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说、书写、倾听:西方文论中的修辞伦理探析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修辞通常被认为是劝说的言说艺术。直到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修辞的劝说目的才被书写的语音非在场消解。但是,修辞的伦理解放带来了观念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成为了修辞交流的障碍。布斯提出"倾听修辞"概念,主张在修辞中寻求共同立场,为修辞重新回归对善恶的辨识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

触讳现象的修辞伦理解读

触讳是对讳饰辞格的悖反,与讳饰辞格一样有着深厚的伦理渊源。从触讳者的意图来看,触讳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误触;一是有意触讳。有意触讳是缘于修辞主体的修辞努力,也是修辞伦理研究的重要对象。若修辞主体存心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则其触讳表达也是符合修辞伦理原则的,反之,则一定是违反修辞伦理原则的。

试论借代类临时性称谓的修辞伦理用法

从所用称谓的通行与否来看,称谓语可以分为通行性称谓和临时性称谓。临时性称谓可以运用多种修辞手段来建构,其中运用借代修辞手法建构的临时性称谓谓之借代类临时性称谓。这种称谓的表现形式多样,随着具体交际对象与交际目的等的变化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都可以传达修辞主体对受话人的伦理情谊及特定的伦理道德取向。恰当地构建借代类临时性称谓,不仅可以使称呼灵活多样,体现修辞主体的机智与才情,更有助于生动简洁地传达修辞主体对交际对象的伦理情谊与道德评价,收到言简意赅、辞约意丰的良好表达效果。

韦恩·布斯的修辞伦理批评——从《小说修辞学》到《小说伦理学》

美国文学批评与修辞理论家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及《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在文学批评和修辞领域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者"为理解阅读过程、阅读策略和修辞本质提供了新视角,"共导"则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崭新的修辞伦理批评语境。本文通过分析这两部专著的关键术语,探讨布斯的修辞伦理批评观,为读者呈现布斯小说修辞理论对小说修辞和文学批评理论的贡献和影响,揭示布斯在修辞复兴大环境下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汉英称谓语的修辞伦理解读

称谓语是人的社会属性的直接体现,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符号和纽带。受文化知识、传统习俗、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汉英称谓语的运用各具特色。本文从通行性称谓语和临时性称谓语两个方面对汉英称谓语进行修辞伦理解读,以期能帮助不同文化背景语言使用者对于汉英称谓语的认识,增进其对称谓语文化中所蕴含的不同的修辞方式及伦理道德情谊的理解。

从“你呀我的”看曹雪芹的修辞伦理观

《红楼梦》中的人物用语是很讲究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曹雪芹的修辞观浸透了浓厚的伦理意识,即修辞要合礼,又要合义。通过对曹氏修辞伦理观的剖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认《红楼》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与精彩性,有助于深入认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看出时代对于语言修辞的模塑作用。

新教伦理景观图——济慈《圣亚尼节前夜》的修辞伦理批评

济慈常被误认为一位对社会现实漠不关心的浪漫主义诗人。本文从修辞伦理视角阐释济慈的长篇叙事诗《圣亚尼节前夜》,援引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说明诗人将新教伦理融入诗歌,试图赋予社会生活以新教伦理,以此积极介入社会。通过考察诗歌中的修辞伦理,本文从三个方面说明济慈倡导的新教伦理观:以苦修作为职业的苦行僧象征新教的职业伦理观,普菲洛与玛德琳的爱情故事寓意新教调和平衡的情爱伦理观,对奢侈品消费的克制意旨新教的消费伦理观。济慈标举新教伦理的目的在于摧毁冲动性享乐,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有秩序。诗歌中的人物、事件、意象等元素呈现了一幅新教伦理景观图,彰显了诗人以文学影响读者伦理观的书写策略。

“作者隐退”的利他性伦理修辞——亨利·詹姆斯小说研究

作者隐退是现代小说家的一种叙事策略和手段,它是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减少叙述者干预来隐藏自己的作家身份。叙述者干预又被称作"小说中的作者声音",是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甚至文本本身进行评论的方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叙述总是努力消弭"作者声音",尤其是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给人物和读者。这种叙述始终以人物为书写对象,以读者共建叙事为归旨,体现出浓厚的利他性人文关怀,具有很强的伦理修辞性。

论先秦和古希腊的伦理修辞

先秦和古希腊的伦理修辞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表现为,目的的实在性,主体的精英性,方式的反合性。其差异表现为务实性和求真性,互补性和对立性,建设性和批判性。先秦和古希腊的伦理修辞的共性是社会背景和主体认知造成的,其差异是文化不同造成的。

论《野草在歌唱》中叙述者干预的伦理修辞效果

《野草在歌唱》是多丽丝?莱辛的非洲题材小说中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全面深刻呈现了殖民时期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社会的伦理秩序对个体的制约、扭曲和摧残,对殖民统治进行了有力地批判。本文聚焦小说的叙述者干预手段的艺术运用,分析其伦理修辞效果,探讨其如何引导读者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并使得小说伦理主题丰富深刻、殖民批判鲜明有力。

