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与“收编”——从《小王子》看电影中的神话修辞术

在文化研究的理论背景下,大众文化是平衡着“抵抗”与“收编”两股力量的不稳定的场。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种,也充斥着“抵抗”与“收编”的力量。以神话学的视角探析电影文本,则其中的“抵抗”表现为对现有神话的拆解与重构,而“收编”则是建构符合电影创作者价值观的新神话。

试论柏拉图的“哲学修辞术”

在《高尔吉亚》《斐德若》《苏格拉底的申辩》对话著作中,柏拉图探讨并总结了在雅典民主制下,言辞技艺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运用,创造出ρητορικη?一词指称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辞技艺(即狭义的修辞术),并且从正反两面揭示了智术师派修辞家宣讲的修辞术存在的利弊。在哲学与修辞术的关系上,柏拉图并非简单地一概否认修辞术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而是在肯定修辞术作用的同时,一面强调政治修辞术必须为追求正义服务,不能以牺牲人们对美德的培养为代价,而败坏了城邦政治和人的灵魂的秩序。柏拉图在研究和批评智术师派的政治修辞术的同时,对自己的写作技艺也作出了正面的总结和归纳,推出了为哲学服务,化解哲人生活方式与城邦大众之间价值取向之间矛盾,流传哲学火种的哲学修辞术。

试论西方古典修辞术的政治特质

修辞术是西方的一门古老学问,而且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谈到西方修辞术时,常常将之拿来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汉语修辞学相比较思考。实际上,如果不先深入认识西方修辞术的种种特质的话,任何轻易的比附只会带来模糊和混淆。回到西方修辞术的历史传统,我们发现政治性是其最本质的特质。只有认识了西方修辞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修辞术。本文考察了西方古典修辞术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重要历史演变,试图理清西方古典修辞术与社会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此还原西方古典修辞术本质上的政治特质。

论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再定义及其政治内涵

修辞术或演说术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智者派(如高尔吉亚)和柏拉图(包括苏格拉底)围绕这种"技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亚里士多德的处理方式与两派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一方面,他超越了智者将修辞术仅仅视为"说服技艺"的理解,而将之定义为对"说服本身"的考察能力;他既否定了智者将修辞术等同于政治学的做法,又将其作为政治科学的重要组成;他保留了智者对修辞术"普遍性"的承诺以及他们重视的一些非理性的手段,但他又尽可能在形式上对修辞术加以严格限定,在内容上使之朝向真的事实和真的意见。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斐德若》对该技艺的构想,但却将其限定在"关乎人事"的现实领域,使之发挥政治导向的功能,而非用来提升灵魂。最终,亚里士多德建构出了一种哲学式的政治修辞术,使其兼有技艺、知识与实践智慧的功能和特点。

去元音化：修辞术何以跻身“2008年度最佳发明”？

最近,修辞术"去元音化"跻身世界"2008年度50项最佳发明"之一。那么,究竟什么是"去元音化"?"去元音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汉语的"去元音化"是否可能?这些都需要我们及时给予回答。

古希腊的演说术与修辞术之辩(上篇)

关于古希腊的演说辞和修辞术,我国学界已经积累了为数不少的翻译文献,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理解了古希腊的rhetorikē。比如,这个语词应该译作"演说术"还是"修辞术",迄今仍然是个问题。演说术产生于政治生活中掌控民众的需求,兴盛于城邦的民主政治时期;演说术虽是口头言辞行为,却基于文章写作技艺;演说辞讲究文采,雕琢言辞,以求达到控制听众的目标,修辞术即服务于此文饰目的。它们利用修辞性推论的方式,诉诸特殊的理智能力,以达到说服的效果。苏格拉底同样认同修辞术的劝服功能,但他更注重基于修辞性推论引导个人反思自身的爱欲,以实现自我教育的提升。下篇将论述柏拉图、苏格拉底对辩证术与修辞术的融合,以及中西方哲人在此问题上的共契。

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掌握的三种“说服论证”——亚里士多德《修辞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术看成是一种研究说服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说服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为重要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甚至以前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把思想政治教育就等同于说服教育。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阐述了三种"说服论证",即:信誉证明,情感证明,逻辑证明。这三种"说服论证"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者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古希腊的演说术与修辞术之辩(下篇)

上篇论述了古希腊演说术与修辞术的差异、演说术的历史及功用,以及苏格拉底对演说术的运用。本篇将论述柏拉图的戏剧作品既诗化地呈现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术,还呈现了其修辞术;与那些服务于政治目标的演说家不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言辞中混合使用辩证术与修辞术,同时实现对极少数心智与大多数世人的引领,恰如华夏古人体察幽微,修辞立德的成圣之道;在这一点上,中西圣哲,道通为一。

