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森林法》修订实践中的公众参与

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是民主立法的要求,是宪法法律赋予公众的重要权利。公众参与立法能提升法律对社会实际的适应度,保证法律反映客观事实,提高立法质量并有利于法律实施。《森林法》的修订涉及山林权属中国家、集体、个人间的关系,发展林业需要调动全国社会大众的积极性,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需要公众参与其间。分析《森林法》的修订实践发现,公众参与修订的渠道狭窄,参与的机制规范性不足,修订结果中鲜有对公众参与意见的反馈。《森林法》的修订尚未完成,未来需要拓展公众参与的渠道,完善公众的参与机制平台,落实对公众意见的反馈。

森林法修订后对国有森工企业育林基金核算的影响

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进行了修订,并于2020年7月1日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对原森林法第八条征收育林费及林业基金进行了删减,这势必对现有育林基金的核算、使用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修订前后对育林基金征收的规定,提出修订后森林法对国有森工企业育林基金使用、核算的影响及建议。

新修订森林法:森林经营的法律保障--访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会儒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已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森林经营管理是贯穿森林法修改的一条主线,作为重点内容得到了加强。这对进一步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林质量,促进林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刊记者日前对参与森林法修订的森林经营专家、中国林科院资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会儒进行了采访。

新《森林法》视域下涉林犯罪构成的变化研究

行政犯同时具备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其违法性的判断在学术界存在量的差异说、质的差异说和质量差异说3种观点。为更全面地分析行政犯与一般行政违法以及前置行政法规的关系,应当根据行为是否危害刑法保护的核心利益分别适用量的差异说和质的差异说。涉林犯罪作为典型的行政犯,其侵害的法益非刑法保护的核心利益,应适用量的差异说作为违法性判断的理论基础。为适应新形势下林业发展和保护的需求,我国于2020年第三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新《森林法》改变了部分涉林犯罪的认定和处罚,这些罪名包括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为适应新《森林法》,确保法律的一致性,需要对法律法规进行及时的修订和清理,确保各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运作。

森林法修订草案二审：机构职责、生态补偿、惩罚力度引热议

10月2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可明作的关于森林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认为,修订草案完善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履行国有森林资源所有者职责的部门,国有林业单位的森林保护义务等规定,总体上趋向成熟。

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法律冲突与制度完善

在介绍集体林权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的基础上,分析了集体林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集体林权改革的建议。

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思考——基于贵州湖南两省的调查

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介绍贵州、湖南两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完善政策措施方面具体的做法。两省在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完成后积极探索建立林权管理服务平台,加强林业社会化组织建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取得了初步成效。改革后的林业发展面临4个主要问题。建议在林业改革发展中切实稳定和落实好林地承包经营权,将发展林下经济作为现代林业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推进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加快修订《森林法》和完善林业政策法规。

发动全社会力量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签署第39号主席令予以发布,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就森林法修订中如何明确森林权属加强产权保护、如何发动全社会力量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等问题进行了解读,本刊分两期集中刊发,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