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文、数据重组与拟像再现——Sora影像叙事的修辞学建构及其审美逻辑

视觉修辞作为一种认识论的理论属性为考察Sora的先锋艺术实践提供了契机,也使得从宏观、整体性立场审视Sora成为可能。“图—文”关系作为视觉修辞符号层级的审美实践成为Sora文生视频的修辞参照,Sora对语言文本指令的修正与丰富架构了影像叙事的时空框架,使得由之形成的影像更具“故事性”。Sora对庞大视觉数据的学习与处理铺垫了其影像生成的深层路径,对视觉数据元素的提取与重组及其形成的互文关系成为其视觉叙事的另一修辞表征。“真实感”作为视觉修辞的内在意指为审视Sora的“形象”构建提供了理论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Sora社会影响力的成因。符号表征、文本构建与传播效应是视觉修辞切入Sora影像叙事的三个视点,它在深度揭示人工智能视觉生产审美本质的同时,也加持了人们审视人类视觉表征场域这一非人化行动者的理性立场。

断代诗歌修辞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评段曹林教授的《唐诗修辞史研究》

段曹林教授的《唐诗修辞史研究》是一部体系科学、材料翔实、方法科学的学术著作。作为断代史与文体(语体)史相融合的中国修辞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段著对唐诗修辞史的研究是基于对唐诗中的修辞现象及其发展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以唐诗中各种修辞现象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考查唐诗中各类修辞手法和言语风格在不同时期、诗体、流派、题材的唐诗中的特点、变化和影响,比较不同历史阶段唐诗中比喻运用、句法修辞、言语风格等修辞现象,探讨唐诗修辞在诗歌修辞史中的特征、地位和贡献。

语言文字运用修辞题提分策略

高考语文全国卷历来重视对语言的建构和运用的考查,修辞手法是语言建构和运用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考试题近三年来多次考查修辞有关的题型,正是语言文字的基础性和应用性逐步被重视的显著体现。2024年全国三套卷对修辞手法均有多种角度的考查,考查的方式也更加新颖别致。守正创新是高考语言文字运用题的宗旨,本文拟通过对近三年高考语言文字运用修辞题的深入剖析,总结出简单易行的提分策略。

创业叙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组织双元性、资源获取与修辞策略的作用

企业是有机资源综合体,其成长与发展离不开相关利益者的资源支持,对创业企业而言,捉襟见肘的资源匮乏是常态问题,尤其需要得到相关利益者的支持,而对创业企业的认可是其资源投入的先决条件。创业叙事是创业者构建组织双元性、满足相关利益者诉求预期及吸引和说服其资源投入的关键手段。而创业叙事对创业成功的影响效应、黑箱机制与边界条件如何等,既有研究尚未揭示。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科学界定创业叙事修辞策略内涵构成,合理开发相应测量工具,探究创业叙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效应,揭示组织双元性与资源获取的中介作用机理,同时考察修辞策略在其间的边界条件作用。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创业修辞策略即为达到某种创业表述目的而刻意使用的劝服性话语,其量表包括行业共性描述和独特优势阐述两维13题项;(2)创业叙事显著正向影响创业绩效;(3)组织双元性与资源获取在创业叙事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4)行业共性描述修辞策略强化创业叙事对组织合法性的影响,而独特优势阐述修辞策略强化创业叙事对组织竞争性的影响。

经济修辞的基本原则

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修辞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需要应合特定的题旨情境,朝着既定的修辞目标预期而努力。为此,修辞主体(表达者)在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就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其中有三项最基本的原则,是修辞主体必须要始终牢记并遵循的,这就是:“增量达标”原则、“减量达标”原则和“调控适变”原则。

张千一交响诗篇《长城》之音乐修辞解析

本文对作曲家张千一的新作——交响诗篇《长城》进行音乐创作层面的分析,主要涉及音乐谋篇的个性化思维与特点,主导动机的家族性衍化与贯穿,以及音乐修辞的戏剧性与交响性等方面,最终揭示出作曲家以长城为主题的音乐艺术升华之笔法。

