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 ,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宋代监修国史和提举修史制度变化考

宋初沿袭唐、五代以来次相监修国史的制度,在仁宗朝变为首相监修的同时,建立起以临时命官提举为特征的修史制度,监修国史逐渐变成了一个徒有监修之名而无监修之责的虚职。元丰五年以后,监修国史之职不再除授,修史但以提举修国史系衔。南宋绍兴三年恢复监修国史制度,九年又恢复提举制度,使监修、提举分领日历和国史的修撰。绍兴二十六年,监修、提举为左、右宰相分领,遂成为定制,相位虚,则由参知政事权领。

论辽代监修国史制度

辽代监修国史沿袭唐代,又有自己的特点,从监修国史的任职资格、人员出身及职能,基本上沿用唐代后期的制度,并将其完善和发展。辽代监修国史制度对金、元产生深远的影响,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唐初监修国史及刘知几对监修国史的批评

唐初监修国史设于贞观三年 (62 9) ,之后形成定制。终太宗一朝 ,监修国史只有房玄龄一人 ;太宗以后 ,监修国史人员大增。监修国史作为主管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官员 ,其职责不同于一般的修史人员 ,具有特殊性。刘知几对监修国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监修国史作为史馆制度下的产物 ,它的出现是必然的 ,并且具有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 ,刘知几对监修国史的批评过于武断。

宋代国史修撰机构更迭考

自唐太宗贞观初年设史馆于禁中,修撰本朝国史便成为此后历朝所沿袭的重要制度之一。宋代立国后,在承袭唐朝及五代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史馆机构,逐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史馆、国史院、日历所、起居院、实录院等在内的划分详细、分工明确的史书编写系统。这些编史机构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兴废不止,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轨迹。仅宋代的国史编撰机构就经历了史馆、修史院、编修院、国史院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自修《南唐书》,三次修国史诗家陆游的史家生涯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一日晨,临安皇城德寿宫内,56岁的赵构自深梦中醒来,感觉通体舒畅,晨曦初露,晨风送爽,这一夜睡得很沉,自决定要退位后,他那颗煌惶的心,终于有些安定下来。6岁就进宫的赵春,今年已经36岁了,应该要负担起国家的重任,自己在位35年,这个皇帝,做得太窝囊,他受够了,他要过几天不再担惊受怕的日子。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何宛英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

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

对于包括元修三史在内的全部《二十四史》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封建统治阶级在评价这些史书时,首先着眼于义例、观点——即所谓“书法”;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史书之所以应当受到重视,在于它们的史料价值。关于修史者的立场、观点当然也需要研究,因为不如此就无法正确估计史实的可靠程度。本文主要是从宋、辽、金史研究工作的实际出发、谈谈对元修三史评价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简论我国的官修史传统

简论我国的官修史传统李必忠我国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就很重视历史事实的记载。商朝的甲骨文和两周的金文，虽然以记载当时的祭祀和战争为主，《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但从殷商的卜辞和周朝的钟鼎彝器的铭文看，在“祀”与“戎”以外的许多重要国家大事，...

宋朝日历纂修考

我国日历之修,肇始于唐代。现存文献中有关唐修日历的记载极为少见,当时似只是偶尔进行,尚未形成固定的编修制度。五代后周显德中,亦曾令“端明、枢密直学士编记言动《内庭日历》则虽有日历之名而实属起居注一类,与宋朝所修日历迥然有异。宋朝日历,以时政记、起居注为基本依据,参考政府各级官署之档案文书,乃至臣僚之家所上墓志铭、行状,“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是囊括一代史事的资料长编,为进而修撰实录、国史诸书之根柢。

唐初修史机构辨

以往治史学者大都认为:唐初曾设史馆修五代(梁、陈、齐、周、隋)史。〔注〕对此,我以为很值得商榷。《旧唐书·职官志》说:“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新唐书·百官志》也云:“贞观三年,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馆称,以宰相莅修撰。”《唐大典》则更明确指出:“贞观初,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卷九)以上史料说明,史馆“专掌国史”,宰相亦“监修国史”。所谓“国史”,即本朝史,也就是唐的当代史。

