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

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为此,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有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是修辞主体必须要始终牢记并遵循的,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

张千一交响诗篇《长城》之音乐修辞解析

本文对作曲家张千一的新作——交响诗篇《长城》进行音乐创作层面的分析,主要涉及音乐谋篇的个性化思维与特点,主导动机的家族性衍化与贯穿,以及音乐修辞的戏剧性与交响性等方面,最终揭示出作曲家以长城为主题的音乐艺术升华之笔法。

创业叙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组织双元性、资源获取与修辞策略的作用

企业是有机资源综合体,其成长与发展离不开相关利益者的资源支持,对创业企业而言,捉襟见肘的资源匮乏是常态问题,尤其需要得到相关利益者的支持,而对创业企业的认可是其资源投入的先决条件。创业叙事是创业者构建组织双元性、满足相关利益者诉求预期及吸引和说服其资源投入的关键手段。而创业叙事对创业成功的影响效应、黑箱机制与边界条件如何等,既有研究尚未揭示。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科学界定创业叙事修辞策略内涵构成,合理开发相应测量工具,探究创业叙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揭示组织双元性与资源获取的中介作用机理,同时考察修辞策略在其间的边界条件作用。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创业修辞策略即为达到某种创业表述目的而刻意使用的劝服性话语,其量表包括行业共性描述和独特优势阐述两维13题项;(2)创业叙事显著正向影响创业绩效;(3)组织双元性与资源获取在创业叙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4)行业共性描述修辞策略强化创业叙事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而独特优势阐述修辞策略强化创业叙事对组织竞争性的影响。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选集》中的反讽修辞及其韩译研究

《毛泽东选集》中运用了大量的反讽修辞,具体表现为反语、夸张、对比、反问等修辞技巧,在诗学层面形成了独特的文体风格,在哲学层面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世界与乐观积极的革命热情。对反讽修辞的翻译需要译者在准确传达表层含义的同时再现原文的反讽情境,实现修辞表达者的交际目的。译者如何接受原文修辞并在译文中重建修辞世界,取决于两种语言的语境差异,以及译者个人的修辞意识、修辞能力及认知体系。而具体翻译策略与技巧的选择决定着译文的修辞效果。

基于符号修辞的女性美容产品设计研究

文章以女性美容产品为研究对象,基于符号修辞深入理解美容产品的功能性和文化属性,为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以促进产品的创新。首先,在解析不同类型符号修辞的基础上,阐述它们如何应用于美容产品。其次,阐述美容产品中的功能、文化属性及产品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借助四种不同类型的符号修辞,即明喻、转喻、提喻及隐喻,再结合修辞中的能指和所指原理,构建女性美容产品的设计思路,并用实例验证设计思路的可行性,以期促进美容产品的设计创新。

“电影”作为“修辞”在小说《人世间》中的运用

将小说《人世间》中的名词“电影”及其相关影片名称、电影人物、涉“影”话语等,统称“电影”,将之作为一种大的语言“修辞”,置于小说的整体框架之中,来探讨作者梁晓声对此运用及其效果,可以发现:其一,通过背景介绍和历史见证,“电影”发挥了“时间政治”符号表达功能;其二,通过对人物先在界定和人物性格直接刻画,“电影”于人物塑型而言起到了应有的修饰作用;其三,助力作者直抒胸臆和建构真善美文艺理念,弘扬作者主体精神。

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讲得真且讲得好”的古典修辞学,自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演化成单纯为了“讲得好”的修辞科学。修辞学家维柯在辨识出古典修辞学的没落之后,借由“第二真理”通向“第一真理”的事实,用“论题法”辩护“第二真理”的方式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学法则,并以此指出了演绎和分析纯形式的批判法的弊端。同时,维柯还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也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共通感(常识)。于此,论题法唤起了古典修辞学对或然性事物固有的审判权,从而既为囿于批判法的精神科学寻得了蕴含在古典修辞学中的真理要素,又在真理维度加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的亲缘性。维柯所发现的这条返回古典修辞学传统的道路,还启示着一条通向哲学解释学真理及其“问答逻辑”的秘径。

当代文学艾滋叙事的隐喻修辞

作为一种疾病,艾滋病在自身之外还附加了众多的隐喻与偏见。当代文学早期艾滋叙事讲述的大多是国外艾滋病患者的故事,显示了一种盲目排外的他者想象。与此同时,艾滋病又被视为一种世纪瘟疫,是对道德犯禁者的天降惩罚。当代文学艾滋叙事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军事话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战争修辞特质。艾滋叙事中存在一些话语转义行为,用“爱滋病”“爱之病”或“热病”等指代艾滋病。艾滋叙事在艾滋病的污名建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些话语使用不当容易造成艾滋病的污名化,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

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叙事中的共情修辞

温暖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从电影创作实践中逐步生成演变而来,体现了媒体、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共同愿景。共情修辞与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叙事不仅具有学理的渊源,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互相支撑。从共情修辞的角度探讨这类电影的叙事逻辑,可以揭示“温暖”情感生成的具体路径,危机共情、亲情共情与励志共情共同构成共情修辞的基本类型。共情修辞可以突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情感价值,促进建构新的时代伦理,助力国家形象传播。

