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鄠县修城碑》历史价值初探

金人靳康侯为纪念鄠令刘公修城而撰写《鄠县修城碑》,该碑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鄠县重修城池的具体情况,主要阐述了鄠县修城的时代背景与原因,反映金代县级城市城池建设与城市规划,颂扬金代鄠县当地官员的良好德行,碑文本身又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现存关于金代修城碑刻数量不多,篇幅长者更是屈指可数,此文作为不可多得的反映金代鄠县地方历史文献,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略论明清时期的修城经费——以湖北为中心

在公共工程中,修城有着独特的意义。大致而言,明清时期湖北修城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国家直接拨款和地方政府的筹措;二是摊征于民;三是私人捐助。朝廷拨款主要针对军事、政治、经济地位重要的城市,这种官帑分配的不平衡性显示出朝廷将城作为控制地方的中心。而大多数城池的维修经费则主要来自地方。对于士绅在修城中的作用不可高估,通常由地方官对其劝捐。通过与农田水利工程的比较,我们更能理解城对社会各阶层意义的不同。

圮而不修:明代中都修城与地方政治

明代凤阳贵为中都却城池久废，后人多将原因归结为修城有碍风水，事实上资金短缺才是阻碍中都城墙修筑的核心问题。中都城墙规模宏大，修缮所需资金浩繁，凤阳地方无力筹措经费，完全寄希望于朝廷，朝廷认可修缮城墙的动议，但不愿拨发资金。由于资金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中都修城虽讨论百余年却始终未曾开工，最终酿成“凤阳之变”。地方官府本应有积极主动的修城作为，但朝廷的财政控制削弱了府、县官府的施政能力，卫所的存在又进一步瓜分了地方官的权力，限制了其行政作为的空间，使地方官员既难以有所作为，也不愿冒险行动，呈现一派行政怠惰景象。

论元代余阙《合肥修城记》的地方历史文献价值

合肥人余阙是元朝第一忠臣,为记元末合肥修建城墙撰写了《合肥修城记》。该文详细记录了元末合肥城墙的修建情况,描绘了宋元时期合肥良好的民风民俗,颂扬元末合肥地方官员懿德,道出他本人是合肥人及元代城墙修建政策的改变,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通过分析该文所含有的有关合肥的信息来揭示元末合肥社会实态,并用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全面论述了该文作为合肥历史文献的价值。

修城“不积极”——明代筑城史的重要一面

从湖广等地的情况来看,有明一代,偏安之地城池迟迟未建、安定时期任其圮坏等"不修城"的情形颇为常见。官民财力匮乏、不利的地形环境、官员因循苟且、舆论习于将修城视为劳民伤财等不利条件限制之下,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近乎世风。这种始终无法消除的消极因素对明代的筑城政策及其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明前期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以示体恤民情,以免招致民怨;明廷对各地修城频频申令、施压,但收效欠佳;各地往往迫于"寇盗"威胁及上司督责的压力才兴工修城,而前者的作用尤为突出。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促成了各地广修城池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切合史实,一些流行已久的相关认识亦有修正、澄清的必要。

正定新发现两方明代修城刻石

河北正定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绵延12公里的明代城墙记录着这座古城发展所留下的历史印记,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广西平乐府修城史

明朝建立后,在继续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强化地方治安管理,主要表现就是不断地修筑城墙。既有在前代基础上增修的,也有本朝新建的。本文以地处西南的广西平乐府为例来加以说明,并试图探求其不断修城的根源——明朝赋役沉重,对百姓百般盘剥;自然灾害严重,救灾力度不够。

王安石记体文的观念与实践——以经藏记与修城记为中心

荆公文章繁富,所作记体文亦杰出。他的经藏记《真州长芦寺经藏记》与《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其区别于北宋同类之作的特殊处,或在于打通释教与老庄的界限,相关方面比起苏轼《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早了三十余年。其修城记亦颇有新意。《桂州新城记》将城之不守与礼义缺失二者之间相联系,细究其写法,受欧阳修《本论》的影响较深。明人“文本经术”的评价,也并不仅见于这一篇。综观王安石记文思想与具体写作,他对合理、合体的重视是相贯的。在评价记体文时,王安石最著名的言论是“先体制”而后工拙。不过结合其记体文的实际品评,对体制的重视不仅限于尊体、破体的层面,还包括说理的新颖恰当、见识的高明有素、寄托的准确深远等诸多方面,以此脱记体文之俗。

广州宋代修城铭文砖数种考

宋代是广州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修城次数之多与规模之大,均远超前代,奠定了后世广州城的基本格局。关于宋代广州城建之文献资料相对较多,广州地方军士是宋代广州筑城的主力,出土的多种宋代广州修城铭文砖更加证实了这一史事,并且是研究宋代广州城建之珍贵实物。

黄州故城续考

黄州城经南宋两次全面维修之后主城、子城已合一,但都无北门而只有三个城门,经对三个城门(特别是东门)及其称谓的来历与演变作详尽考证,认为黄州迁治不晚于唐太和时期,由旧州城直接迁到邾城东南十里、南朝陈时才废的东晋西阳郡治上,并未迁入邾城。对与黄州故城关系密切的八字山亦作了初歩探讨。

明前期“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探论——以湖广地区为例

洪武年间,湖广各府级中心城治、西南少数民族等"寇乱"为患地区率皆设立卫所、筑城守御,并辅以巡检司、土司等多重防御力量。在其障护之下,腹里州县安全无虞,实无修固城防之必要。自洪武朝以至宣德朝,湖广地区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各地不修城的情形相当普遍。正是洪武朝奠定的颇为严密的区域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地方安定,为明前期实行这种相对宽松的筑城政策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似乎并不完全切合明前期的实际。

会理,川滇缝隙间的隐秘时光

四川会理与云南只隔着一条金沙江,地处南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川滇锁钥"之称。发达、持久的商旅带来了八方的人和物。明朝初年,开始修城砌墙。100多年后,落魄的状元郎杨慎从拱形门洞穿过。因为"大礼议"他被贬云南,永不召回。会理是他入滇前的最后一个驿站。他曾写下"莫唱离歌惨别颜,蜀云滇月共青山"的诗句,35年的流放生活中,会理到底是他胸中的一处关。关里关外,是不能细述的悲愁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