度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需要政策的支撑和实践的检验,个体经济信用标准体系的构建应立足政策和实践的双重辅助,举要治繁,逐步建立,在应用推广中逐步完善优化。

中小企业融资难背景下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缓释行为研究:信用风险转移or贷款出售?

在面临高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时,商业银行如何签订信用衍生产品合约来缓解自身信用风险,进而在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时实现自身的最大效用,成为商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本文将信用风险转移工具与贷款出售相结合,比较了存在道德风险与不存在道德风险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效用差异。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当不存在道德风险时,贷款出售市场会保证商业银行实现贷款的期望收益;但监管成本的存在使得信用风险转移工具的使用效用低于贷款的预期收益,且合约支付没有呈现出状态分离特征,商业银行会倾向于使用贷款出售来转移信用风险。在存在道德风险时,贷款出售市场并没有完全对冲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而对于信用风险转移工具而言,当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卖方资产管理能力非常强,且大于监管惩罚的期望值时,商业银行能够获得高于贷款预期收益的效用,信用风险转移工具是更优的选择。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农业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价

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如何有效评估其信用风险尤为重要。针对农业中小企业,构建了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支持向量机建立了风险评估模型。经过对41组农业中小企业的数据进行训练和检验,发现该模型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农业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从而帮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基于随机突变的电商平台信用监管弹性研究

本文集成随机突变理论和弹性理论,探讨了电商平台信用监管的弹性测度问题。首先,构建监管部门和平台企业信用监管演化博弈模型,引入白噪声和It^o随机微分方程建立随机动力系统;进一步,结合随机突变理论,用极限概率密度函数描述系统的均衡表现,引入弹性指标定量表述系统均衡态改变前对扰动的吸收能力,仿真模拟系统参数变化对弹性的影响。研究表明:(1)监管主体从积极监管到消极监管的结构性突变源于变量组合经过分歧点集合时产生的自组织相变;(2)监管系统弹性演化过程与随机突变过程一致,突变的发生会导致监管弹性迅速改变;(3)上级政府惩罚力度对弹性影响显著,两者呈“U”形关系;在满足“突变”临界值约束下,超额收益对弹性有负向影响,监管主体协同度和公众媒体参与度对弹性有正向影响。本研究将电商平台信用监管研究拓展到弹性研究领域,为平台监管预警和政策优化提供思路;同时,为弹性理论和突变论的集成提供方法论尝试。

信用利差视角下绿色债券发行的行业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对推动社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宏观和微观调节作用意义重大。基于2015—2019年公司信用债的样本数据,通过交错双重差分法,可对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对二级市场中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二级市场中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存在行业溢出效应,且信用利差降低程度在机构持仓比例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地区环境规制较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债券样本中表现更高。机制检验显示,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通过降低同行业公司的债务成本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产生影响,而通过促进同行业公司发行绿色债券进而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间接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在十五个交易日的事件窗口期内产生了超额回报率,引起了债券市场的即时响应和滞后响应。从信用利差视角识别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在二级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建设高质量债券市场具有参考意义。

建行信用卡系统全栈国产化改造研究

信用卡业务是业务逻辑最复杂的银行业务之一,其对可用性、可靠性、处理性能要求较高。从技术发展角度来看,多技术栈融合的新型IT架构,符合云计算资源池化的趋势。从业务角度来看,为满足不同的业务需求,同样存在多技术栈融合架构的诉求。然而,多计算架构并非简单实现一个全新的技术栈即可,需要解决架构改造与设计、系统验证、兼容性以及故障切换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上述挑战,该文面向金融IT系统高并发、高性能以及高可用需求,介绍了建行面向金融行业的高性能、高可用和高安全可靠的x86、ARM双平台混合架构系统中的设计与思考。通过一系列的代码迁移、应用迁移以及系统垂直优化技术,实现高性能、高可用和高安全的诉求,并在建行得到了大规模、长时间的真实系统验证。

地方债务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分析

地方债务水平不仅关系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同时也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使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创新和政府信用在该影响机制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对不同地区、不同财政自给率水平的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债务结构来说,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以上结果在进行调整解释变量、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标准、门槛效应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笔者据此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思维,构建新型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政策建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相关研究开展得较为广泛。论文系统梳理了现有的研究文献,分析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信用评价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信用评价是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当前的评价方法虽然针对不同经济主体设定了差异性指标,但其指标设计和权重分配还存在一定不足。文章通过梳理安徽省农村信用评价方法,总结出农村信用评价方法普遍存在经济指标设计过多、分值分配不合理、指标难以量化、评价方法单一等问题,并提出应完善信用信息归集与共享,优化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论证信用评价方法和加强信用评价标准化建设等建议。

中国信用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社会信用似乎成为核心概念。从概念产生的角度观察,“社会信用”与“信用”为同一含义,“社会”只是强调信用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宜采用“信用”之称。目前,信用的外延已经从传统的经济信用扩展至公共信用,展现出浓厚的本土色彩。信用领域的扩展导致信用法学研究对象的非单一性,信用法学应纳入领域法学而非部门法学的范畴。据此,问题导向的视角、实用主义的立场和兼容并蓄的路径构成了信用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以之为指导,立足中国信用实践,关切遏制公权和维护私益的信用立法价值取向,阐明本土化的概念系统,以信用法律关系和信用信息处理规则为双重主线叙事,才能实现信用法学自主性和体系化。

外汇衍生品监管与跨境投资企业信用评级——基于“企业层面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加速了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而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是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创新性地构建“企业层面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中国跨境投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汇衍生品监管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用评级,且主要通过减少企业违规行为、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三种渠道提升信用评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提升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可以抑制企业信用评级的调整动机。因此,监管部门应优化衍生品监管法规,倡导套期保值原则,提高评级机构违规成本,提升衍生品交易信息透明度,进而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实践面对法治拷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对社会信用法治之路将如何前行进行了回应。该理论通过揭示和描述社会信用机制的内在规律,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前实践给出了学理解读。在社会交互成本理论看来,社会信用建设现有的法治探索经验显示,社会信用法在法律的调整对象等一系列方面已然显现新的特征,以“行为本位”为前提的法理思维已经无法涵括社会信用法领域出现的新的法律现象。在依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形成的法理观念看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对象已不只是信用行为,而是信用行为习惯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调整手段不只是国家的强制力,而是国家强力规制与社会自我管理有机融合;调整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负面惩戒,而是以正向调整鼓励守信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