体认(互文)修辞学路径:互文辞格新解

文章基于体认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结合修辞和互文辞格的特点,对现实进一步细化,并对认知进行了具体描述,初步构建了体认(互文)修辞学路径,据此对汉语互文辞格进行了分类体认分析,得出了新的分类框架,并深入考察了不同类型互文的意义产生和理解的体认机制。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身体如何讲述故事——身体修辞的视觉图式及其意义生产

作为身体美学与视觉修辞的交集形式,身体修辞兼顾视觉文本与实物文本两个视觉修辞序列,身体的形式表征与行动表征构成身体修辞审美实践的两个维度,前者立足身体的样貌及装扮,结合身体形式负载的社会、文化属性展开修辞实践,后者则基于身体动作的故事性意指进行修辞生产。中西艺术史对身体意指的审美呈现及其修辞意蕴为身体修辞的话语生产提供了经验参照,而技术媒介对身体表征的纾解以及消费意识对身体美学的隐性驱动则赋予身体修辞更为普泛的实践空间,也决定了身体修辞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一个现代命题。

《毛泽东选集》中的反讽修辞及其韩译研究

《毛泽东选集》中运用了大量的反讽修辞,具体表现为反语、夸张、对比、反问等修辞技巧,在诗学层面形成了独特的文体风格,在哲学层面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世界与乐观积极的革命热情。对反讽修辞的翻译需要译者在准确传达表层含义的同时再现原文的反讽情境,实现修辞表达者的交际目的。译者如何接受原文修辞并在译文中重建修辞世界,取决于两种语言的语境差异,以及译者个人的修辞意识、修辞能力及认知体系。而具体翻译策略与技巧的选择决定着译文的修辞效果。

基于符号修辞的女性美容产品设计研究

文章以女性美容产品为研究对象,基于符号修辞深入理解美容产品的功能性和文化属性,为设计提供了理论指导以促进产品的创新。首先,在解析不同类型符号修辞的基础上,阐述它们如何应用于美容产品。其次,阐述美容产品中的功能、文化属性及产品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借助四种不同类型的符号修辞,即明喻、转喻、提喻及隐喻,再结合修辞中的能指和所指原理,构建女性美容产品的设计思路,并用实例验证设计思路的可行性,以期促进美容产品的设计创新。

“电影”作为“修辞”在小说《人世间》中的运用

将小说《人世间》中的名词“电影”及其相关影片名称、电影人物、涉“影”话语等,统称“电影”,将之作为一种大的语言“修辞”,置于小说的整体框架之中,来探讨作者梁晓声对此运用及其效果,可以发现:其一,通过背景介绍和历史见证,“电影”发挥了“时间政治”符号表达功能;其二,通过对人物先在界定和人物性格直接刻画,“电影”于人物塑型而言起到了应有的修饰作用;其三,助力作者直抒胸臆和建构真善美文艺理念,弘扬作者主体精神。

思想修辞论

“思想修辞”,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受到中西方“修辞学转向”的启发与影响,并在出现时段上与其有所重合,但又有自己的思考路径与内在逻辑。它试图在语言修辞之外探讨一种思想层面上更为广义的修辞现象。所谓“思想修辞”,就是运用修辞的方法、手段来进行思维和思考,或是在思想、思维过程中带有修辞的痕迹和影响,凡具有这些特征的思维活动,皆可称之为“思想修辞”。“思想修辞”研究,就是要探讨修辞如何在思想、思维层面产生、存在并发生作用。这一命题产生的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修辞”的结果。在此,核心概念与思维方式同时诞生,命题与方法互为因果。思想修辞是一种“隐性修辞”,渗透、贯穿于一个个创新思维的过程之中,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思想修辞还注重理论研究的技术维度,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和可操作性。研究思想修辞,提出核心概念固然重要,但更为要紧的是要像语言修辞有自己的“修辞格”一样,确立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将“思想修辞”置于学界“修辞学转向”这一大系统中进行观照,或有启发与新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浙学”:一种修辞惯例及其阐释