思想修辞论

“思想修辞”,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受到中西方“修辞学转向”的启发与影响,并在出现时段上与其有所重合,但又有自己的思考路径与内在逻辑。它试图在语言修辞之外探讨一种思想层面上更为广义的修辞现象。所谓“思想修辞”,就是运用修辞的方法、手段来进行思维和思考,或是在思想、思维过程中带有修辞的痕迹和影响,凡具有这些特征的思维活动,皆可称之为“思想修辞”。“思想修辞”研究,就是要探讨修辞如何在思想、思维层面产生、存在并发生作用。这一命题产生的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修辞”的结果。在此,核心概念与思维方式同时诞生,命题与方法互为因果。思想修辞是一种“隐性修辞”,渗透、贯穿于一个个创新思维的过程之中,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思想修辞还注重理论研究的技术维度,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和可操作性。研究思想修辞,提出核心概念固然重要,但更为要紧的是要像语言修辞有自己的“修辞格”一样,确立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将“思想修辞”置于学界“修辞学转向”这一大系统中进行观照,或有启发与新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国产现实主义电影的身体修辞

在当前国产现实主义电影中,疾病修辞不仅反映出个体身份认同的危机,同时也传递出某种生命价值与生活态度。透过情欲修辞,我们可以窥探其背后刺激欲望生成的内外要素以及底层群体通过出卖身体换取生活之艰。救赎与自我救赎,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作品所要阐述的一个永恒话题,同时也是死亡修辞必不可少的主题。影片中的死亡书写是以底层群体为描写对象,触及了绝大多数都市中底层民众的现实生存状况,深刻的悲悯情怀与热切的人文关照令广大电影观众为之动容。

汉语修辞与词汇互动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修辞与词汇互动研究由来已久,本文对该项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全文分为立足词汇的互动研究、立足修辞的互动研究、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互动研究的后续推进等四个部分。文章认为,要将该项研究进一步推进,认识上须要明确修辞与词汇的互动是语言的一种本质存在,策略上须要打通古今从共时与历时的坐标中作动态的考察,理论上须要在继承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与创新。

从爱欲之路到修辞之路——论柏拉图《斐德若》中灵魂提升的两条道路

苏格拉底对智慧有着极强的爱欲,同时他还爱欲着身边渴求智慧的青年人,如何促成他们的灵魂提升,这成为苏格拉底哲学言辞的一大重心。柏拉图在《斐德若》中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向我们展现了两条灵魂提升之路:爱欲之路和修辞之路。第一条道路充满诗意,从追求身体之美走向追求美本身,从而开启了灵魂返乡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则更具技艺性,在优美言辞的组织和表达中传递真理的知识,从而在听众或读者的灵魂中播撒希望的种子,在修辞中激发、吸引并引导灵魂对智慧和美本身的追求,这是有限的人踏上了无限提升的道路,前路漫长但更具人性化的考量。两条不同的道路最终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修辞学"中汇聚在一起。

符号、修辞与说服:“拉伊卜”形象视觉传播探析

“拉伊卜”作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吉祥物,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尤其得到了我国受众的喜爱。本文运用符号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分析发现,“拉伊卜”形象是基于文化内涵的“像似符”建构和基于视觉共通的符号解构,经过拟人化和叙事化的视觉修辞后走向受众,受众基于“饺子皮”等形象与“拉伊卜”形成视觉共通,从而实现受众破圈以及彰显体育精神、国家形象和地域文化等视觉说服效果。“拉伊卜”的成功出圈得益于技术赋能传播的全过程,对于体育赛事吉祥物的创作与传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体认(互文)修辞学路径:互文辞格新解

文章基于体认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结合修辞和互文辞格的特点,对现实进一步细化,并对认知进行了具体描述,初步构建了体认(互文)修辞学路径,据此对汉语互文辞格进行了分类体认分析,得出了新的分类框架,并深入考察了不同类型互文的意义产生和理解的体认机制。

文学翻译修辞意识断与续及其阐释

作为人类意识的活跃成分,修辞意识被认为是对修辞现象和本质存在及修辞形势的认识和觉知。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导致译者对原文内容和文体,包括对修辞现象和本质存在理解和觉知不到位,引发翻译中修辞意识中断进而导致阐释问题。译者、原作者、读者作为不同主体的认知差异是导致文学翻译修辞意识中断及阐释失效的主要原因。充分认识到接受心理是以继时态发挥即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真正有效的修辞话语并不会因为历时变迁而不再有接受者,而是可以被有效阐释。文学翻译实践表明,译者通过努力让修辞意识在译文中得以接续不失为关注作品文学性的有效之举,其旨在引发读者共鸣,促进翻译接受。

中国—东盟外交话语的修辞劝说研究——基于元话语和评价系统视角

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双方已成为彼此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以2021年中国—东盟外交话语为语料,考察说话人如何使用元话语和评价资源实现修辞劝说。研究发现,元话语和评价系统构成政治修辞的基本要素,发言人主要使用关系元话语,结合鉴赏资源,实现情感诉诸;主要使用信息元话语和语境元话语,结合鉴赏资源,实现理性诉诸;主要使用发话人元话语和关系元话语,结合判断资源,实现人格诉诸。

高校思政教育标语修辞研究

校园标语作为一种隐性的、使用广泛的、相对稳定的教育元素,是各级各类学校德育的重要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语言学视角的校园标语研究较多,如柯贤兵、朱丹锋(2007)从语音、词汇、句法、语义修辞及语用等层面对高校校园标语的语言特征作了分析,卫春艳(2010)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了校园激励教导类标语的顺应性特征,刘腊梅(2021)分析了高校校园标语的修辞批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