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清史与地方志书编纂比较论

新修清史是当前我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我国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水平。地方志书编纂则往往是一个行政区域内最大的历史记载活动,两者具有较高的可比性。本文从定位、工作机制、内容、体裁、载体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两者具有相似性,可以相互借鉴。

新修《清史》有关体例体裁等问题之管见

新修《清史》体例体裁可采正史纪传体,但应有所创新;在编纂思想上应遵循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叙事记人;从节省篇幅和沿正史之续的角度考虑,文体上宜用简易明快之文言文叙事状物;关于新修《清史》内容之取舍,应比较《清史稿》之得失,参戴逸教授相关意见并结合个人思考,新修《清史》似应保留《天文志》,并增设《洋务志》、《革命党人列传》、《南明载记》、《太平天国载记》等若干。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纂修清史 ,应在《清史稿》原有基础上 ,改善体例、核实史实、摈弃正统史观、扩大历史内容 ,编成一部以纪、志、表、传为主要体裁 ,“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 ,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它应是二十四史之续编 ,而非撇开原有基础 ,放弃传统史体 ,另立新章之史书。其文体 ,宜用简易文言。字数宜控制在二千万字上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一直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编修清史”的指导方针下进行的。20世纪50、60年代，董必武同志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国家开始筹备清史编纂工作，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同时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清史研究所。1972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经北京市委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

关于《清史稿》的版本

近年来对清代历史颇有兴趣,因而常翻《清史稿》。为了查阅方便,自己还作了一个简单的《清史稿纪传人名索引》。但直到索引编成之后,还不知道自己所依据的《清史稿》属于那种版本。因为它与常说的“关内本”、“关外本”等,都不完全相同。也曾请教过老师和前辈,并曾查阅在西安所能找到的参考资料,但问题仍未得完满解决。日前读到朱师辙先生的《清史述闻》一书,才知道自己据以作索引的《清史稿》是“关内本”、“关外本”

“面子工程”和“里子工程”

媒体正在刮起所谓奥运旋风,为什么就不能刮起一阵更为重要的义务教育旋风?建议从"修清史"的2亿资金中拔出1.95亿用于义务教育,而以500万修清史。

新修《清史》传记撰写方法研究

新修《清史》共收有清一代各类别人物3400余人。总的要求,一方面继承历代修史作传的优良传统,与二十六史相衔接;一方面坚持创新,突破传统的历史局限,反映当代史学的特点。在总体上要超越《清史稿》传记的水准,达到高质量高水平。写人物最难处,应在于不同于写论文或专题研究的思维方法,即需将逻辑思维转换成形象思维,写出人物的个性,不可雷同,更不可千人一面,要完整、准确、真实地写出每个人物的本来面貌。本文仅就撰写人物传记的基本思路与撰写方法作初步探讨。

载沣和袁定克

清末摄政王载沣天生不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可惜枉生帝王家。在当摄政王时期,结结巴巴地过日子。他见人说不出话来,更不用谈对国家前途有何抱负和建树了。后来武昌起义,袁世凯篡夺政权,他乐得卸下重担,回家抱孩子去了。梁起启上修清史条陈,主张把前后两位摄政王作合传,真正是笑话,况且那时载沣还活着。但他一生也有可取的地方。

新修《清史》传记撰写工作纪实(2003～2008)

新修《清史》传记组成立6年来,在参与30个项目的百多名学者、专家共同努力下,传记撰写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传记组面对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就如何组织与协调各方面一道修史,如何评估传稿等问题,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工作管理与运作的秩序。各项目的专家、学者按修史的要求撰写新型人物传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经历了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已掌握了撰写新型人物传的基本方法,传稿的质量逐步提高。但是,传记组的领导与专家也清醒地看到,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需我们进一步去克服解决。

Strengthening and Restoration of Historical Structures Mirahor Ilyas Beg Mosque in Korca

The Mirahor Ilyas Beg Mosque, built in 1496 in Korea, is one of a few Ottoman mosques still existing in Albania and the only Ottoman monument in the city. The mosque was built using cut stone and brick. It has a strong image a cubic mass rising over a square plan. Inside there are found pictures of the mosque in the past and different famous mosques. During its existence, it was damaged from many earthquakes occurring at this area. Due to amortization, the mosque＇s structural properties were weakened and architectural values were dimmed. Proper strengthening methods need to be applied, not only to improve structural conditions, but also to preserv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the mosque. In this paper assessment of existing conditions of the structure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obtained results, solutions for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are investigated. As for restoration, the repair methods to be applied were examine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t what extent the historical values of the building will be preserved. The proposed strengthening methods are the ones which would affect the least the mosque＇s historical values.

历史学家戴逸：清史研究第一人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20世纪70年代转而研究清前期历史,1978年任国家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担任过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中国通史》、《二十世纪中华学案》、《清通鉴》、《二十六史大辞典》等。他还曾获昊玉章科研奖、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和香港柏宁顿中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中国图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