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监察法》的原理、原则与建言

与时俱进修改《监察法》,蕴含着具有“发生学”意义的政理、哲理和法理。其政理为“保持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高度自觉”,其哲理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其法理为“以良法引领推进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修改《监察法》的基本原则,应坚持以政治为统领、以人民为本位、以问题为导向、以系统为理路。新修《监察法》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研究成果和实务部门探索出的成功经验,体现了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法治原则,增强了监察全覆盖的有效性和反腐败工作的实效性。其进一步完善可通过未来修改《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方式,从党的领导、纪监一体、监司衔接、行贿惩治等方面入手。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词汇可读性研究——以亚历山大英译《三国演义》自我修改为例

论文基于亚历山大英译《三国演义》1861年初译本《中国史之一章:司徒的计谋》和1869年自改本《貂蝉:一部中国戏剧》的语料库,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指导下,借助TAALES工具,提取39项词汇指标,探究亚历山大初译本和自改本的词汇可读性差异。整体看来,自改本词汇可读性高于初译本。从心理语言学标准来看,自改本词汇更具体,更易于在读者脑海中形成清晰的意象。从词汇习得年龄来看,自改本词汇更容易被不同年龄层的读者理解。从词汇语境独特性上看,自改本词汇所含的信息量较少,词汇难度更低。论文提出修改动因可能与译本体裁及受众、译者身份、社会反响和市场导向等因素变化有关。论文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分析译者的修改行为,促进中国经典文化的传播。

面向程序员编程过程中重点代码修改识别研究

软件的持续变化增加了维护的复杂性。为提高维护效率,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抽象语法树(Dynamic Abstract Syntax Tree,DAST)的重点代码修改识别方法。传统的修改识别方法主要依赖语法分析,忽略了程序语义的重要信息,导致识别的精度和粒度受到限制。通过DAST提取出代码的重点信息,结合语法结构和语义信息,以提高程序员在编程过程中重点代码修改识别的准确性。同时,引入了注意力机制,进一步突出重点代码的频繁修改区域。最后在版本变化和三个不同程序员的数据集上进行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重点代码修改识别方法相比,该方法在准确性和稳定性方面均有提升,验证了在重点代码修改识别任务上的有效性,从而提升了软件维护效率。

基于语言学试论高一作文二次修改中的语言优化策略

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新课标语文课程首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处于承上启下阶段的高一学生因阶段特殊性和学习最近发展区等影响,在写作中的语言表达存在诸如单字使用出问题、词语和成语未用准、句意的表述不到位、语言情感缺感染力等问题,导致写作文章整体语言质感较差。基于语言学基础知识,可从语法、炼字、炼句、炼情等方面,探求高一学生在写作能力提高训练时,进行文章二次修改的语言优化。

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法治现代化期待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经纳入立法规划,本次修法的指导思想是吸收司法解释和解释性文件的合理规定,巩固司法改革成果,回应司法实践需要,遵循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通行的标准,反映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此次改革不应采取“修正案”模式,而是采用法典化模式。该次修改应从体例结构到原则、制度和程序进行全面修改。在基本原则中当务之急是增加“无罪推定”和“直接言词”等原则。此次修法应当大幅度增加相关条文,至少增加至500条以上,一审程序应当增加至70条以上。修改应具有前瞻性,能保证适用30年以上。修改内容除了一审程序外,此次修法重点是辩护制度和证据制度。“特别程序”中应增设“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诉讼程序”“涉外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和“涉老案件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与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具有与刑事诉讼紧密捆绑的阶段性特征。更好地调整《刑事诉讼法》与未成年人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中涉未成年人部分修改的基本立场,并处理好两个整体性问题。一是通过吸收未成年人专门法律的普适性内容、根据其他涉未法律的新规定新增或调整专章规定、为其他法律中新增的涉未制度提供程序支撑和吸收已有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内容,来有效对接其他涉未法律规范。二是通过减少刑事诉讼整体框架和普通程序对涉未特别程序的限制,明确与成年人案件规定的梯级递进关系,来处理好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本次修改还应当整体增补与未成年被害人相关的规定,对转处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体系化与优化,并明确低龄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程序的基本设置。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对数字时代新需求的回应

数字时代带来了犯罪形态的显著变革、诉讼主体的更新可能和新兴权利的现实影响,从而给刑事诉讼提出了应对这些变化的新需求。在《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应当在遵循开放与审慎并重的基本立场、衔接《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吸收刑事司法领域其他规范性文件合理规定的基础上对这些新需求作出回应。在制度层面上,应当从技术应用的规制与人的主体地位的强化、辩方力量的补强、数字权利的有选择吸收三个方面展开,实现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设计学习活动 优化习作修改教学

修改能力,是体现写作水平的重要指标;习作修改,是写作教学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习作修改教学不尽如人意,习作修改的缺位或越位是其主要原因。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总结提炼有效的习作修改教学策略:设计修改活动,确保学生修改主体地位;内嵌学习元素,让学生自觉修改;打组合拳,让修改教学结构化。

