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损害修复责任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以某公益诉讼案为例

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责任方式之一,但传统的生态修复责任并不能完全承载恢复环境损害的功能。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是环境损害修复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该案得知生态修复责任并不能达到恢复原状的效果,其面临着裁量依据不足、生态修复标准欠缺和损害赔偿责任成本高昂等困境。因此建议用“恢复生态”作为一种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以便与传统生态修复责任的“恢复原状”区分开来,找准生态修复的功能定位,厘清恢复原状与生态修复二者之间的差异,明确恢复生态的责任内容和方式,科学制定生态修复标准,完善资金保障机制等,实现受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的修复。

生态修复责任主体多元化问题探析

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是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生态修复工作复杂繁重,涉及政府、污染者和破坏者、社会公众以及第三方机构等多元主体,而多元主体的治理尚面临责任失衡、参与度不够、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厘清多元主体的责任范围、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建立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是推进生态修复工作整体稳步进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自然观的合理途径。

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阐明与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作为一项环境司法政策,源于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经验的总结提炼,历经了萌芽、发展与逐步成熟的形成过程,其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修复。生态整体主义、系统论和协同治理论可分别从目标整体性、构造体系化与实施协同化等维度阐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理论缘起。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在实现生态环境协同修复过程中存在的理念滞后、适用受限和管理失序等实践问题,建议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修复优先”原则、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扩展性”应用与生态环境修复过程“统合化”管理,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中的体系化运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

生态环境修复是对受损生态环境救济的形式之一。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有适用领域广泛、承担方式灵活及损害修复技术专业的特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受制于生态修复责任承担规则不明确、修复目标设定不合理和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备等因素,修复责任的适用仍存在诸多障碍。对此,为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需优化修复责任承担规则、明确修复目标、规范修复资金的管理,并通过加强行政与司法的联动促进社会监督,从而保障生态环境修复的最优效果。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实证研究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环境损害救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承担方式的正确选择是修复责任得以落实的重要一步。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方式存在修复目标不明确、承担方式适用错位、修复责任表述不规范和替代性修复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由学理分析可知,生态修复应着眼于生态服务功能的修复,修复责任具有行为责任属性,修复费用应归于修复责任的范畴以及替代性修复的适用应以非永久性损害为限。文章还针对性地提出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目标,确立承担机制并理清适用顺序,规范修复责任表述和明确替代性修复适用前提的完善建议。

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规范化构建

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正在广泛适用于司法实践之中。从现行法规定和实证分析来看,呈现出不少问题,例如责任主体、适用条件、承担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有必要进一步梳理相关的规范体系。为此,需要实证考察草原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类型和适用困境,结合现行法规相对散乱、司法实践较为模糊的现状,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构建规范化的草原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规范属性及实现框架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生态环境损害重要的救济途径,但立法间私法抑或公法的规定,极有必要明确其规范属性。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具体阐释为修复整体生态环境,使不特定多数人对修复效果达到可接受的状态,保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利益。然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非等同于恢复原状之民事责任,受制于私法责任实现的技术风险以及割裂利益的趋同性,其无法在私法责任下得到契合解释。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制度保护主体和设立目的出发,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属公法责任。因此,从公法框架建立磋商后责令修复,之后选择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公法框架展现的制度效果远大于私法框架下的制度效果,其有效运行也有赖于其他法律制度保障。

生态环境责任编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确立和完善

我国环境法典编撰在即,其中“生态环境责任编”独立成编,与此同时,环境法的法律责任的独立性、专门性仍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虽在《民法典》中已有规定,但在环境法中缺少相关法律依据。为完善生态修复责任制度,突出其环境法律责任的专门性、独立性,应在环境法典“生态环境责任编”中增加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关规定。针对我国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现实问题,结合美国与欧盟有关生态修复制度经验,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立法模式、适用范围、基本原则、通用规则等方面提出建议,力求在环境法典层面统一、高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条款:价值、困境及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在《民法典》条文中,凸显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视,促使我国环境法律责任制度更加完备,宣示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有所更新。该制度的价值内涵在于体现法律高效的资源配置,明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边界以维持社会秩序,并建构国家与公民修复责任的行为规则。然而,看似完善的制度存在理论与司法的双重难题,需要二者作出回应,如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和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适用顺序和私主体是否具有生态环境修复请求权。因此,该制度可以从两个方向优化:一则适用顺序应当法律化,具体体现在《民法典》和司法解释中;二则私主体的请求权可在法律适用中直接体现。

《民法典》中生态修复责任的功能及其实现

在民法的内部视角下,生态修复责任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责任形式,并且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侵权责任;在民法的外部视角下,生态修复责任条款是民法中的一种外部性限制规范,使民法在其特定范围内承载起修复生态环境的使命。生态修复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功能定位是救济生态环境损害和恢复受到侵犯的生态环境利益,具有一定的公益救济功能。为实现生态修复责任功能的有效发挥,应当完善与之配套的相关规则,包括确立请求权基础规范,细化适用条件规则以及增加衔接性规范。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检视与展望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运用法律工具应对生态环境损害,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肯认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应认识到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在基础概念认识不清、路径选择争议不休、制度构造模糊不定等方面的问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国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未能将该责任推向独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套自成体系的制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国内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未能摆脱传统路径依赖,未能在法律责任而非部门法责任的框架内,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展开讨论。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是新理念引领下的新构造,应从话语考辨、范畴厘定、路径分析、理路建构、实施机制等方面出发,完成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系统建构。

