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治现代化期待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经纳入立法规划,本次修法的指导思想是吸收司法解释和解释性文件的合理规定,巩固司法改革成果,回应司法实践需要,遵循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通行的标准,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此次改革不应采取“修正案”模式,而是采用法典化模式。该次修改应从体例结构到原则、制度和程序进行全面修改。在基本原则中当务之急是增加“无罪推定”和“直接言词”等原则。此次修法应当大幅度增加相关条文,至少增加至500条以上,一审程序应当增加至70条以上。修改应具有前瞻性,能保证适用30年以上。修改内容除了一审程序外,此次修法重点是辩护制度和证据制度。“特别程序”中应增设“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诉讼程序”“涉外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和“涉老案件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设计学习活动 优化习作修改教学

修改能力,是体现写作水平的重要指标;习作修改,是写作教学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习作修改教学不尽如人意,习作修改的缺位或越位是其主要原因。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总结提炼有效的习作修改教学策略:设计修改活动,确保学生修改主体地位;内嵌学习元素,让学生自觉修改;打组合拳,让修改教学结构化。

基于变色龙哈希和可验证秘密共享的联盟链修改方法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征。现有的联盟链系统在数据上链后会全程留痕,当出现敏感信息或恶意数据时无法处理,或处理后区块链分叉、中断。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变色龙哈希和可验证秘密共享的联盟链数据修改方法。首先,把变色龙哈希的陷门再分配给身份节点,从而将发起修改者与实际修改者进行隔离;其次,为保证再分配值的正确性,将不同时间周期变色龙哈希所对应的数据设为可验证数据,用验证节点上传承诺到可验证数据,并用提案节点通过承诺验证秘密共享值;最后,为防止节点作恶,提出基于奖励金机制的数据纠正方法提高节点纠正作恶的积极性,降低作恶的可能。在中山大学区块链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InPlusLab开发的DApps数据集上进行实验的结果表明:当恶意节点数30个时,所提方法相较于用传统变色龙哈希修改联盟链数据的方法在处理恶意节点的效率方面提高了44.1%;当恶意数据量达到30条时,在处理恶意数据的时间上缩短了53.7%。

基于双默克尔树区块结构的交易粒度联盟链修改方案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区块链为底层架构的信息系统已应用于包括数字货币、供应链等众多领域。在监管和实际应用双重需求的驱动下,可修改区块链技术因能够进行安全且权责分明的数据治理而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然而,目前的修改方案中仍然存在修改权限过度中心化、修改效率不高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交易粒度联盟链账本修改方案,构建了双默克尔树区块结构,利用椭圆曲线加密和迪菲-赫尔曼秘钥交换技术将变色龙哈希陷门信息(即变色龙哈希私钥)加密存储在区块中,降低密钥分发的系统通信开销。在此基础之上,通过默克尔树将修改权与用户绑定,修改提案受权限节点投票审查,有效防止了修改权的滥用,进一步提高了区块链系统的监管问责能力。实验表明,该联盟链账本修改方案的算法执行速率整体达到毫秒级,并大幅降低了链上数据修改操作的额外开销。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曹禺《日出》“戏剧二版”之谜——兼及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新文学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订,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尽管现当代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资料已经进入到一个说不清楚的阶段。同时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修改本大多采用“忽略不计”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围绕曹禺《日出》“戏剧二版”的诸多疑问的讨论,力图展现诸修订版本生成过程背后隐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出版机构以及文化组织结构的变动,探讨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

数字时代带来了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从而给刑事诉讼提出了应对这些变化的新需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应当在遵循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需求作出回应。在制度层面上,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实现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应当允许分公司成为政府采购供应商——关于《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修改建议

本文作者认为,分公司作为一类重要的市场主体,政府采购不宜将其排除在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允许分公司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是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营造公平、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是政府采购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一步。

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维语场景文字修改网络

通过对维语的场景文字检测与识别研究发现,人工采集标注自然场景文字图像是耗时耗力的,因此人工合成的数据是作为训练数据的主要来源。为获得更加真实的数据,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维语场景文字修改网络,利用高效的Transformer模块构建网络,充分提取图像全局与局部特征来完成维语场景文字图像修改,并添加微调模块,对最终结果进行微调。采用WGAN思想策略训练模型,可有效应对模型崩溃以及梯度爆炸等问题。通过在英文-英文,英文-维文的文字修改实验来验证模型的泛化能力和鲁棒性,无论在客观评价指标(SSIM、PSNR)还是视觉上均取得不错效果,并在真实场景数据集SVT以及ICDAR 2013上进行了验证。

飞机零件制造系统中的实例修改算法优化

针对飞机零件设计过程的复杂性和重用性低等问题,选择一些对零件制造有较大影响的参数,以优化设计需求。以往的案例都是将问题和解决方案放在一起当作案例的属性,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且在实例修改部分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相似度的计算方法纷繁复杂,权重的分配又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因此这里提出了一种新的通过问题-解决方案关系信息集成的方法,和传统的加权均值不同,该算法通过将相似度矩阵和关系矩阵相乘来计算每种检索实例的加权因子,通过矩阵乘法来构造混合加权矩阵,进行实例修改。将其应用到飞机零件制造系统中,达到智能化设计的目的。以典型飞机零件为例,证明了这种方法的适用性,并且能够有效提高设计结果的可用性和准确性。

