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优化背景下的信用法治化研究

信用法治化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法治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地都面临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机遇和重大挑战。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我国应实现顶层设计从政策化向法治化的过渡,强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防范信用泛化,加强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完善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强化信用服务机构的培育机制,加强信用环境塑造。完善社会信用法治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信用法治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失信行为规制

法律意义上的失信行为表现为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悖反。在知识产权领域推进信用治理契合共同的发展需要,但知识产权失信行为的规制仍面临理论、制度与观念上的多重困境。在信用法治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失信行为规制体系迎来全国统一立法的历史机遇期,应在社会信用立法的总体部署下,对知识产权失信行为与失信惩戒措施两大核心要素作出符合法治原则的科学设定,据以实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布局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落实。

信用法治下房地产税的价值定位与实践进路

房地产税被纳入立法任务以来,学界的持续关注使其理论研究框架和重点日渐明晰。相关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且就该问题的关键点和基础面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房地产税必须与法治原则高度融合、与法治体系深度衔接、与法治经济同频同步,在法治与信用的天然关联的基础上,构建信用法治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房地产税制成为时代要求。然而,在实践领域,对房地产税释放调控功能的主张仍持审慎态度。通过对市场经济下信用与法治内在关联的探讨,认为房地产税可依循信用法治理路突破实践困局,构建其实践机理。将信用理论及其实践模式引入纳税能力范畴的重构,结合"量能课税"原则有针对性地规范信用体系对房地产税征收的效度与信度,并以信用体系为基础搭建房地产税的配套法治体系。在此基础上,为信用法治引入区块链科技来提升治税效能与降低征收风险,以保障房地产税的价值定位和实践进路的科学建设与顺利展开。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美德缺失及其填补——关于信用法治构建的政治与法律哲学思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府主导模式、利益调控思路与结果导向逻辑未注重对公民美德的培养,进而无法从根源上杜绝违法失信现象的发生。从本质上看,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为侧重以制度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法治“硬件系统”建设,却对以公民美德为核心的法治“软件系统”缺乏足够的关注。但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个人信用的养成应以公民美德的培育为前提。基于此,今后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在构建“硬件系统”基础上加强对公民美德的培育以进行价值填补,即通过强化个人的主体性激发美德,通过理性完备的公民教育塑造美德,通过公共参与的程序设计养成美德。

论环境信用法治化

独立的环境价值需要借助制度化的优势来量化它的存在和意义。于是,如何将现代环境价值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相融合,重整信用种类和功能并加之以"绿色"规制的难题便摆在了现代经济法治的面前。现代环境信用的提出就是解决此问题的探索之一;另外,信用规制的绿色化和法治化也显示了其在治理经济成因的生态危机和化解环境信用风险上的多元价值与独特优势。

信用法治视角下的共享经济监管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业态、新模式。由于共享经济对于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的颠覆,产生了监管的时滞,建立在传统经济运行模式语境下的监管制度并不能对共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作出有效回应。共享经济带来了产业融合、多元参与主体、全地域服务以及技术驱动的趋势。从共享经济的运行规律来看,信用机制对于交易达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共享经济监管应当更加注重信用监管机制的运用,这既符合共享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是建设诚信社会的客观要求。而基于这一路径,则需要公权与私权的合作,建立相应的信任机制,推动信用监管法治化,加强信息互动,构建信任、包容、普惠的信用法治秩序,进而促进共享经济发展。

信用法治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信用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有着独特的不同于传统法学研究的内在逻辑、外在架构、制度体系等。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才能真正对这门新兴学科有更加深入的洞察和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信用法治实践,需要树立全新的法治思维,运用全新的法治方式。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研究社会信用法的个人体会,从立足本土、系统构建、平衡协调、类型规制等角度述论信用法治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论法治信用

法治是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较佳选择,信用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基础。信用意味着人人互信与互为保障,它涉及人的内在品质与外在行为能力,是人的内在品质与外在行为能力的统一。法治是一般的、抽象的人类活动规范的动态运行系统,没有人的信用这一内核,法治将成为没有生命的躯壳。因此,建构法治的信用机制是法治理论与实践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通过构架立法、执法和守法信息公开机制、沟通与共识机制和监督与责任机制,法治信用即可建立起来。

