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有犯的“持有”——一种修正的罪过说之提倡

持有犯之持有性,在刑法理论上围绕"作为说"、"不作为说"、"作为与不作为择一说"及"第三种行为形式说",存在很大争议;并由此直接导致在对持有犯之责任追究上,呈现出"严格责任或然说"、"推定罪过或然说"等理论的对立。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不必要的无谓的论争,更给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扰。事实上,持有只是刑法评价前的一种"裸"的状态。基于这种重新定位,除对持有犯之追责原则需得反思,并应坚持结合持有犯的特殊性对罪过说予以修正外,经典命题"过失不能成立持有犯"也是欠缺正当性依据的。

共犯责任退出机制的反思性检讨:修正因果关系遮断说的构建

在违法连带思维惯性作用之下共犯责任认定机制呈现"宽进严出"的失衡景象。应回归因果共犯论的立场原义之上,将个人责任主义原则与违法相对思维内嵌于共犯责任退出机制之中。修正因果关系遮断说将遮断标准予以规范软化。物理因果关系的遮断考察以客观风险之消解作为评价目标,实现事实因果关系的规范渗透。心理因果关系的遮断考察以法规范的震动平复作为评价目标,并行构建包括脱离意思之现实传达以及真挚努力之实际付出的双层检验机制。通过对因果关系遮断标准的规范修正,衡平共犯责任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能够实现共犯责任维度的合理廓清。

论盗窃罪的法益——修正的本权说之证立

关于盗窃罪等财产罪的法益,在德国,有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与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的对立;在日本,有本权说与占有说的对立;在我国,所有权说处于通说地位,近年也出现了一些有力学说。盗窃罪保护法益的确定,涉及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社会秩序维护机能之间的平衡。应当立足于刑法独特的价值取向,坚持违法的相对性、刑法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以及盗窃罪是对个别财产犯罪的立场,综合考虑刑法与民法的不同与协调,采取"修正的本权说",即盗窃罪的法益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和其他本权(他物权、借贷权等),以及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剥夺(没收)的利益。特殊类型盗窃罪的法益也应当如此理解。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论宜采取修正的相当因果关系说

德国刑法学中的客观归责论并非完美的理论,在规范论、本体论和体系论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在维持现行犯罪论体系的前提下,中国刑法学不应全面借鉴客观归责论。提倡客观归责论、反对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观点,不仅无视客观归责论的不足,而且夸大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危机,值得深入反思。客观归责论与相当因果关系说并非对立关系,修正后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部分采取了客观归责方法论。批判客观归责论本身,并不等于否定客观归责方法论。修正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更加契合我国刑法理论,它应当成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论的发展方向。我国刑法因果关系论应当借鉴危险的现实化说的判断框架,并引进结果的抽象化说和综合判断说中的部分基准。

论盗窃罪的法益——修正的本权说之提倡

关于盗窃罪的法益,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盗窃罪的法益首先应是所有权和其他本权,其次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不得没收的利益。以本权为基础的中间说——修正的本权说更具有合理性,既维持了刑法法益保护机能和社会秩序维护机能之间的平衡,坚持了刑法禁止私力救济的原则,又体现了民刑法益保护范围的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占有是一种事实状态,是解释盗窃的次定义,与法益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不应将占有作为盗窃罪的法益。

汉字内隐记忆的实验研究(Ⅲ):检验加工分离说的修正模型

实验1和实验2依据目标字和非目标字两种条件，比较了再认、整字偏好、包含、排除四类测验。在“过程不纯净”假设的前提下．检验了加工分离说（PDP）的修正模型并得到以下结果：（1）PDP修正馍型的结论与匹配比较法的结果吻合。本实验条件下，偏好测验是“纯净”的．但无意识影响参与了再认测验。（2）PDP修正模型关于R＞R。的理论结果得到了目标字与非目标字两种条件下的实验的证实。另外．关于无意识影响遵循的规律与指导语无关的理论推测也得到了证实。（3）再认与偏好测验出现了功能分离。PDP修正模型可以解释其本质。（4）750ms呈现刺激时，反应倾向的规津是：外显过程比内隐过程严格；两过程均不受注意程度的作用而发生波动。