浅析放弃式修改

放弃式修改是一种常见于化学领域的特殊修改方式,《专利审查指南》(2023)(以下简称《指南》)对该种修改方式仅以连续数值范围的修改为例给出了示例性指引,从而导致审查实践中对其判断规则的理解和具体操作方式存在一些含糊不清之处。文章结合具体案例,在与其他国家/地区专利局类似规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指南》中的相关规定以及设定相关规定的缘由进行梳理,给出了申请人在撰写专利申请时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以及审查员在面对放弃式修改的答复意见时应该如何处理的建议。

基于发射天线选择的修改转发协作D2D网络的物理层安全

为了进一步提升与蜂窝网络共享频谱资源的解码转发(decode-and-forward,DF)协作终端直通(device-to-device,D2D)网络的物理层安全(physical layer security,PLS)性能,提出了一种D2D发送端采用发射天线选择(transmit antenna selection,TAS)的修改转发(modify-and-forward,MF)协作D2D-蜂窝网络PLS模型。配备多根发射天线的D2D发送端采用TAS技术,选择使D2D发送端至MF中继节点链路信干噪比最大的天线发送信号;中继采用MF协议将解码得到的合法信息进行修改后再转发,以避免被动窃听者能够解码出此阶段发送的合法信息,从而改善了D2D网络的PLS性能。推导了MF协作D2D网络的安全中断概率、非零安全容量概率和渐近安全中断概率的解析表达式,并与DF协作D2D网络的PLS性能进行对比分析。数值计算与仿真结果表明,MF协作D2D网络的PLS性能优于DF协作D2D网络,并且增大D2D发送端的发射天线数量,可以增强D2D网络的PLS性能。

翟理斯编译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诗歌翻译修改研究

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学界多有研究,其中的翻译修改却鲜有涉及。本文以5部收录翟理斯诗歌翻译的编译著作为语料来源,辅以其他文献资料,对比其中诗歌译文的前后修改,分析其翻译修改的具体表现与动因。研究发现,翟理斯诗歌翻译修改类型主要有9种,即整体重译、增译、短句修改、时态改变、标题修改、诗节修改、标点修改、字母大小写修改与内副文本信息修改。受自身翻译观的改变与外界因素影响,翟理斯进行修改时对前译的语法句法、语义表达、整体风格都有所改动。深入研究翟理斯的诗歌翻译修改有利于揭示翻译的动态生成性。

从增加技术特征的角度浅谈修改超范围的问题

专利法第三十三条是实质审查过程中经常会使用的条款,也是审查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向权利要求增加技术特征属于对权利要求常见的修改方式,而对于将说明书具体实施方式中记载的技术特征增加到权利要求中是对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可能会有不易察觉的超范围的内容。文章从立法宗旨出发,给出了权利要求中增加的技术特征在申请文件中有明确文字记载时修改超范围的判断方法,并结合三个案例,分析了对权利要求中增加的技术特征虽然说明书中有明确文字记载,但当割裂了技术特征、忽略了并列技术方案技术特征的组合时,也可能会导致修改超范围。

世界文化遗产边界重大修改案例研究——以系列遗产为例

世界文化遗产的“边界重大修改”,是对系列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加以支撑、雕琢和提升的途径之一,在申报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现存世界遗产边界重大修改案例,主要以扩展形式体现,即纳入系列组成部分的同时对原有遗产的完整性和文化价值做必要的进一步补充。本文在全面收集世界文化遗产边界重大修改项目资料的基础上,选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反映系列扩展、系列扩展+、系列扩展+局部缩减、系列移除四种模式的罗马帝国边境、荷兰水防线、格拉特修道院等3处遗产案例,并对边界修改的原因、类别以及修改前后遗产构成、完整性、价值特征、文化价值等进行对比分析。基于此提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可考虑以“西天山及其余脉的水资源体系”为系列属性,采用系列扩展+的模式,逐步将七河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盆地、乌什鲁沙那、索格德、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丝绸之路遗址纳入系列扩展,作为天山廊道中“西天山及其余脉水系”大文化区的组成部分。该扩展模式相比目前中亚各国相继开展新申报,具有更多优势。

浅析化学领域专利审查中数值修改超范围问题

本文通过对化学领域三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在审查过程中关于化学领域数值范围修改超范围的问题,尤其涉及单个数值范围修改和多个数值范围同时修改是否超范围,浅析了在判断修改超范围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并根据所涉及数值的技术特征之间是否存在紧密联系、一一对应的关系,尝试归纳总结出类似问题的一般判断方法。

专利审查中修改超范围的探讨

针对审查实践中对于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范围常常存在不一致观点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中日韩三国对申请文件修改的相关规定,找出了三者的异同,并结合具体案例阐述了如何把握修改超范围的尺度。本文指出考虑修改超范围,应兼顾申请人利益和公众利益;我国目前对申请文件的修改较为严格,建议可从技术贡献的角度整体考虑新加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