讳饰形成的伦理渊源

讳饰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又是一种修辞伦理现象。其形成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一方面根源于中国古代伦理社会成文的礼义规范,体现互以他人为重的伦理意识;另一方面则根源于人们趋吉避凶的伦理情感。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与制约着修辞表达者的修辞心理,从而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修辞伦理表达。研究讳饰现象产生的伦理渊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与运用讳饰辞格。不仅如此,在日常的交际交流中,还将强化人们恰当运用讳饰辞格以增强交际效果的修辞伦理意识。

红色经典小说人物建构的修辞策略及其反思

红色经典小说在人物塑形上主要采用了身体修辞、阶级修辞和伦理修辞三大策略,三大策略由表及里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建构。在红色经典小说中,人物身体不再是"私人化的存在",而联系着国家、革命、民族理想等宏大叙事,人物都各自按照自己的"阶级本性"行事,其阶级性关联着革命性,暗含着遗传性,不同政治身份的人物在道德品质上亦有着高尚与卑下的分野。三大人物修辞策略的运用使得红色经典小说形成带有一定凝固性特征的人物塑形模式,构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叙事成规和审美共识,体现了新中国初期所特有的美学理想与时代精神,也必然造成文学表现的政治化和人物形象构建的偏执化。

互文性视域下《红楼梦》韵文的引用修辞格探颐

引用是互文性的写作手法之一,也是我国古而有之的修辞格。《红楼梦》韵文中引用修辞格俯拾即是,从语义关系看可分为同义式引用、转义式引用和反义式引用三大类别,它们具有含蓄委婉、言简意赅、古朴典雅、借古讽今的修辞效果,分别体现了修辞伦理中的“智、仁、礼、义”准则。互文性存在于阅读-接受的经验累积之中,因此读者在解读《红楼梦》中含有引用修辞格的韵文时,只有顺应语境,方能探其骊珠,品得真味。

《唐山大地震》的现实主义伦理析略

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新作《唐山大地震》在票房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电影中衬映在大事件、大背景下的一位普通母亲的无奈母爱这一现实主义伦理主题触动了无数观影人的心灵,引发诸多评论。本文聚焦于此,通过援引修辞叙事理论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依托叙事学家费伦的新锐叙事伦理批评思路,探讨、解读该电影现实主义伦理框架的重构与评价,以期在电影叙事学这一跨学科研究中做出进一步的尝试。

论修辞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上）

对于修辞学，现在是应当作跨世纪的思考的时候了。这首先应从修辞学自身的体系反思开始。现代的科学的修辞学不能够建立在繁多的内部没有必然逻辑联系的术语和概念的基础之上。它应当建立在最少数的最基本的内部具有逻辑联系的有限的术语和概念之上、这些最基本的术语和概念应当能够生成二级三级的术语和概念，生成全部的所有修辞学术语和概念．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内部具有逻辑联系的术语和概念的关系网络，就是我们的科学的修辞学理论大厦。

论修辞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下）

论修辞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下）王希杰五修辞格从来就是修辞学中的一个中心课题。在８０年代初我们曾经一再呼吁冲破修辞学的修辞格中心论唯一论，提出走出修辞格的狭小的牢笼。针对着传统修辞学的某些毛病，这样的呼吁是必要的有益的。在传统的修辞学中，修辞格仅仅是某些...

《圣经》的修辞观

《圣经》的修辞观,在本质上属于伦理修辞,不属于言辩修辞。《圣经》的修辞观表现为,追求"诚言",力求"善言",讲求"慎言"。《圣经》修辞观的价值在于,能够反映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和伦理修辞的一致性。

中国礼文化与汉语修辞学

一、礼:汉民族克己律人的行为规范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叠彩纷呈。然而,真正能够反映中华民族特质的主要文化形态却只有一种,那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高度重视为人之道,即“修己安人”,锤炼人格,“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内以修己、外以安人呢?它们的标准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合礼”。因为“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和》)。儒家所倡导的“礼”,具有社会政治规范和行为道德规范双重含义,它制约着纵横几万里,上下数千年中华儿女的一切言行。就此意义说,儒家文化其实就是一种礼文化。 中国礼文化,孔子定型,荀子增益,汉董仲舒大倡,宋明道学光大,绵延至今,已经成为一张具有规范性、普及性、世俗性并且笼天地、纳人神、齐万物的系统的文化网络,内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合礼”几乎成了人们的人生信条、人格追求、修养至境、行为规范。 首先,礼是一种社会政治规范。请看下边的各种表述:

中国实用精神与汉语修辞学

一、中国实用精神之检讨 根据支撑整个文明基础的主导力量,学者们通常把人类文明的形态区分为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文明和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工业文明。考察中国文化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学派、学说、学问,还是作为大众文化的习惯、习性、习俗,都深深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中,进而生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这一性格虽然屡遭北方游牧文化和西方工商业文化的侵袭和浸染,但它的主体却从未褪色、剥落、改变,其中实用精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新批评:理解与批判——试论克兰理论与形式批评的关系

从对本体论的质疑、对语义分析方法论的质疑,克兰评判了新批评语言本体工具性功能研究的模式。从愉悦的目的对知识建构目的的置换,克兰以审美效应或者说愉悦效果取代了作品功用性存在的意义,对形式批评重新定位。从本体性与整体性原则的不同,克兰批判了本质性特征的价值判断,将文学批评的实践目的定位在结构组合的整体性原则上。在对新批评之批评与继承的基础上,克兰建构了自己的伦理修辞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