论盗窃罪“秘密性”的取舍——“秘密窃取说”与“平和窃取说”之双重批判

关于盗窃罪的标准,学界提出了"秘密窃取说"和"平和取财说"。"秘密窃取说"坚守概念类型但对概念类型的偏向存在疑问以及易造成处罚的漏洞,"平和窃取说"强调处罚公正以及区分标准客观化却忽视对概念类型及立法现实的把握。"修正的平和窃取说"结合了两种学说的优势与劣势,以取财方式作为划分标准,以区分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修正的平和窃取说"在概念类型的坚持、处罚的公正、立法现实的契合性以及标准的明确性方面更具优势。

论《刑法》第29条第2款的可罚类型——修正独立性说之提倡

因教唆犯双重性说存在逻辑性缺陷,以此为理论基础限定的《刑法》第29条第2款可罚类型会导致界限不清与适用不明的问题。为贯彻共犯从属性理念,试图以实行从属性、罪名从属性、预备从属性作为理论基础来限定该款可罚类型的做法,因各自理论本身及其限定的可罚类型问题重重,也不值得提倡。应以教唆犯独立性为理论基底,但需在回应批评基础上作局部修正。从修正的独立性观点出发,该款的可罚类型应重新界定为两类:被教唆人犯意转化实施他罪且与教唆之罪无重合;被教唆人接受教唆未实施任何行为。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内涵解读及判断路径

我国《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对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规定明确,但缺乏可操作性。“明显超过”指将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判处的刑期进行对比,中间跨过一个刑期档次即防卫行为过当;“必要限度”的解读即以必需说为理论基础并对其进行修正解释;而“重大损害”是将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与防卫人实际造成的损害进行对比,以《刑法》规定的人体损伤标准为基准,二者对比结果跨越一个大档次即属于造成“重大损害”。对于是否超出防卫限度的判断总体上应坚持从行为→结果的层级式判断方法。

德日刑法学中的财产罪保护法益问题之比较

财产罪侵害何种法益是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早有争议的问题。在德国有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之争,在日本则有本权说、占有说及各种修正说之论。争论的实质在于:是扩大、缩小、还是适当限制财产罪的处罚范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犯罪本质的学说而论,财产罪的本质是侵犯财产所有权,似乎本权说更为可取;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要求对财产罪的处罚范围加以限制,采取本权说更符合刑法的精神。

入罪与出罪:药物临床试验过失的刑法限度

药物临床试验过失的刑法介入虚置化,不利于临床试验的正常开展与受试者合法权益的保障。药物临床试验是科学系统与医疗系统结构耦合的表现,以“申办者/负责人、研究医生、护士、药师、受试者”为主体,可能涉及监督过失、选任过失、过失竞合等复杂过失类型。本文以修正的危惧感说作为分析工具,恪守罪刑法定的形式理性,结合社会系统论的合目的性解释,可以一体式解决各过失类型的归责难题,从而明确药物临床试验过失的刑法限度。对于结构耦合和非结构耦合情形应当分类评价,后期则应当增设相应的业务过失类犯罪。

论中国电影表演的意象美学

中国电影表演的意象美学,涉及“基因说”“修正说”“新质说”三种美学状态。“基因说”,追溯电影表演出发点的三个悖论关系,说明意象表演只有在一种悖论结构中才能印证它的价值并具有勃勃的生命力,从始点规范终点;“修正说”,当公开提出“现实主义”和“纪实美学”运动时,意象表演以公开或者隐约的方式,“修正”它们的美学“密码”以及“轨迹”,实现一种战略或者战术的“渗透”“糅合”和“交融”;“新质说”,即创造新的意象表演语汇和气质,突破传统的美学藩篱,从边界出发“开疆扩土”,建立新美学的体系及魅力。

Long的交互假设对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的启示

作为社会文化论流派中的主要理论,交互假设对于二语习得有其积极影响,特别是Long提出的"交互修正说"肯定了交际双方为了进行顺利沟通而做出交互调整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意义沟通、协商和语言形式上的调整等,这种调整对于信息的可理解性输入和输出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为此,从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的视角出发,在分析教与学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交互假设的基本观点及其对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的启示。