基于变色龙哈希和可验证秘密共享的联盟链修改方法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征。现有的联盟链系统在数据上链后会全程留痕,当出现敏感信息或恶意数据时无法处理,或处理后区块链分叉、中断。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变色龙哈希和可验证秘密共享的联盟链数据修改方法。首先,把变色龙哈希的陷门再分配给身份节点,从而将发起修改者与实际修改者进行隔离;其次,为保证再分配值的正确性,将不同时间周期变色龙哈希所对应的数据设为可验证数据,用验证节点上传承诺到可验证数据,并用提案节点通过承诺验证秘密共享值;最后,为防止节点作恶,提出基于奖励金机制的数据纠正方法提高节点纠正作恶的积极性,降低作恶的可能。在中山大学区块链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InPlusLab开发的DApps数据集上进行实验的结果表明:当恶意节点数30个时,所提方法相较于用传统变色龙哈希修改联盟链数据的方法在处理恶意节点的效率方面提高了44.1%;当恶意数据量达到30条时,在处理恶意数据的时间上缩短了53.7%。

从队章修改看少先队75年发展历程及启示

少先队章程是少先队的基本法规。队章修改的历程,是少先队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本文通过历史文献分析和政策文本比较,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9次队章修改,从少先队的性质及目的、少先队的标志礼仪、队员、少先队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制度等4个重要方面分析不同版本队章的关键差异,探讨队章修改对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启示,以期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提供历史经验和实践指导。

基于双默克尔树区块结构的交易粒度联盟链修改方案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区块链为底层架构的信息系统已应用于包括数字货币、供应链等众多领域。在监管和实际应用双重需求的驱动下,可修改区块链技术因能够进行安全且权责分明的数据治理而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然而,目前的修改方案中仍然存在修改权限过度中心化、修改效率不高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交易粒度联盟链账本修改方案,构建了双默克尔树区块结构,利用椭圆曲线加密和迪菲-赫尔曼秘钥交换技术将变色龙哈希陷门信息(即变色龙哈希私钥)加密存储在区块中,降低密钥分发的系统通信开销。在此基础之上,通过默克尔树将修改权与用户绑定,修改提案受权限节点投票审查,有效防止了修改权的滥用,进一步提高了区块链系统的监管问责能力。实验表明,该联盟链账本修改方案的算法执行速率整体达到毫秒级,并大幅降低了链上数据修改操作的额外开销。

无罪辩护视角下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无罪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中对控诉方最彻底的抗辩,而无罪判决是研究刑事辩护最重要的样本。从阶段论看,无罪辩护可以划分为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的无罪辩护;从方法论看,无罪辩护可以划分为实体性、程序性以及证据性无罪辩护。数据显示,无罪辩护的效果正逐渐式微,这不仅表现为无罪辩护数量下降,而且表现为审前阶段撤案或不起诉和审判阶段无罪判决的成功率日渐降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使得无罪辩护的空间更窄。有鉴于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下,完善无罪辩护制度,应当回归有效辩护思维、扩大法律援助指定辩护的范围、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和讯问在场权、废除如实回答义务、优化法官对无罪辩护的引导与反馈,进而提升无罪辩护质效,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

中共党章学研究问题刍议——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章修改为中心的考察

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管党治党的总章程,在政党建设和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章修改历程是中共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不断调适组织结构的直观体现。首先,明确与党章修改相关的“常”与“变”问题,能够把握与党章修改相关的重要概念,确定研究范围。其次,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章修改问题的有关成果进行追溯,可以发现相关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时代主题不断发生变化,国内学界大致形成了经验归纳与专题研究两种分析范式。最后,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章修改问题走向深入,有必要丰富研究视角,扩展研究方法,在既有成果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

曹禺《日出》“戏剧二版”之谜——兼及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新文学作家,其作品大多存在重大修订,版本情况颇为复杂。尽管现当代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一些版本资料已经进入到一个说不清楚的阶段。同时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修改本大多采用“忽略不计”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围绕曹禺《日出》“戏剧二版”的诸多疑问的讨论,力图展现诸修订版本生成过程背后隐含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闻出版机构以及文化组织结构的变动,探讨新文学作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修改本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立法法制定与修改的历程探析

立法法是规范国家立法制度和立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的基本法律。该法于2000年颁布实施,并于2015年和2023年经历了两次修订,为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其制定和修改的历程,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彰显了党和国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侦查是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与刑事控诉职能的重要体现,是保障监督刚性、客观公正追诉犯罪的必要制度安排。监察体制改革后,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包括直接侦查权、机动侦查权和自行补充侦查权等三种类型。囿于规范层面的局限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欠缺,检察侦查权的制度支撑严重不足。实务中,检察侦查面临直接侦查窒碍难行、机动侦查形骸化以及自行补充侦查异化等现实困境,致使其诉讼监督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对侦查(调查)权形成有效制约,所谓优化指控证据体系、审前案件“筛漏”功能亦浮于形式。为促使检察侦查权真正回归“法律守护者”和诉讼权力“中介”性质,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的新一轮修法中对其予以体系化重塑。

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中心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党中央部署的推动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改革实施以来,在诉讼理念、司法制度和庭审程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推进维度单一、制度集成不足、立法未能充分吸收等改革困境集中凸显。《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突破困境、深化改革的重要契机,应巩固改革成果,引领深化改革。本次修法可考虑通过总则确立原则、分则重设体例和公诉增添章节实现审判程序中心化;通过一审体例调整、配套制度调整、二审功能调整推动一审程序重心化;通过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优化庭前会议制度和规范庭审审理程序落实庭审程序实质化。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