民国时期国史馆筹备过程中对档案的收集

民国时期的国史馆于1947年方始设立,但其筹设之议可以追溯到民元。早在1912年3月,黄兴等人曾联名呈请设立国史院,撰辑中华民国建国史,宣彰辛亥革命之功绩。孙中山先生欣然批示,深表赞同。不久,袁世凯窃位,年底设国史馆,历五年,成绩聊聊,形同虚设。此后,设立国史馆一事迭有提案,直到1940年国民党政府已局促于巴蜀一隅,才于重庆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至国史馆开馆为止,正式筹备期为七年。

《旧唐书》的修订与研究

《旧唐书》二百卷,题名五代晋刘昫撰,原名《唐书》,自欧宋《新唐书》出,始有《旧唐书》之称。这书好的刻本很少,据我们现在所知有:一、百纳本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本(此本现藏北京图书馆,见该馆善本书目),缺卷以明嘉靖间闻人诠覆宋本配补。这算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了。二、乾隆四年刻的殿版二十四史本和道光二十三年刻成的岑建功刊本,附有《旧唐书逸文》十二卷。除殿本外,岑本。

《旧五代史》究竟始修和成书于何时?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辞海》“旧五代史”条:“宋薛居正监修,参加修撰的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人。修于太祖开宝五年至六年间(972—973年)。”同书“薛居正”条却说:“开宝六年(973年)卢多逊、扈蒙等受命修五代史,也由他(薛)监修,今称《旧五代史》。”查《辞海》

早期儒家经典关于火灾和消防的记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修史的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断,有赖于历代国史的编修。历代史学家又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修史传统。在早期的儒家经典中,对记述火灾和消防贡献最大的是《春秋》和《左传》。春秋时期,各国都设有史官专修国史,但保存下来比较完整的,只有《春秋》一部了。

中唐《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中唐社会剧烈振荡,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最初是啖助《春秋》学兴起,“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继而是文学上的古文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史学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发展较经学、文学缓慢,兼而又受到经学的影响,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变化景况。本文仅就《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略陈管见。一中唐新起的《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上。史学功能问题,中唐以前大体存在惩恶劝善、取鉴求治两种基本认识。惩恶劝善,主要是向“为国家者”强调“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取鉴求治。

宋代《三朝宝训》篇目考

宋代《三朝宝训》篇目考许振兴“宝训”是宋代官方记载君主嘉言善行和治国经验的一种崭新史书体裁，也是嗣位君主在经筵讲读时学习祖宗事绩的一种创新帝王学教材。可惜，两宋先后编纂的十多种“宝训”，今已无一完帙传世，这便在客观条件上为学者们的研究增添了不少困难，...

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制度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在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和评价史学在国家治理、政权巩固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中的作用,通过强化监修国史制度和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健全史馆修史制度、完善史官设置、以政令形式确定史馆史料来源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史馆修史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发展,成为封建政权得力的统治工具。

唐著作郎官社会角色变迁及其与碑志文之关系

唐著作局隶属秘书省,置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四人。历代以来,皆以著作郎官领史职,专掌史任。贞观三年,太宗别设史馆于禁中,史官从秘书省中独立出来。自此以后,著作郎官不再负责修国史,而改任专司撰制碑志文等。对于这次职责重新划分的重要性,学界多专注于史馆的独立对于史学的意义和价值,而很少关注著作郎官社会角色变迁之后,其生存状态和创作心态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其对碑志文体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从社会角色转换入手,探究著作郎官生存状态和学术活动的变化,并借此考察碑志文体流变的外部表征和内在动因。

辽朝史官考

契丹族虽然起自朔漠,以游牧为生,但一向倾慕中原文化,摹仿学习,不遗余力。建立辽朝以后,也承袭历代的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修史机构,以纂修本国国史。辽代史官的设置,大约始于太祖初年。据《辽史·耶律鲁不古传》记载,鲁不古是太祖阿保机的“从侄”。太祖初创契丹国字,鲁不古就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这是辽代有史官的最早记录。契丹国字有大、小两种,大字相传为阿保机创制,时间在神册五年(920年,五代梁贞明六年)。小字相传为太祖弟迭剌因回鹘语创制,时间稍晚,当在天赞年间(922—925年)。鲁不古所赞成者为契丹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