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重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践理性及其风险

伯恩施坦将恩格斯晚年放弃武装起义、利用议会制度的策略方案提升为原则主张。这是由客观形势和主观认知——思维方式两方面决定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受到康德区分“物自体”和“现象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伯恩施坦划分了“纯粹的理论”(“理论中的不变成分”)和“应用的理论”(“学说体系中的可变成分”)。他对马克思主义纯粹理论的“修正”摧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理论前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消除黑格尔“原罪”;将“科学的社会主义”“修正”为“伦理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社会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的“修正”以资本主义“适应论”取代资本主义“崩溃论”,以社会主义“渐进论”取代社会主义“激进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消除布朗基“原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资本主义改良和资本主义民主。总起来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路径是应对当时社会政治风险的实践理性的产物和表现,但规避社会政治风险却带来了副产品——意识形态风险,因而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韩国“慰安妇”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辨析——以《反日种族主义》与《帝国的慰安妇》为例

近年韩国社会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值得关注与警惕。两本代表性畅销著作《反日种族主义》《帝国的慰安妇》分别从保守与进步两条思想脉络出发,却殊途同归地与日本右翼对“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否认形成共鸣与合流。前书由保守政治力学所驱动,意识形态根植于二战后至今韩国未经根本动摇的“殖民—冷战”体制;后书则体现了后冷战时期韩国进步思想界基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左翼批判理论漠视并排斥民族议题的趋势。两书共同反映出韩国“慰安妇”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思想特征为民族主义批判,其对集体记忆的挑战,体现了当代韩国重建国家民族认同的认识论之争,也与冷战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形成跨国连接与互动。

保守主义的精神与实践——冷战史后修正主义研究取径分析

20世纪80年代,冷战史研究中的后修正主义逐渐成为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虽然主流学界通常认为后修正主义史学是对此前传统派与修正主义的综合,但本文认为这种综合大多体现在具体观点而非研究方法上。实际上,通过对后修正主义研究取径的分析,便能发现它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与价值取向上均与传统派趋同,而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关键因素,是保守主义的精神与实践。

列宁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三重批判及其实践启示

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曾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力图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此,列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与抨击。文章深度分析列宁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三重批判,以探寻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坚持与发展问题。

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五十年代中期,鉴于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严重教训,我们党提出了反修防修的问题,但是在斗争实践中,由于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认真总结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正确进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着重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解读修正主义国家:概念、指标及涵义

本文集中探究国际政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概念。文章从“修正主义国家”概念入手,澄清“修正主义国家”与“崛起国”、“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批驳了流行的错误观点。文章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修正主义国家”的一些具体指标,并以此为参照,对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小布什上台后的对外政策行为进行分析,指出其已日益具有“修正主义”倾向。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日本异质论及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是日美经贸摩擦延伸至体制领域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变迁的产物,又具有深刻的学术和舆论背景。美国"对日修正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美国对日贸易策略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理论观点,在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建国以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修正主义问题认识之轨迹

建国以后,毛泽东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犯了某些教条主义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工作中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在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这是毛泽东晚年政治错误的理论根源.分析这些错误将能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国际关系中的修正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述评

国家的行为或多或少都会改变国际体系的现状,而这些改变可能是局部的、轻微的,因此有修正主义行为的国家不一定是修正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本质是挑战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体系,原因在于,有关国际资源分配的规则体系会直接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分配。主导国和新兴大国都可能是修正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倾向可以通过考察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参与及其军备建设情况而得到基本的判断,但是,修正主义国家未必要使用武力来达到修正的目标。

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是作者在多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回应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试图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翻案的文章,而撰写的一篇有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的长文。全文分为六个部分,分别对伯恩施坦其人、他的修正主义学说、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等进行了深入的评析。

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吗?

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将中国看成修正主义国家的担忧不断上升。然而,作为崛起国注定是修正主义国家、霸权国天然地是现状国家的假设存在重大问题。本文从是否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满意、是否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否存在针锋相对的军费开支增长、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四个方面比较中、美国际行为,发现中美都是现状国家,尽管各有其不满。

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与辩护

20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是二战后联邦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论争之一。论争双方就纳粹德国历史、德军在二战东线战场的作用、德国历史研究的学术多元化、历史学的公共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论争双方分歧巨大、共识缺席。为了重建德国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诺尔特等历史学家从研究方法、历史叙事的逻辑性以及学术伦理等方面出发,对纳粹历史进行了修正式研究,并将纳粹罪行进行了相对化的处理。与此针锋相对,哈贝马斯及其盟友针对德国历史研究的新保守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建,不能以对纳粹罪行的修正式研究作为代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必须成为当代德国历史—政治思想结构性重组的关键环节。在即将迎来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之际,回顾和梳理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对于反思二战历史、批判法西斯在远东-太平洋战场的罪行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第二国际发展史中,罗莎.卢森堡始终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列。她先后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揭露了两人的理论实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卢森堡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批判对我们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目标与运动——兼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公式”

伯恩施坦曾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段话后来却被许多人扣上了“修正主义公式”的帽子。但是他的修正主义的实际内容与“公式“之间不存在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文革时期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批判的法学反思

文革时期,在科技领域内由"反修防修"口号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是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科技和法制建设,使得中国社会现代性因素呈现出日益缩小的趋势,科技法制建设完全中断并进入了悲剧时代。历史告诉我们,文革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波兰马克思主义与政治修正主义:基于政治哲学史的概述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就修正主义展开了争论,哲学修正主义(科拉科夫斯基)和政治修正主义(库伦,莫泽莱夫斯基)各具特征。波兰修正主义具有特有的民族性,在某种意义上它仍属于作为政治哲学和实践的马克思主义。

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长期以来"修正主义"一词在中国的理论界被当作贬义词使用。代表人物爱德华·伯恩施坦等人极其所持观点都是人们反对或批判的对象。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伯恩施坦的理论时,却不难从中发现许多正确而有益的成分。特别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不盲从、不屈从、善于独立思考的态度,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典范,值得后人深思。

关于“修正主义”的再思考

修正主义问题既是一桩历史公案,又与现实息息相关,反修、防修、批修在我国搞了几十年,家喻户晓。其实,对于历史事实应进行理性思考,弄清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与破除思想迷信和僵化,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不可分;

伯恩施坦不是修正主义始祖

1914年初,包括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头子弗·阿德勒在内,竭力宣传着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伯恩施坦已经转变,放弃了修正主义,又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机关报的有名撰稿人弗·列维茨基轻信弗·阿德勒,不经核实,

“修正主义”遇上“教条主义”——1963年的苏联电影批判

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苏联出现以丘赫莱依导演的影片为代表的电影“新浪潮”,如《第四十一》《士兵之歌》等影片,中国文艺界在1963年曾作为“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进行批判。本文对这一事件的经过作出梳理,分析苏联电影“新浪潮”与中国文学界的批判发生的政治文化背景,考察社会主义文艺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内部在思想意识、文艺观念、创作取向上出现的分裂,以及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自我反思、自我调整力量的发挥上呈现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