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德曼:重建逻辑、语法和修辞的关系

西方传统的人文教育三学科之间的秩序在形而上学的框架内被"理性"的安排,修辞成为逻辑和语法的附庸。德曼从"修辞认识论"的角度重建了逻辑、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关系,从而向我们揭示出世界秩序是在审美式的修辞活动中完成的,它表面上呈现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暗中却被自己的转义结构所破坏。

论古典修辞学与尼采早期的修辞观

古典修辞学中充满着大量现代性的因素。尼采早期的文章中为修辞学正名,要确立一种"修辞认识论"。他认为一切语言皆为修辞,一切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也都是修辞;修辞并不展现世界的"真相",这并不是因为修辞没有真理追求,而是由于真理的修辞本性使我们只能拥有"完全拟人化的真理"。这样的修辞不是"用",乃是"体";不只是语言运用的"技术",更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论西方四大修辞学派的语篇建构观

近年来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表明 ,选用适当的修辞理论深化语篇建构教学可取得显著成效。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语篇建构的深层要素及其互动关系 ,以便阐明这些多元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对语篇建构过程进行制约的。文章进而详细讨论了西方四大修辞学派的相关理论 ,追溯其历史渊源 ,并指出各自在教学实践中的得失。最后 ,本文通过讨论、比较 ,提出认识修辞派的教学理论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认识与创新能力 。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之阐释形态

中国古代的修辞学传统有其独特的阐释形态，大量的修辞认识都在“训诂”的框架中展开，具体表现为对典籍中比喻、比兴、借代、委婉、变文、互文、重叠、省文、双关、夸张、言外之意、同义选择、押韵等修辞方式的阐释。从当代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修辞阐释把修辞活动置于特定的文化和上下文环境中，密切联系题旨情境评价修辞的涵义，使修辞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或“技术”，而是具体语义建构过程的一部分，是有血有肉的语文要素。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修辞同耳方式。

把修辞教学作为语文教改的突破口

笔者长期受困于中学语文教学,所以虽先后进行过“愉悦教学”、“情境教学”、“作文做人同位训练”等改革实验,甚至还发表过专题论文,但多是浅尝则止;近几年又进行以修辞教学为突破口的教改尝试,虽然似未入门,却也小有所获。 一、浅尝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991年上期给高三学生讲授姜夔《扬州慢》时,不期有学生提出教材将“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一句注为“(人们看见金兵南侵而遭)毁坏的城池和古老的大树,至今仍厌恶谈到(那种破坏正常生活的)战争”是很牵强的,是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我觉得学生的意见中肯。当即发起讨论:这条注释是牵强的,但为什么?你以为怎样注释才合情理?学生兴致很高,踊跃发言,很快就统一了认识:注释的牵强就在于将“废池乔木,犹厌言兵”释作了省略句,即省略了“厌”的主语,或者说省略了因果复句的偏句主谓成份;只有将它解作拟人句,即让“废池乔木”去“

修辞教学答问

问:1、您对修辞教学的意见? 答:修辞教学,一是让学生认识修辞现象。修辞现象并非完全是书面语的现象,口语修辞是第一性的。在语言交际中,为了适应语境和交际目的,就有了不同的语体,为了生动、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为了强调语言的效果,就要选词、选句式、使用修辞方式,讲究话语的安排,这属于语言运用中得体的表达,至于风格问题,则是更上一层楼的事了。 二是掌握运用修辞知识的能力。修辞活动既然是语言选择的行为,就必然要形成自觉的能力。要教育学生在说话和作文时,注意适应题旨、情境的需要,要文以适情,不可为文造情,不要误解修辞是离开目的、情境去刻意雕琢。

勇于探索者的足迹——读林万菁《语言文字论集》

近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林万菁博士新著《语言文字论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1996年6月出版,为该研究中心丛书之三),一个孜孜以求,勤于耕耘,勇于探索者的形象,又一次浮现脑际。 五年前去新加坡参加“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赡”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结识了林先生,他即以他的《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万里书局1986年版)见赠。拜读之余,即感到这是一本研究鲁迅修辞技巧和修辞观的甚为系统的专著,厚达48万字,许多角度发人所未发。本论集由14篇论文(包括附录)组成,其中修辞学论文6篇,几近全书之半,另外还有一些论文,主题虽不专论修辞,但内容多有涉及的,也有好几篇。 读完全书,很同意陆俭明先生在《序》中所说:“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勇于探索的精神。” 即以《以小见大论修辞》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