南宋士大夫对“学”进行了各种政治与学术的语言建构,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范畴性集合名词,形成了一种关于“学”的修辞惯例。当朱熹提出“浙学”一词时,这仅仅是对修辞惯例的一种应用。这一类推式的镜像表述,使“浙学”能自动地成为可以汇集信息、突出主旨和设定的类型词汇。朱熹以“浙学”作为其思想演绎的方法,他对浙学的概写与定位关乎的是自身的范式性话语,是在关于自身的内在视角之外提供了一个外在的视角,以达成巩固自己学说的优越感与认同感的目的,最终将自我的学术视为道学的唯一合法性话语。他用多种修辞方式对浙学进行直接且明确的批判与矫正,将之作为一种异论之学,表达了“无法同己”的情感与态度。“浙学”这一类的修辞依据,不仅有助于构建群体观念,还提供了一种认知思路。在历史的沿用过程中,通过挪用和转译的方式,“浙学”的词义本身及其引申的意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与变化。

叙事·修辞·先锋性——班宇小说创作论

班宇认为人类普遍性经验汇聚成一个自为世界,并通过感受中介沟通经验本体与现实世界,形成其“普遍事物本质相似性”的特殊认识论,使其小说叙事成为此在生命经验不断传达和存在认识论传递的方式。语言作为封存班宇情感与生命意义探求的晶体,班宇通过短句和隐喻的应用,使之获得最大意义载荷。他继承了1980年代先锋作家的先锋精神,但又对其进行了延展: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形式实验,而是另辟蹊径,从内容层面深化了小说认知,推进了小说的叙事探索。《山脉》《气象》等文本通过对作为传统小说中心的情节的存在意义进行反思,进而回归叙事的交流本质,指出叙述与阐释是小说意义生成的界限,从而在内容上、形式上推进了小说叙事的更新。

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讲得真且讲得好”的古典修辞学,自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演化成单纯为了“讲得好”的修辞科学。修辞学家维柯在辨识出古典修辞学的没落之后,借由“第二真理”通向“第一真理”的事实,用“论题法”辩护“第二真理”的方式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学法则,并以此指出了演绎和分析纯形式的批判法的弊端。同时,维柯还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也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共通感(常识)。于此,论题法唤起了古典修辞学对或然性事物固有的审判权,从而既为囿于批判法的精神科学寻得了蕴含在古典修辞学中的真理要素,又在真理维度加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的亲缘性。维柯所发现的这条返回古典修辞学传统的道路,还启示着一条通向哲学解释学真理及其“问答逻辑”的秘径。

当代文学艾滋叙事的隐喻修辞

作为一种疾病,艾滋病在自身之外还附加了众多的隐喻与偏见。当代文学早期艾滋叙事讲述的大多是国外艾滋病患者的故事,显示了一种盲目排外的他者想象。与此同时,艾滋病又被视为一种世纪瘟疫,是对道德犯禁者的天降惩罚。当代文学艾滋叙事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军事话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战争修辞特质。艾滋叙事中存在一些话语转义行为,用“爱滋病”“爱之病”或“热病”等指代艾滋病。艾滋叙事在艾滋病的污名建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些话语使用不当容易造成艾滋病的污名化,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

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叙事中的共情修辞

温暖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从电影创作实践中逐步生成演变而来,体现了媒体、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共同愿景。共情修辞与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叙事不仅具有学理的渊源,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互相支撑。从共情修辞的角度探讨这类电影的叙事逻辑,可以揭示“温暖”情感生成的具体路径,危机共情、亲情共情与励志共情共同构成共情修辞的基本类型。共情修辞可以突出温暖现实主义电影的情感价值,促进建构新的时代伦理,助力国家形象传播。

社交媒体中信任关系的修辞困境与社会后果

社会信任是社交媒体出现后的重要议题,在诚信问题和人际欺骗不断增多的媒介环境中,不信任成为社交媒体的一种心理基调。研究材料显示,信任链断裂与信任惯性中止已在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在以职业、地位、性别、地域、年龄为标准的社会分层中,社交媒体参与者遵循着“主体—行为—后果”的逻辑关系,运用各自的修辞方式来表达不信任,这种话语表达重建或巩固了阐释共同体,形成共同体的内部信任与外部不信任。所有的不信任表达均自线下追溯至线上,最终又回归至线下,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强化民粹、撕裂阶层,增加社会交往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