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起兴修辞实践对中国诗歌创作审美观的影响

起兴是汉语中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修辞手法。以起兴手法建构修辞文本,一般说来有两种审美追求,一是追求听觉美感,二是追求视听觉双重美感。先秦时代的《诗经》广泛运用起兴修辞手法,创造了两种起兴文本表现形式,一是“形声兼顾”式,二是“偏于韵律”式,鲜明地体现了先秦诗人诗歌创作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朦胧的色彩,但是由于它跟汉语先天所具有的音乐性(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高度契合,跟汉民族人喜欢形象思维的心理特点高度一致,因此对后世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包括民歌创作)的审美倾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曲韵之鼻祖 天下之独步——周德清《中原音韵》修辞学思想、戏曲修辞实践及其影响研究

周德清《中原音韵》后半部分"正语作词起例"中的"作词十法",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全面论述戏曲修辞理论。从中人们可以窥见其"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务头"、"用事"、"对偶"以及有关音律、篇章、"末句"等修辞学思想;而其有关小令、套数的修辞实践,更见其修辞学思想的身体与力行。其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系列戏曲修辞理论,给明清和近代以深刻影响,特别是王骥德、李渔和吴梅等戏曲大家,在许多观点上都明显地受到周德清的影响,并对周氏观点有所继承,有所批判,有所发挥,有所发展。

加强修辞实践 增强修辞能力——修辞教学改革谈

修辞能力主要包括辨别能力、鉴赏能力和运用能力,教师要在修辞教学中引导学生加强修辞实践,在辨别修辞现象的实践中增强辨别能力,在阅读和鉴赏修辞现象的实践中增强鉴赏能力,在反复运用修辞现象的说写实践中增强运用能力。

一次五洲华人参与的修辞实践——全球“绝对求偶”活动评述

甲戌年,澳门楹联界的朋友们以二百年前的一比孤联征偶。起先只是在澳门本埠开展;继而消息传到邻近澳门的地区,深圳、佛山,广州等地陆续加入了澳门的征联活动;接踵而来的更有其他省市如湖南、上海等地的群众和专家投稿响应;北起黑龙江,南至云南,西到新疆,整个神州大地几乎到处都有人投入这项征联活动。征联之举惊动了世界,五大洲的华裔也都有应征稿件寄往澳门。征联活动的限期已满,然而欲罢不能,一再延期,直到延之不能再延的时候,已经收到征联七万余比了。澳门楹联学会是个业余性质的学术社团,其成员均有正职在身,其组织并无分文经费,即使应付两万余封回函的邮资也拿不出来。

异化消费语境下中国生态影视创作中的修辞实践

在当前消费多元化、异质化、符号化背景下,生态影视创作通过对水源、森林、土地、野生动物等生态意象和修辞符号的重新定义与再现,呈现生态环境问题,致力于搭建一种兼具多义性、主观性、建构性的环保框架来接合生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意义,进而实现生态危机预警、树立绿色生态形象及宣传生态保护理念。

徐志摩的语言观、修辞观和修辞实践

徐志摩，作为一个唯美主义的诗人，对语言文字的美有着特殊的偏爱，在不懈地追求语言艺术化的道路上，理智地认识到，语言本是一种具有缺陷的交际工具，并且从表达者和接受者两个方面考虑，语言文字的不完善性，深刻地揭示语言文字的本质。徐氏在认识到语言文字的缺陷和不足后，却更为重视修辞，并以弗洛贝尔为榜样，努力实现其唯美主义的修辞理想，把语言表达，把修辞活动同人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高度重视“诚”和“适度”。文章还论述了徐氏修辞实践的失败与不足、追求与成功。徐志摩的语言观、修辞观对中国语言学、修辞学的跨世纪的转向，非常重要。

孟子“造孔圣”修辞实践中的权威构筑

从修辞学角度来看,先秦孔门弟子的"造(孔)圣"运动是运用以修辞性话语为主的象征手段构筑起孔子绝对道德和智慧权威的修辞实践。孟子对于孔子权威的构筑(造孔圣)凸显了他的修辞意图,即试图充分挖掘话语权威和权威话语所包含的压倒性说服力,并力图以继承权威的方式实现权威要素的流通和转移,借以构筑起自身学术话语权威,从而为提高自身乃至整个儒家学派的影响力并最终在百家争鸣中争取受众,争取有利地位。

《诗经》比喻修辞实践对中国人审美观的深刻影响

比喻是语言表达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是所有语言中都有的修辞现象。汉语具有悠久的历史,汉语比喻史自然也是源远流长。《诗经》作为汉语现存文献中最早的诗歌总集,保存了很多先秦诗人创造的比喻修辞文本。学术界对《诗经》比喻的研究早就有了很多成果,但是有关《诗经》比喻修辞实践对于中国人审美观的深刻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事实上,《诗经》的比喻修辞实践不仅鲜明地表现出先秦诗人高度的创意造言智慧,而且体现了其鲜明的审美倾向,特别是在喻体选择的意象认知上所展露的审美倾向,对后世中国人的审美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列锦修辞实践对中国人审美观的深刻影响

中国文学创作,特别是诗词创作,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传统,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意境的热烈追求。列锦修辞文本的建构,其所追求的表达效果同中国文学传统的意境追求一致,因而也就高度契合了中国人的文学欣赏旨趣与审美观。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汉语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调查与考证,列锦修辞手法的运用,早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就已经萌芽。《国风召南草虫》与《小雅斯干》二篇,都有列锦修辞文本的建构,由此确立了以画面意境为追求旨趣的文学审美观。通过考察中国历代诗、赋、词、曲、小说、散文,乃至作品标题与对联在列锦修辞文本建构方面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出《诗经》列锦修辞实践所确立的审美观对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一以贯之的深刻影响。