再论刑法中的财产概念:梳理与回应

“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这已成共识,问题是如何对其作具体理解。劳务本身并非财产性利益,只有利用了有偿劳务却最终逃避支付相应对价的行为,才属于财产性利益。刑法中的“财物”应该和“财产”作同一理解,原则上应为有经济价值的物,具有主观情感价值的物在例外场合也可能成为“财物”。法律经济财产说虽试图折中,却会导致处罚漏洞和处罚不均衡。财产概念中新视角的导入有启发价值,对(修正的)经济财产说的各种质疑也不乏值得倾听之处。不过,在综合考虑客观与主观、人与物、此财产罪与彼财产罪等各种因素之后,仍有必要坚持(修正的)经济财产说。经济财产说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也不应该被理解为是过时的学说。

论完全代孕中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认定——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出发

完全代孕是指由受术妻子提供受精卵,由代理孕母孕育分娩子女的过程。完全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应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指导原则。学界关于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标准有"分娩说""当事人意愿说""子女最佳利益说"和"血缘说"。四种学说各有利弊,都不足以作为代孕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标准。本文在综合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修正的意思表示说,即在国家公权力监管下,基于子女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同时对意思自治进行必要限制。

被害人受骗同意的效力判定: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之提倡

被害人受骗同意是否有效,迄今为止的主观说和客观说诸观点均难以得出完全合理的结论。受骗同意问题的实质,就是探求"任意性"的具体判断标准。阿茨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以刑法只保护"存在状态"的法益为立论基础,导致在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的场合,对同意效力的判断结论违背国民法感情。既然法益是人格发展之工具,就不能否认法益也具有交换价值,质言之,刑法不仅保护法益的存在价值,也保护交换价值。修正法益关系错误说的立论基础,就找到了破解阿茨特法益关系错误说在面对紧急状态欺骗和博爱目的欺骗时解释不能之困境的钥匙。应以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作为被害人受骗同意的法律效力的具体判断标准。

正犯共犯间违法性量差的刑法解释

混合引起说无法合理解释嘱托杀人中,被害人为何不可罚的问题。与此相对,修正引起说具备理论优越性。修正引起说认为,正犯、共犯的违法性在本质上相同但可以存在量的差异。对嘱托杀人分析后可知,违法性量差的产生原因在于,嘱托者具有降低违法性的被害人同意。运用违法性量差理论,可以合理解决自杀相关行为中所存在的诸问题。根据违法性量差的产生原因,对片面对向犯、未遂教唆、教唆本犯与本犯教唆这三种共犯参与形态进行梳理,可得出这三种形态中都不存在违法性量差的结论。

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犯罪的共犯类型

根据共犯的处罚根据论中的修正引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以司法工作人员身份作为构成要素的真正身份犯时,司法工作人员只能构成间接正犯,而不能构成教唆犯。而无身份者只能构成帮助犯,不能构成实行犯。

论共同犯罪人的违法所得没收形态

就共同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共犯人间如何分配没收数额,严重影响共犯人的财产权能否被合理保护。连带责任说与按份责任说均无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且合理的解决方案,应坚持修正的连带责任说,保护国民合法财产权与刑法处罚优待权利。若涉及返还被害人,则共犯人间应承担连带责任,且依实际分配数额进行内部追偿,在无法确定分配数额时,需根据人数区分内部责任;若不涉及返还被害人,则共犯人间应承担按份责任,即依实际分配数额承担退赔责任,在无法确定分配数额时,需根据人数平均分配退赔责任;无论各共犯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若违法所得财物总额已追缴完,则不应对剩余共犯人重复追缴;若违法所得财物总额多于被害人损失,则应在足额返还被害人后上缴剩余财物于国库。

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研究

根据共犯处罚的根据论中的修正惹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以司法工作人员身分作为构成要素的真正身份犯时,司法工作人员只能构成间接正犯,而不能构成教唆犯。而无身份者只能构成帮助犯,不能构成实行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