法治信用的系统构成

法治意味着良法治理。良法治理的实现是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良性互动的结果。法治系统的良性互动需要法治信用的支撑。法治信用系统包括立法信用、执法与司法信用和守法信用。法治信用是信用主体的法治品性与法治能力的有机结合。

略论法治信用

信用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它既涉及平等关系领域也涉及从属关系领域。现代法治的建构并非依赖法律信仰而取决于法治信用的建立,但法治信用的建立不能建基于强制或欺骗之上,而应着眼于人类社会共识的形成,因此,法治与法治信用的建构都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法治信用:基本构成与意义

法治意味着良法治理,其实质是人类社会信用关系的确立与良性运行。中国式法治的建立应以法治信用建设为核心。法治信用包括立法信用、执法信用、司法信用和守法信用。

论法治信用下的高校督导制度建设及施行

依法治校离不开校内优质高效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督教、督学、督管制度在内的督导制度至为重要。在法治信用视域下,高校的督导制度建设,应当强化法治观念,遵循法治原则。在督导制度建设和运行中,应着力突出制度建设的公信力、执行制度的公正性、遵守制度的自觉性。

存款保险制度、政府法治信用与公众存款人的市场信心

使用全球13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样本,将存款保险制度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通过PSM模型与双向固定面板模型,研究了存款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公众存款人的市场信心,并得出以下结论:(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对公众存款人的市场信心产生明显的正向处置效应,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显示这种处置效应具有差异性,即相比于发展中经济体,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市场信心产生的正向处置效应在发达经济体中更为显著。(2)政府的法治信用情况,与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市场信心产生的处置效应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政府的法治信用状况越高,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公众存款人提供的市场预期更具社会公信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制度效应,维护公众存款人对银行体系的市场信心。

社会信用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

社会信用教育是社会诚信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社会诚信水平仍有待提高,社会失信事件时有发生,这和社会信用教育的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强社会信用教育可从社会信用的专业化教育、普及化教育以及法治化教育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完善的信用教育体系,不断提高人们在社会信用方面的知识素养、德行素养和法治素养,从而切实为我国社会诚信建设提供教育保障。

信用监管的逻辑与机理

本文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信用体系的历史变迁、现实发展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讨论了信用监管在新型市场监管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对信用监管的法治体系、信用信息传递机制、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失信惩戒机制、信用修复机制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信用信息公开过程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法治社会要求信用信息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又不应当以牺牲公民的隐私为手段。如果公民个人合法的隐私权被假以公共利益为名在信用信息公开的支配下被无视与践踏,那么该制度本身就缺乏存在的合理性。以信用信息公开中的隐私权为研究起点,分析在信用信息公开视角下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我国现行信用信息公开立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现状,探究其中存在主要问题,借鉴国际上的立法经验,应从立法、程序以及法律救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信用信息公开中公民隐私权保护制度。

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信用档案建设

信息档案建设的中心问题是必须增强全民信用意识、中介组织运作,实现信用法治,提高信息技术水平。

数字化视野下公共信用治理优化探析

公共信用建设是经济、社会数字化背景下政府在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上的创新,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展现出建构制度信任、提升执法效能、推动法律规制模式前移的治理价值。但实践中也出现“数字技术+信用法治”良性互动关系未建立、公共信用基础设施薄弱掣肘制度效能发挥、治理中权益保护不足等问题。公共信用治理的优化,须深度融合技术支撑与法治保障:从原则上,一要重构数字技术与信用法治的关系,二要平衡信用权力与信用权益;在路径上,须围绕公共信用治理的目标位阶分步展开,一方面要不断提升政府的公共信用治理能力以改善执法效果,另一方面应嵌入“信用大数据归集-算法及信用评价-信用权益救济”全过程回应信用权益保护需求。

浅析信用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金融安全涉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为了保障金融安全稳健运行,一些地方开展了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创建金融安全区焦点在于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将影响金融运行的社会信用体系纳入研究视野。

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法治化进路

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是融合了声誉、资格和利益的复合型行政约束和惩戒制度,是我国信用法治建设体系的核心。审视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发展和实践历程,虽然正在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但法治化水平不足。在分析当前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立法模式、认定标准、联合惩戒措施的内容设置以及程序性规则等方面提出推进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法治化进程的路径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