列奥·施特劳斯论政治修辞术

修辞是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他的《迫害与写作艺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以及1964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研讨班讲稿中,他系统地思考了修辞术问题。施特劳斯没有从狭隘的现代修辞学的角度来研究修辞术,相反,他认为,修辞术始终与政治秩序紧密契合。作为说服、决策和引导手段,修辞术成为了影响政治和传播公共价值的途径,它要么将价值相对化,要么在哲学家的控制下传达出确定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政治性的文学和修辞学永远是政治家、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必不可少的话语手段。

有关“家”的隐喻和政治修辞术——评喜剧电影《人在囧途》及其阶级叙述

喜剧电影《人在囧途》通过呈现困境中身份地位迥然各异的两个人的磨合,试图达到对社会上弥漫的贫富之间矛盾的和解:这一意图隐含在回家/返乡这一有关"家"的隐喻当中,因而使得电影别具温情;但问题是这一和解并非真的和解,而只是中产阶级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其以底层迈向中产阶级的方式表现出对两个阶(级)层间矛盾的遮蔽:底层作为底层的结构性存在一仍其旧,改变的只是底层中往上升的个体性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影片一方面表现出在两个阶层间和解的潜在愿望,同时又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其间存在的差距和矛盾。

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与法律论证

公平和正义是法治的生命。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为了确保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人们要求法官对其判决必须给予充分的论证。因此,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修辞术的修辞论证直到今天的法律论证也由此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如今,法律论证已在法庭审判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法律论证始祖的亚里士多德,在二千多年前就为我们今天研究法律论证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修辞术论略

该文变“修辞格”为“修辞术”,并非只是名称的改易 ,而是突出方法的不同 ,即放弃传统原子的、归纳的研究 ,侧重宏观把握和演绎推演 ,并试图建立修辞术模型 。

试论高尔吉亚的政治修辞术

介绍高尔吉亚的作品及其哲学思想、修辞技巧。阐述高尔吉亚和柏拉图所谈论的修辞学存在的差异。高尔吉亚修辞学更偏重政治目的,柏拉图修辞学是哲学上的修辞术。柏拉图一味的区分它们的异同只会导致本来同属一个有机整体的修辞学被迫分道扬镳。

试论高尔吉亚的政治修辞术

文章通过回顾高尔吉亚的哲学思想、修辞技巧和对修辞学的贡献,试图说明高尔吉亚和柏拉图所谈论的修辞学视角不一样。高尔吉亚修辞学更偏重政治目的,而柏拉图所谓的却是哲学上的修辞术。柏拉图一味地区分它们的异同只会导致本来同属一个有机整体的修辞学被迫分道扬镳。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高尔吉亚的作品,就会发现高尔吉亚是一个把哲学和修辞学完美融为一体的修辞家。他的修辞思想和修辞技巧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李安与中产阶级美学修辞术

1972年，十八岁的李安第二次联考落榜，学业上的失意使他只能退而求其次，考入台湾艺专影剧科导演组学习。这个无心插柳的选择改变了他日后的命运，在从台湾到美国求学的起承转合中，李安日益显示出在影像艺术上的热情与天分。1985年，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获得电影硕士学位的作品《分界线》（FineLine），获该校影展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奖。①又十五年后，李安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华人之光”，在世界范围的电影圈内几乎没有一个华人能出其右。

纵横家外交辞令中的修辞术

纵横家在外交过程中功利性目的很明确,言语有很强的针对性。在论辩过程中采用兵不厌诈等论辩手法、积极创设有利的语境、并运用类比、寓言等多种修辞手段。

论公共行政中的修辞术

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修辞术,能见证行政人员的话语表达魅力,塑造公共行政的想象力。公共行政中的修辞术主要有优化管理技法、提升调解水平、强调执行效果和营造组织文化等多重功用。修辞术的运用需要遵循风格得体、适度使用、场景预设和尊重听众等要求,确保话语修辞价值指向鲜明。为体现公共行政中的话语修辞魅力,行政人员不能盲目套用修辞手法,也不能将修辞术视为炫弄的技法,而是要根据话语表达需求选取一种或多种修辞手法,避免修辞术运用不当或话语表达问题而引发各种误解。

商业主义与意识形态间的类型片修辞术——从《集结号》到《风声》

从《集结号》到《风声》,作为两部既追求政治正当性,又攫取上佳市场效应的影片,穿梭于商业主义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类型片修辞术成为影像传播致效的关键。严格意义上说,《集结号》还只是类型片的一次探索,它主要通过影像话语修辞,在电影英雄叙事上实现了"转身"。《风声》则借助谍战片定位,一方面通过酷刑展示和专业信息的汇入,为类型片的意义"程序"增添了新内容;另一方面情感的深度演绎也为类型片的同情认同达成和价值同构性思考提供了修辞术实践。

全球经济调整的西方修辞术

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国际场合大谈全球经济调整，要求各国加强协调，也可能会以此为幌子，从各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赶超。

浅谈广告中的修辞术

广告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成败,修辞是研究话语交流的艺术或科学。本文分析了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中修辞诉诸在广告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