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煤》:篇名符号的广义修辞学阐释

《红煤》是当代作家刘庆邦煤矿题材小说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版的《红与黑》”,其篇名“红煤”一词具有丰富的修辞内涵。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来看,“红煤”既指向概念认知中的煤,又指向修辞认知中人的欲望。作为文本的核心元素,语符“红煤”通过不同语境下概念义和修辞义的暗转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进而深化叙述和揭示主旨。导致“宋长玉”们走向人性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城乡二元对立下人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困境以及自身错误的价值观和无节制的欲望。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讲得真且讲得好”的古典修辞学,自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演化成单纯为了“讲得好”的修辞科学。修辞学家维柯在辨识出古典修辞学的没落之后,借由“第二真理”通向“第一真理”的事实,用“论题法”辩护“第二真理”的方式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学法则,并以此指出了演绎和分析纯形式的批判法的弊端。同时,维柯还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也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共通感(常识)。于此,论题法唤起了古典修辞学对或然性事物固有的审判权,从而既为囿于批判法的精神科学寻得了蕴含在古典修辞学中的真理要素,又在真理维度加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的亲缘性。维柯所发现的这条返回古典修辞学传统的道路,还启示着一条通向哲学解释学真理及其“问答逻辑”的秘径。

思想修辞论

“思想修辞”,作为一个原创性概念,受到中西方“修辞学转向”的启发与影响,并在出现时段上与其有所重合,但又有自己的思考路径与内在逻辑。它试图在语言修辞之外探讨一种思想层面上更为广义的修辞现象。所谓“思想修辞”,就是运用修辞的方法、手段来进行思维和思考,或是在思想、思维过程中带有修辞的痕迹和影响,凡具有这些特征的思维活动,皆可称之为“思想修辞”。“思想修辞”研究,就是要探讨修辞如何在思想、思维层面产生、存在并发生作用。这一命题产生的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修辞”的结果。在此,核心概念与思维方式同时诞生,命题与方法互为因果。思想修辞是一种“隐性修辞”,渗透、贯穿于一个个创新思维的过程之中,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思想修辞还注重理论研究的技术维度,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和可操作性。研究思想修辞,提出核心概念固然重要,但更为要紧的是要像语言修辞有自己的“修辞格”一样,确立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将“思想修辞”置于学界“修辞学转向”这一大系统中进行观照,或有启发与新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经济修辞学研究的方法

经济修辞学是一门新型学科,是基于经济学原理透视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修辞学,迄今都尚未建立起来。正因为如此,对于经济修辞学的研究,我们必须重视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唯有如此,才能从经济学的视角透视语言表达中的诸多修辞现象,揭示修辞现象中蕴含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修辞现象发生的内在动因与发展规律。根据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经济修辞学的研究可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五种:归纳法、演绎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与心理分析法。

我的“新修辞学”研究四十年

年届“古稀”,回顾本人修辞学研究,“大字报、参考消息、内部文件”的互文可说孕育了前学术时期修辞意识的萌芽,撰于1980年的《简论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方向》可说大致标记了修辞研究生涯的发端,同时撰于本科学习时期的《幽默语言学》《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则表示了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的某种自觉。其后,从《修辞学习》到《当代修辞学》的四十年编委经历,牵连起了中国修辞学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探索过程则体现了修辞学社会实践到理论形式的转化。“耳顺”年后,如果说“国家话语生态”研究意味着立心立命的社会担当和话语行动,那么“新言语行为分析”则努力体现参与“全球性思想竞争”的过程,由此,形成了本人的“新修辞学”理论主张。

经济修辞学研究的意义

“经济修辞学”的概念,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立足“语言本位”,真正基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修辞活动的经济修辞学则并未真正展开。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要求来看,亟需转换看问题的视角,基于“语言即资源”的观点,将修辞学与经济学打通,积极开展经济修辞学研究。经济修辞学的研究具有其特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还因其交叉多元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