作为刑罚附随制裁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研究

由于对生态环境修复法律性质认识的欠缺,现行法律及配套机制无法满足生态修复的现实需求。环境犯罪侵害的是双重法益,司法实践更偏向于刑罚制裁而忽视生态法益的保护,导致刑事审判中对生态修复的判决多样、经济制裁加重被告人负担、多元主体协调困难、监督验收不到位等问题。生态修复的处罚性质是非刑罚处理方法,应当完善刑罚附随制裁的生态修复责任的立法指引,适当扩大刑罚附随制裁的适用范围,明确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机制,明确多元主体地位,探索以修复为目标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机制;构建附随制裁的生态修复责任运行保障机制,设立生态修复专项资金账户,强化激励机制与生态修复效果监督、验收机制等。

《民法典》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与适用

自《民法典》颁布以来,生态环境修复得到了实体法上的支持,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从逻辑上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应当以法律性质的明确为前提。结合《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和体系安排,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传统民法理论上恢复原状责任的环境法延伸,在《民法典》中写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这一公益性质条款体现出公私法协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价值归旨。面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关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应当结合生态环境修复成本限度的科学前提,明确履行时限,统一修复标准,完善监管体系,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构建起规范意义上的现实路径。

生态修复责任法律困境分析及对策完善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已经纳入到《民法典》中,可见其受到空前重视,但在我国这一制度尚处在初阶阶段,在落地实践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完善生态修复法律制度过程中,为解决难以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及方案问题需要建立互联沟通机制;为解决配套机制不完善需要调整保证金及验收制度;为解决监督管理失守问题需在构建政府内部监管体系的同时建立多元协同监督系统。

污染环境罪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适用的路径优化探析

目前的环境犯罪治理实践中还存在治标不治本、重惩罚轻修复、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基于此,兼具修复、预防、惩罚功能的多主体参与式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实践中逐步受到关注并推广适用。然而其适用主体、启动运行、落实监督等实体性和程序性内容尚未明确统一。为此,可以从犯罪学视角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际适用情况进行剖析,对优化生态环境修复主体责任配置、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程序、强化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监督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扎实有效推进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进程。

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及实现机制

生态修复责任关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实现。中国现行法律中生态修复责任表现为一种行政管制工具和一项法律责任方式。作为一项法律责任方式,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责任是以请求权为基础的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生态修复责任虽有'私法责任'之名,但在私法责任的理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圆满解释和适用。遵照大陆法系公私法的二元划分,生态修复责任实为公法责任。此处的公法责任不同于传统的公法责任体系,是环保行政主管机关依赖公法规范督促监管污染者实施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责任。公法责任属性下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应当建立起以'行政磋商修复+行政责令修复+行政代履行修复'为主导的公法机制。

二元诉讼模式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研究

无论采取何种诉讼模式或者获得何种判决结果,只有环境修复活动完成并符合修复目标,才意味着环境修复责任的最终实现。实践中的赔偿款多数并未用于环境修复,有必要研究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我国现行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以司法为主导并呈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下,影响环境修复可行性的赔偿金的"认领"和环境修复的专业性这两个难题无法通过其履行手段加以化解,相比之下,这两个难题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下相对更容易化解。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模式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履行方面更具有可行性。相应地,针对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提起两类诉讼时,从可行性角度考虑,行政机关不能缺席,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为主。

生态修复责任:一种新型的环境责任形式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生态修复规定为环境侵权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解决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生态修复责任在司法中的实践表现为环境保护的创新,在理论上预示着法律责任体系的革新。受制于生态修复责任基本理论研究的严重不足,生态修复责任的实践与认识陷入了传统法律责任的桎梏。与传统法律责任不同,生态修复责任缘起于传统环境责任形式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局限,指向的法益是生态利益,是污染治理责任的升级、恢复原状责任的生态化、损害赔偿责任的变形,是一种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

生态修复责任之内涵探究

生态修复是指人们借助人工力量对受损或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修理、整治,以使其结构和生态服务功能等回复到较好状态,不同于生态恢复、环境修复等,生态修复责任是指生态主体因实施污染、破坏生态系统的违法行为而依法承受的,对受损或退化生态系统实施修复的强制性、不利性法律后果;生态修复责任不同于生态修复义务或职责,在救济之权利、修复对象的可支配性和可替代性、修复程度等方面与恢复原状存在明显差异,将恢复原状作为生态损害责任不符合生态规律;生态修复责任不是生态损害赔偿的内容,而是生态损害的主要责任方式,生态损害赔偿是生态修复的替代和补充方式。

生态修复责任之多元法律性质探析

传统观点尚未准确认识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致使其无法有效满足生态修复的现实需求。基于环境公益救济体系与环境私益救济体系的观点,生态修复责任应在不同案件中具有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多元法律性质。民事生态修复责任一直与恢复原状等责任承担方式混同使用,现应独立纳入民事责任体系;行政生态修复责任已经在单行法中得到规定,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因“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入,刑事生态修复责任成为生态修复责任的起源,而现实需求与条文规定的空白相冲突,令其发展停滞。可见,准确认识生态修复责任的多元法律性质,将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多方面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