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信贷错配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

本文将金融科技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置于同一框架下分析,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获取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差异的现实背景,构建包含信贷错配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金融科技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主要体现为,当存在信贷错配时,不利冲击导致总产出下降较多,而“稳增长”政策对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较小;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溢价、提高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率和生产效率,减轻信贷错配程度,从而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因此,应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统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重企业短贷长投吗?——基于信贷错配的视角

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基于信贷错配的视角,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短贷长投的信贷期限错配现象;债务风险在当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债务风险上升会导致短贷长投增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增加企业短期借款和抵押贷款,信贷机构紧缩的信贷政策加重了企业短贷长投现象;在异质性分析中,非国有企业和过度负债企业,受到信贷歧视与融资约束的影响,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提升企业韧性?——以企业信贷错配为中介变量

本文使用2011—2020年A股3200个上市公司的15644个样本量的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及不同维度研究了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区域企业韧性的差异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信贷错配提升了企业韧性。其中,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不同维度来分析发现,数字化程度改善了信贷错配但未提升企业韧性;从区域差异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改善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信贷错配提升了企业韧性,且企业信贷错配这一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为了减少信贷错配发生的频次,需要对难以获得融资且收益回报率高的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从而提高其企业韧性,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防范能力。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韧性的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信贷错配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

以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动态面板模型的GMM估计,分析中国信贷错配现象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金融发展水平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信贷错配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表现为国有企业投资过度,民营企业投资不足,且国有企业投资过度程度比民营企业投资不足程度更深;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调节信贷错配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抑制国有企业投资过度以及缓解了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为了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应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的进程,强实抑虚,促进资本配置最优化。

融资约束、信贷错配与投资波动——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仿真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将信贷资金配置系统划分为存贷款子系统、信贷资金供给需求子系统、经济发展子系统。通过建立系统因果反馈图、系统流程图和系统参数设置,对融资约束、信贷错配与投资波动进行了仿真模拟研究,并通过调整监测变量的参数值对模型进行动态仿真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信贷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基于35个工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根据我国2006-2015年35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FA),通过生产侧和消费侧两端测算出中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并据此研究信贷错配程度和工业行业过度投资水平与产能过剩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过量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外资的增加会加剧产能过剩;信贷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过度投资水平,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

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信贷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综述

产能过剩是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综述对产能过剩的定义、成因、内在机制等进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从金融抑制理论入手,分析信贷错配是如何通过引起企业过度投资而加剧产能过剩的。分析信贷错配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深入分析信贷错配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信贷错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企业过度投资水平从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建议政府减少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

信贷错配影响流通产业产能过剩的中介效应研究

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分析信贷错配下的流通产业产能过剩机理,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该机理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影响机理中的投资、产业结构和需求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信贷错配与流通产业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信贷错配通过抑制社会流通总需求和增加社会流通总供给形成产能过剩;信贷错配影响流通产业产能过剩中存在显著的投资、产业结构和需求中介效应,其中投资中介效应最为明显,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最为微弱。文章最后提出加快信贷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和放缓产业资本投入节奏等对策建议。

信贷错配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战背景的思考

基于中美贸易战背景,采用信息熵构建地区信贷错配程度测算模型并以中国2012~2018年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数据为样本,就信贷错配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政策效果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信贷错配阻碍了技术创新产出与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对错配程度较高地区更明显;知识产权保护仅能缓解信贷错配对错配程度较高地区创新产出的不利影响,对缓解错配程度较低地区创新产出以及信贷错配对原始发明创新不利影响的政策效果不显著。中国应在尽快落实企业上市审批注册制改革、不断开发研发保险新产品的同时,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人才队伍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数字金融发展、企业信贷错配与劳动就业——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年地级市数据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以信贷错配为中介变量,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调节变量,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数字金融发展进程中企业信贷错配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信贷错配对劳动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降低企业信贷错配程度,进而扩大了劳动就业规模,信贷错配的中介效应占比为4.37%;数字金融的发展弱化了信贷错配对劳动就业的负向影响。分组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国有企业和服务业,“数字金融发展—企业信贷错配程度降低—劳动就业规模扩大”效应在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中更强,信贷错配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6.92%和9.52%;在民营企业和服务业中,数字金融的发展弱化了企业信贷错配对于劳动就业的负向影响。