基于符号修辞学理论的铅笔刀设计研究

将符号修辞学理论作为一种工具,用来指导铅笔刀设计实践,探讨理论工具的创新为铅笔刀设计价值体系重构提供思考路径。基于皮尔斯符号修辞学的“三元”符号结构,以铅笔刀文本的内外符号结构中的“指称关系”背后社会文化规约之间的相似、相邻、相同和相反四种关联方式为基础,构建具有“辅助性”表意的“异之同”隐喻修辞方式、“排他性”表意的“同之异”转喻修辞方式、“取代性”表意的“分之合”提喻修辞方式和“反向性”表意的“合之分”反讽修辞方式的四种修辞设计文本编写框架。四款不同修辞解释方式皆能指导不同表意方式的铅笔刀设计实践,表明了所构建的铅笔刀四种修辞设计文本框架具备可行性符号修辞学“理论工具化”的尝试,既是对铅笔刀设计价值体系的重新定义,也是对后续文具产品设计符号学系统化构建做出的有益提示。

西方修辞学视角下广西本土产品负载文化外宣英译探析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广西本土产品作为广西文化的物质承载者,其外宣英译的质量对于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西方修辞学的两大概念,“劝说”和“受众”为主要理论依据,具体分析广西本土产品负载文化外宣英译的例子,探讨西方修辞学理论对于广西本土产品负载文化外宣英译的启发,旨在通过更好的本土产品负载文化外宣英译,对广西文化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进一步推动广西民族文化“走出去”。

通过钢琴教学体味“悲怆”奏鸣曲的音乐修辞

本文将关注贝多芬早期创作中经典的“悲怆”奏鸣曲,文章通过文学中的修辞分析方法审视不同的音乐元素在教学中与学生接受的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具体的研究将指涉调性隐喻、音乐旋律的修辞以及音色的修辞三个方面。最终,这些研究将共同呈现出“悲怆”奏鸣曲丰富多彩的音乐修辞图谱,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方面的修辞方式,使得听众产生了丰富的隐喻联想。这些元素也共同构成了乐曲的情感场域,更加有利于作品的演奏、欣赏和流传。

中国当代修辞学理论研究的话语转向——科学化与实用化的提升

《修辞学发凡》实现了中国修辞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转型,当代修辞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立足互动的真实话语活动来探讨修辞的本质,实现了修辞学话语视角的理论突破,体现为研究对象的话语指向、理论建构的话语解释、修辞手段的话语策略构建、修辞目标的话语效果聚焦等。当代修辞学研究的话语转向也突出表现在领域话语应用上,解决社会的话语应用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在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领域语言行为、功能言语行为等话语应用领域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当代修辞学的话语转向推进了修辞学理论的科学化和实用化。

错位时间·多重主体·历史谜因:电影修辞学路径中的声音分析

电影中的声音在叙事性表意与意象性修辞两大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后者,电影声音经常以与现实拉开距离的方式对现实的表象提出质询与思考,在具有修辞性质的思想表达中挑战了完整统一主体的复现,包含将电影影像中的“主体”理解和展现为相互联系的多重主体的逻辑,在象征主义下直接与电影主题产生关联。作为电影修辞的声音表达可以构成疑问——解答体系中的观念性表述,通过提问和解答的方式揭示出整部影片历史谜题的“真相”。本文将从时间的错位、主体的分散与历史谜因的表达三个不同于现实的电影情景角度出发,结合实例探讨电影制作人员如何有效地运用声音来“修辞”电影文本,在相关视听意象蕴含的复杂性有所自觉的前提下,增强电影的叙事效果和观众的观影体验。

比较修辞学研究的去殖民性转向——兼评《文体经纬与帝国统治:中国秦汉时期修辞研究》

比较修辞学(comparative rhetoric)是一门运用文化和比较视角研究非欧美修辞传统的学说。自诞生之初,该学科就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殖民色彩。本文籍由介评《文体经纬与帝国统治:中国秦汉时期修辞研究》,对中国修辞研究领域里西方主导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认为该书采纳的去殖民性视角是比较修辞学,特别是中国修辞研究范式转变的可能选项,书中主要观点也体现了去殖民性选项在挖掘被西方否定的中国传统修辞实践方面的作用。本文最后指出,去殖民性视角下的中国修辞研究为中华文明海外传播探索了可行的路径。

