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的外交转变:从《中日修好条规》看近代早期中国对日外交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同东亚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正式建交条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870年,日本派使臣出使中国,请求订约通商;1871年,中日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正式建立近代外交关系。在谈判过程中,清政府根据日本特殊的地理、文化因素,一改同欧美诸国订约时的被动局面,在“一体均沾”“领事裁判权”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根据国家利益采取不同策略。《中日修好条规》基本符合清政府“和戎”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东亚外交由传统的“朝贡体制”向近代外交过渡。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研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与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命运昭示后人: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作为话语实践的中日《修好条规》

作为被传统朝贡册封体系涵盖的国家按照国际法规定的国与国关系进行近代外交建制的尝试,中日《修好条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相关研究非常丰富,近年来更是引发多位学者对其签约过程、性质和影响进行重新讨论。而本文尝试将其放置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视域中展开分析,从《修好条规》谈判及签订过程中知识与权力的联结,条约文本的语言、翻译和修辞等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中日《修好条规》之于近代东亚世界的意义。

试论《中日修好条规》的不平等性

学术界对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是否平等的问题存有争议,其根源在于采用了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两种不同的标准。该约的签订程序按国际法的标准是平等的,但其内容按国际法的标准则存在着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的方面。其签订目的和效果按国际关系史的标准看,是日本用修约的方式为日后"合法"入侵朝鲜所做的准备。

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与《中日修好条规》

1872年日本政府在英美使节的劝告下对秘鲁国马里亚·老士号船贩卖苦力一案进行了裁判,史称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为处理此案中国派出了第一位赴日的外交使节陈福勋。就在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中日双方正式交换了《中日修好条规》的批准书,自此两国以对等的姿态步入了近代外交。在双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批准书的过程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的作用不可忽视。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意义

19世纪70年代,在欧美列强的侵略、清政府腐朽统治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越来越深。而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日本,则开始寻求向外扩张,企图与中国签定类似于欧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以谋求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开始了围绕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外交交涉,这也开启了两国近代外交关系。

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

《中日修好条规》历来被视为近代中日两国的唯一对等条约。可嗣后清朝藩属国的次第丧失事件和台湾日据事件每每被处理成彼此无涉的孤立个案等研究现状表明,中国学界对于条规本身的对等属性问题尚缺少体系性的反思。事实上,肇端于牡丹社事件的日本征台、巧取琉球、并吞朝鲜以及甲午战后的割占台湾等事件,无一不根源于条规这一法理前提。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意味着,条规的签署,不但让中方丧失了东亚的传统核心地位,还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恶用下无法不弃琉保台、弃韩自保直至割台苟安。近代以降东亚世界的整体变局和日本对邻国的侵越与压迫,亦始自条规,成于条规。

李鸿章与《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提起李鸿章人们就想到不平等条约,可他也签过平等条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

外交文本修辞的背后——中日《修好条规》考论

中日《修好条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但实际上条规的草拟和签订过程却一波三折,背后隐藏着种种博弈。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长达一年之久的缔约过程中的草案和条约正式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到在文本修辞背后,中日双方展开了一场国际政治和文化斗争。

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 ,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 ,权利义务对等 ,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 ,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 ,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昭示后人 :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 ;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 ;

《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

李鸿章与日本

李鸿章与日本刘世华李鸿章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考查李鸿章政治生涯与日本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全面地了解李鸿章，公正地评价李鸿章。同时，反思李鸿章与日本竞争失败的原因，可以启迪肩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一代中国人。一李鸿章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

李鸿章与近代唯一的平等条约

李鸿章一生中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他主持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则是近代唯一的平等条约。１８７０年日本向清政府提出订约要求，目的是要攫取与西方列强同等的侵华权益。李鸿章一开始就赞同与日本缔约，主张签订平等的中日条约，“联络东洋以牵制西洋”，表明他当时已经具有初步的近代外交观念，其外交思想具有一定的主动进取性。李鸿章等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终地挫败了日本的侵略意图，取得了谈判桌上的胜利。然而。

关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历史思考——以1871年、1978年条约为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至今的20多年间,中日两国史学界关注与讨论的近代中日关系史,在总体认识上,其共通之处是都承认了对立、对抗关系乃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以及在一定阶段(主要是甲午到抗日战争的半个世纪)中日关系所呈现的侵略与反侵略(或加害与被害)的历史主题;其分歧点主要是在较长时段(近百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是否还同时存在着交流、合作乃至于依存、竞存的相互关系的历史,以及如何认识这个史实的问题。笔者选取1871年9月的《中日修好条规》与1978年8月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视角,深化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的主题之认识,分析近百年中日关系的演变过程,总结其历史主题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展现的"和平""友好",作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永恒主题,既是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总结,也是两国关系继续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错”与“分歧”--围绕领事裁判权问题

围绕"修约"中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作用,迄今尚未有将从近代中日关系确定的《中日修好条规》签订至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纳入视野的研究,即便在"不平等条约"的探讨中,关于其平等—不平等的状态、单边性—双边性的意思,很难说根据当时的脉络进行了充分的考察。1871年,缔结《中日修好条规》时,中日两国在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这一点上有着"交错"。但是,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开始与欧美修约,走向否定领事裁判权相互承认,于是,中日两国前进的道路产生了"分歧"。再经过32年,1903年,在相互不承认领事裁判权的方向上,两国似乎再次"交错",这也是其后长达40年日本持续拒绝中国要求撤废领事裁判权这一新的"不相交错"路程的开始。

从1871年中日立约看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标志着近代中日的建交。这个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它是由李鸿章最早主持谈判和缔结的一部条约,其中毫无疑问体现了李鸿章的早期外交思想:一是"外须和戎"的对外媾和思想;二是"联日以制泰西"的"以夷制夷"思想;三是积极谋求国际地位平等的外交思想。

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

18 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两国在近代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在订约及交涉过程中 ,李鸿章等人吸取过去与欧洲各国立约的经验教训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 ,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于我不利的要求 ,积极维护国家利益。但传统儒家思想依然是李鸿章等人的主体思想 ,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