地方财政压力、信贷错配与信贷过度扩张

近年来,我国金融部门快速扩张,远超实体经济部门的增长速度。本文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对我国信贷过度扩张的影响,认为在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为推动辖区经济增长倾向于干预信贷配置,一方面为本辖区争取更多信贷资源,导致信贷的“动员性扩张”,另一方面将信贷资源偏向配置于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加剧信贷错配,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基于动态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会显著促使地区信贷过度扩张,而且动员性扩张的直接效应与信贷错配的间接效应同时存在。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杠杆失衡、信贷错配与结构性去杠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笔者建立一个内嵌金融加速器与企业异质性的DSGE分析框架,刻画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企业债务杠杆的结构性特征,并分析其形成的微观机制与结构性去杠杆的对策。研究发现:(1)杠杆失衡产生的微观机制在于信贷错配,由于预算软约束与政府隐性担保,国有企业具有投资对利率不敏感、利率对杠杆不敏感的双重非敏感性,在面临负向冲击时能够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得信贷支持,从而累积了高杠杆。(2)杠杆失衡将扭曲经济结构,使资源流入以房地产与地方平台为代表的国有企业部门,造成实体产业空心化,民营部门活力降低,从而降低产出水平与经济效率。(3)货币政策受到信贷错配与杠杆失衡的掣肘,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经济结构扭曲,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无法解决国企的高杠杆问题,对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与产出的负向影响反而更大。因此,去杠杆不能付诸于一刀切的紧缩政策,需要结构性去杠杆,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土地财政抑制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信贷错配视角的分析

基于一般均衡框架,考量房价、土地财政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摩擦时,土地作为重要的抵押资产,房价波动和土地财政会扭曲创新资源的配置,在短期和长期对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短期房价上升通过土地财政推动政府支出增加和总产出扩张,同时带动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当面临新的投资机会时,企业可以通过出售房产,缓解流动性约束。但在长期,土地财政引致的政府债务挤出了企业信贷,部门间信贷错配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同时高房价会导致企业转移部分资源投资房产,部门内资源错配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创新,从而降低了长期经济增长率,政府增加土地供给,则会弱化政府债务对企业创新要素的挤出效应。

信贷错配、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

文章选取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对信贷错配、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了信贷错配在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竞争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信贷错配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信贷错配能够削弱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相关性。

中国信贷错配收敛性及其时空演变——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9年信贷数据的分析

合理配置信贷资源既是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路径,也是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基于信息熵构建地区信贷错配测算模型,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信贷数据,采用俱乐部收敛方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实证考察中国信贷错配的收敛性与时空演变。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传统σ收敛和β收敛分析法可能存在的偏误基础上,俱乐部收敛方法的分析发现中国信贷错配在总体上不存在收敛特征,而是收敛于4个不同稳态水平的俱乐部,其中东部和西部发散、中部收敛;中国信贷错配水平存在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信贷错配基尼系数总体上呈现出一个较明显的下降趋势;相较于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影响中国地区信贷错配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区域内差距。鉴于中国配置明显受到地理分布、区域金融政策、资源禀赋、不同所有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需要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加快建立地区间分工与合作机制,促进信贷配置的均衡化和公平化,应在推进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制定金融差别发展战略,避免“一刀切”式改革,防范金融市场内生风险。

晋升激励、信贷错配与高货币化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处于高货币与低增速并存的阶段,即货币化率持续走高,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探讨了地方政府的干预对这一现状的影响效果,并利用2003—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锦标赛晋升机制下,有了干预经济的动机;地方政府通过倾向国有企业和房地产部门的信贷政策,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导致高货币化率上升。通过阶段性分析发现,2008年以前地方政府干预下的信贷资源配置并无显著差异,而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干预显著影响了信贷资源配置,导致货币政策失效,推高了货币化率。通过探讨晋升激励对高货币化率的影响机制,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及未来重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此来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银行信贷错配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从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两个方面设置空间性权重矩阵,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2007—2015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银行信贷配置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不同地区间存在信贷错配现象,并有明显的空间相关特征。估计结果显示,地区信贷错配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不利影响。央级政府在制定信贷政策时,既要考虑地区信贷的异质性,又要考虑地区间信贷流动的平衡;应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水平和潜能,设定与其相匹配的信贷资金分配机制;对信贷短缺地区增加资金投放量的商业银行,政府在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上应有所降低。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广州信贷错配影响贸易摩擦缓解的机制研究

信贷资源错配是广州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功能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出口贸易竞争先后经历数量扩张到量变和质变有机结合的发展阶段,不同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方面的能力以及面临的风险程度各不相同。通过将从所有制差异、要素密集差异等企业异质性特征出发,在从整体平均视角识别信贷资源错配对贸易摩擦缓解的影响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挑战的异质性表现,为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缓解对外贸易摩擦,助力广州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金融科技背景下银企信贷供求错配问题破解路径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与企业发展需求能否高度匹配是检验金融服务质效的重要一环。本文梳理了金融科技及银企信贷供求错配的内涵与衡量方法,从成本驱动、信息披露驱动、风控驱动与普惠驱动四个方面阐述科技缓解信贷错配的内在机理,认为金融科技可从基建升级、信息壁垒消除与素养提升等具体路径实现银企信贷供求的匹配。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应更多关注数字信贷下的系统性风险传播与用户信息安全防护、银行信贷与互联网金融的有机衔接、供需双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保障,通过科技与管理模式的创新,助力我国数字信贷业务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