孔子修辞实践中的修辞人格构筑

在传播儒家思想的修辞实践中,孔子重视修辞人格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在以修辞学的视角对先秦儒家经典文本进行再解读后,研究者可以发现,孔子在修辞实践中至少构筑起了"忠实"、"谦逊"、"严谨"、"仁义"和"权威"等五种修辞人格要素。孔子对于修辞人格的构筑凸显了他的修辞意图,即试图充分挖掘修辞人格所包含的决定性说服力以便提高自身乃至整个儒家学派的影响力并最终在百家争鸣中争取受众,争取有利地位。

修辞理论研究与汉语修辞实践——当代汉语修辞研究的思考

汉语修辞理论的发展 ,不仅要向国外的先进理论、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邻近的各种学科汲取营养 ,而且需要十分重视对自身研究对象的研究 ,需要重视对当代汉语修辞实践的研究 ,因为这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意味着汉语修辞理论研究应注重联系当前的社会需求、联系当前的言语实际与汉语修辞教研的实际。修辞的理论探索与汉语修辞实践 ,彼此作用 ,相互推动 ,共同发展 。

章太炎的修辞实践

章太炎先生（1869--1936）是一位著名的近代思想家和语文学家。不但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上颇多造诣，而且善于驾驭语言，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自觉地运用语言武器，增强了战斗力。他在修辞实践方面取得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

中国形象在政治传播中的视觉修辞实践——以《纽约时报》“中国规则”为例

2018年11月8日,《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与世界各地记者合作的年度专题报道——“中国规则”在其官网正式发布。在这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专题报道中,《纽约时报》将视觉文本编码,采用文字注解随视觉文本上下浮动的方式将其融入至专题报道之中,从政治、经贸、教育、军事战略等勾勒出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修辞立其诚”内涵流变及对汉语修辞学和修辞实践的影响

“修辞立其诚”如何客观解读,学界认识并不一致,综合各家说法,大致可以理解为“(更好地)修整(或修治)语辞(包括言语和文辞)以有效表达真意建立诚信”。“修辞立其诚”作为一种观点,在文学、哲学、辞章学、翻译学等诸多学科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发生了内涵流变。作为汉语修辞学的重要学科命题,引发了系列讨论,如“修辞立其诚”是否为汉语修辞学的学科之源、“修辞”实践是否必须遵循“立诚”原则等。作为名言熟语,在言语实践中被广泛引用,以展示古文功底和文采,增强言语表现力和说服力,但大多仅就字面理解为写作之法或为人之道,这种修辞实践可看作“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的主观发挥和充分利用。

文化政治视域下中国体育音乐传播的公共修辞实践与规律研究

中国体育音乐的公共价值话语和传播实践是其具备公共修辞旨趣的重要体现,其中蕴含着体育精神之外的文化权力和话语政治。在不同时代语境下,中国体育音乐传播以媒介与空间、仪式与符号、身体与身份、记忆与情感方面的公共修辞实践,建构了体育文化传播环境、中华文化表征体系、健康自信国民形象、主体间性国家认同层面的文化政治权与修辞功能。整体而言,中国体育音乐传播在新时代新媒体背景下,逐渐呈现出从激进修辞向温和修辞转换、从语音修辞向视听修辞融合、从国家修辞向公众修辞发展的演变规律。

视觉框架在数据新闻中的修辞实践

数据新闻创造性地将"视觉框架"与现实认知结合起来,由此引出"视觉框架分析"这一理论命题。在我国数据新闻的环境议题报道中,数据修辞、关系修辞和时空修辞是视觉框架产生的本质。视觉修辞再造的数据关系想象可以对某一议题在视觉意义上进行"标出"式的凸显或贬斥,被建构为"数据他者"。这一过程始于数据维度,借由视觉修辞实践完成。当数据成为脱离社会语境、忽略人文关怀的自我演说主体时,其可视化实践就此承载了一定的主观意志。

孔子话语实践中的修辞韬晦(以《四书》为例)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在"百家争鸣"中创立和传播各自的学派思想。他们在传播学派思想的同时,无疑也是从事说服性的话语实践。作为说服、论辩和争鸣中颇具修辞技艺的话语参与者,先秦的思想家自然也同时具备"修辞家"的身份。当这些先秦思想大师(例如孔子)被以"修辞家的身份"得到重新审视的时候,一系列新颖的结论将相应得出。如果以"修辞家的身份"对孔子所从事的话语实践加以细致观察,则孔子在修辞实践中的韬晦艺术可以从"反修辞""、名正宣认"和"谦逊其辞"等方面略见一斑。

钱钟书的修辞理论与实践

钱钟书的理论巨著《谈艺录》、《管锥编》、《旧文四篇》等,虽然不是修辞专著,但是处处显露“修辞机趣”。有丰富的修辞理论宝藏;他的小说《围城》、《人·兽·鬼》是修辞实践的典范。本文试图对钱先生的修辞理论和实践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比喻的刷新在比喻理论方面钱先生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对比喻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新的观点。首先,钱先生提出比喻理论的总纲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他说:“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

修辞学研究的新探索——评李军教授的《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

李军教授的《话语修辞理论与实践》是一部颇具新意的修辞学论著,构拟了新的话语修辞理论体系,探索了修辞手段的新系统和修辞学研究的新领域,展示了话语修辞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修辞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俄语本科生在实践修辞领域的常见错误例析

俄语修辞学是个广泛的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多。但是对于本科阶段的学生来说,最常用到以及最容易出现错误的应该是俄语实践修辞学。文章针对俄语本科阶段在实践修辞学习方面的错误进行分析研究,侧重分析在语音、语法、词汇各个层面的错误原因,指出正确方案,并且进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