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眼中的修订法律馆——以《汪荣宝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以《汪荣宝日记》为基本材料,从个体化的微观视角考察和勾勒汪氏在清末修律中的作用及贡献,重新修复和还原了那一段有关修订法律馆的历史记忆,可见其对清末修律所造成的重要的影响。

“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清末修订法律馆对近代法理与立法原则的引进

清末修订法律馆主持了清末的修律活动，其主要的成就即是引进了一系列近代法理与立法原则，主要包括近代诉讼原则，罪刑法定主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近代民法三大原则，平等原则、尊重人权等。这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重要体现。

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

作为新政期间法制改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是国家政权在立法实践中对本土资源进行全面整理利用的一次巨大尝试。调查是在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的管理下分别进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是清末习惯调查的一部分。清末的习惯调查尽管规模巨大,但在组织管理上缺乏协调一致。受限于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其在发挥为修订和审核法律的参考作用方面十分有限。

谈清末预备立宪的背景、实质及修订法律的意义

谈清末预备立宪的背景、实质及修订法律的意义屈渊，刘树林清末，１９０５～１９１１年间，以预备立宪和修订法律为标志，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先秦《法经》至《大清律例》，古老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制度...

俄罗斯修订法律致使水产品加工商无鱼可加工

2013年7月，俄罗斯就捕捞业和水产养殖业做了法律修订。根据新修订的法律，渔民可以在他们的船上对捕捞的鱼类进行大部分加工。陆地上的水产品加工商失掉了持续的原料供应来源。

论《反垄断法》行政法律责任体系的二维扩张

《反垄断法》的实施为我国加速推进经济转轨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垄断现象也反映出法律规范力有不逮,行政法律责任畸轻造成的威慑不足与预防效果不彰尤为明显。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试图对此予以回应,却未能提出完备的革新方案。在纵向维度上,双罚制的妥协性适用使得部分垄断行为的责任主体出现缺位;在横向维度上,处罚种类的局限性又对综合评价法律责任造成掣肘。未来可以考虑全面适用双罚制,并扩展财产罚的内涵,增加行为罚和人身罚,建构起《反垄断法》更具威慑力和灵活性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法律精英、法律移植和本土化:以民国初期的修订法律馆为例

《职员录》等文献资料的研究表明,法律移植是民国初期修订法律馆修律的主要手段。民初修订法律馆沿袭清末的做法,以移植大陆法系德、日两国的法律为主,兼及大陆法系的法国、奥地利和英美法系的英国等国的法律。修订法律馆汇集了一批当时的法律精英,这也是实现法律移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在移植外国法的同时,对清末法律修订中过分仿效德日法律的不足有所反省和矫正,而对本土化有所重视。这一点在《第二次民律草案》中的物权、亲属、继承三编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由于政治、社会等条件的限制,在民国初期,除个别法律草案得以颁布实施外,大部分法律草案都束之高阁了。从这一角度讲,民初修订法律馆所做的法律移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其命运和其前身清末修订法律馆相似。

清末修订法律大臣的政治困境

新政初期,修订律例的进程与清末政局的变动息息相关。在修订律例收回治外法权的旗帜下,清廷中枢、东南督抚以及朝野各派政治力量的意图并非完全一致。身处夹缝之中的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时刻面对着跌宕起伏的政界暗潮与日愈趋新的社会舆论,个人际遇也经历了"深孚众望"最终走向"相继开缺"的命运。深入剖析修订律例过程与伍、沈个人际遇的关系,可以大致揭示出日俄战争后清国法律改革与政治改革迅速合流的趋势。

浅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修订历程与思考

目的:对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自颁布后的3次修订细节进行概述,对比分析我国与多个发达国家食品安全、食品卫生法律体系的异同。为国家食品安全法律保障工作提供相关参考建议。方法:通过关键词检索并筛选相关文献、书籍及网络资料进行综述。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修订给食品产业各利益相关方带来重要启示,与中国现阶段食品安全现状、未来食品发展趋势和国民营养与健康关系密切。结论:我国需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提高执法能力,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管理,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清末修订法律馆修律技术及其得失