传播修辞学视角下《宠物医院》中的概念转喻与共情效应研究

《宠物医院》是国内首档宠物医疗观察类真人秀节目,以纪实性的拍摄手法形塑了潜含转喻意蕴和情感共鸣的视觉传播符号。本文以传播修辞学为理论来源,移植伯克的戏剧“五位一体”理论及其后来所补充完善的“态度(attitude)”要素对节目文本符号进行分类。同时,用质性研究视角中的文本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以学者刘涛的“视觉转喻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基础,将共情效应作为研究旨归,从像似指代和规约指代两种转喻关系出发,研辨节目中概念转喻的本体特征和喻体意涵,以及由概念转喻所产生的共情效应。此外,在共情效应的研究中,引入学者胡范铸等所建立的“共情修辞”研究方法,实现与概念转喻研究在修辞学意义上的顺连,以及共情效应研究本身的内容构建。

西方修辞学视角下中国特色国防词汇的外宣翻译策略

从本质上看,翻译不只是语言的对等转换,还是一种跨语言文化的修辞行为。中国特色军事词汇凝结着我军军事思想及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翻译时要以西方修辞学为指导,注重翻译目的和效果。该文从修辞劝说、修辞受众和修辞情境因素三个方面出发,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即:求同存异,寻找最贴近的对等语;以受众为中心,以地道的译文提升“劝说”效果;重视“文外语境”,保留原文特色。

网络直播中的听觉修辞及其作用机制

以“劝服”为核心的修辞行为包含着非语言符号参与的可能性,而听觉符号作为重要的感官媒介之一,同样具备参与修辞实践的潜力。网络直播是一种新兴的视听传播活动,其修辞过程离不开听觉符号的参与,听觉符号的三种样式——语音、音乐、音响都参与了网络直播中“劝服性话语”的生产,听觉修辞在网络实践中成为可能,同时,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听觉文化与网络媒介的特性与局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马超著《现代汉语修辞基础》序

《现代汉语修辞基础》,马超著,顾问:张万有、杜敏,48万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出版。马超同志这部著作中有些内容,最初是同语法写在一起的,只有修辞概说、词语修辞、句子修辞和辞格四章,内容也较单薄。后经作者深入学习和研究,决定将修辞学的内容单独分出来,增加章节,建立体系,扩写成这部《现代汉语修辞基础》。

无处不在的作者——《小说修辞学》述评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C.Booth)的《小说修辞学》是现代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深刻研究了小说的修辞学,包括故事情节、人物刻画、叙述方式选择等方面。布斯强调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了审美距离、叙述者可靠性、隐含作者、修辞策略和读者参与等关键概念,对小说写作和阅读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学界对这些概念中作者实际介入的讨论尚显不足。本研究通过分析隐含作者、审美距离、不可靠叙述者等观点,揭示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深入渗透,探讨作者如何将自身融入故事叙述、人物构建和主题表达中。

从《有惊无险》分析修辞在广告语中的应用与效果

目前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时代大背景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实施,中国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广告产业也在飞速发展。广告语作为广告生命的一个支点,在广告策划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出彩的广告语可直接增加产品或品牌的附加值。本论文旨在通过对华为广告语《有惊无险》这一文本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探讨修辞学在广告语中的应用与效果,并深入分析修辞手法对广告语的语言表达、情感共鸣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套中人”:果戈里《外套》的广义修辞学阐释

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分析果戈里的小说《外套》,可以发现“外套”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既指向概念义(物质外套),又指向修辞义(精神外套)。“外套”的概念义和修辞义不仅参与小说语篇建构,更参与了小说主人公阿卡基精神世界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