清末修订法律馆的核心修律活动有两项:修订旧律和起草新律,两者工作流程有很大不同,体现出不同的修律技术。尽管在清末时代背景下,起草新律的呼声远远高于修订旧律,然而,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清末修律活动中,起草新律相对于修订旧律而言,准备上尤显不足。这是导致清末新律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探析——兼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三部法律的修订

现在,我国正在对知识产权领域的三部支柱性法律《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进行修订。三部法律的修改建议方案中同时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条文,但是,三个建议方案所设计的条文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围绕惩罚性赔偿条文的设计作四个方面的研究:我国实际介绍增加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现实背景;采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依据;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基本条件;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条款设计。

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的修订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介绍了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历次修订的内容,对其法律修订的背景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变革的趋势,探讨了日本法律修订给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调整和相关立法的借鉴与启示。

我国民办教育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兼论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中的民办教育

以双重管理为基本特征的民办教育监管体制已不能适应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监管体制、行政审批、年度检查和其他行政处罚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民办教育的监管,应正确认识民办教育的地位及价值,理顺双重监管体制,取消年检并加强行政执法。正在进行的教育领域一揽子修法不仅不能解决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的问题,反而会给民办教育监管增加新的难题。应借助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对我国法人制度的重新分类这一思路,结合捐资办学和投资办学的实践,对民办学校的法人地位重新定位。

台湾人格权法的最新发展--基于法官造法与法律修订的双重观察

人格权受"宪法"及民事法之保障,在结构上呈现封闭与开放之系统,在功能上分别表现为规制国家对于人格权之限制的框架,以及规范人格权受侵害时之民事上的救济。在法社会学之法的确信与法律学与法实务之法释义学上,向来根深蒂固取向于精神上利益。通过制定法的不断修订与法官造法,人格权的发展趋于完善。但仍存有尚未尽善之憾,当有规范需要时,必须藉助于法律补充,寻求其该当之规范。

集体土地征收的公平补偿及法律修订取向

公平补偿对解决集体土地征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集体土地征收的公平补偿不但包括农民之间获得征收补偿额的横向公平,还应该包括农民集体和政府之间合作剩余分配的纵向公平。根据合作博弈的基本原理,集体土地的公平补偿应该联系土地转非后的价值和农地的重要性程度。为了实现公平补偿,相关法律应该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排他性质、征地补偿标准、征收人和被征收人资格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CPTPP知识产权规则下越南法律修订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专章形式规定知识产权事项。越南作为缔约方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在CPTPP生效后快速推进知识产权立法,先后于2019、2020年作出两次全方位修订,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农用化学品数据保护、法律执行等知识产权法领域。从越南两轮修法背后的制度建设思路来看,其非常注重平衡式法律修订。在修法内容上,注重平衡CPTPP条约义务和越南国家利益;在修法部署上,注重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在修法策略上,注重平衡“过渡期事项”与“紧迫事项”。越南的知识产权法律修订,对中国相关工作的开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沈家本与清末的法律修订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惇,号寄簃,浙江归安(吴兴)人。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侍郎、大理院正卿、修订法律大臣等职。沈系清末法学名家,撰有《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等许多法学著作。本文拟就他主持清末修律的成绩和有关的法律思想,略作论述。1 20世纪初年,清王朝在危机加剧、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苟延残喘,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被迫改变统治策略,于1901年宣布实行他们原来所深恶痛绝的“新政”和“立宪”。修订法律就是实行“新政”、推行“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外商投资法律修订完善迫在眉睫

外商投资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在资金引进，还是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导入等方面，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当初，为了吸引外资、保障外资安全，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俗称的“外资三法”。毫无疑问，“外资三法”为中国对外招商引资、维护外商投资秩序、

2015年修订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的几处失误

教材的权威性需要其内容的科学性来保障。本文指出了2015年修订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的几处失误,希望将来修订时加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