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式个人主义——当代儒家伦理践行方式的个体化特征

如何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难题,成为儒学不断适应社会人心并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重大契机。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使中国社会从家庭主义进入了新家庭主义、个体家庭的新时代,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深陷家族利益与情感纠葛的家族式个人主义。这种家族式个人主义受到关系结构及其私人化逻辑的深层影响,通过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结构性私人化过程,大致形成了依附性、控制性和策略性三种行动逻辑,维系和强化着儒家伦理及其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却悬置了自我意识与人格神圣。如何从传统伦理型人格走向现代平等式个体,在完善个体中建设个体与家庭神圣、个体与国家社会之良好的中介机制及其文化心态,关系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与道德自觉,更关系儒家价值振兴、中国精神建设及中华文明进程的演进。

爱默生个人主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和伦理思想解读

超验主义是爱默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属性,崇尚个性、自立是超验主义的核心要素。爱默生个人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个人神圣、个性、独立自主、无限潜力,其中蕴含的形而上学问题及伦理思想影响深远。在对主客观关系的思考以及将抽象的理性和具体的经验结合起来的努力过程中,爱默生的《论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和把握其思想的样本,从中可以看出爱默生采用不同的模式来建立其理念和道德实践的互动和联系。爱默生环境伦理思想的浪漫主义气质让我们对爱默生个人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文学伦理观和精神观对19世纪美国人给自然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和现实意义有更深刻的解读,对当代中国环境伦理建设和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意义。

五四时期对个人主体性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五四时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期,见证了国民“个人”的崛起和现代主体意识的觉醒。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弘扬个性、反思个人价值、探求个人权利。然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立场和态度的制约,使得现代化的理论构建并未完全实现,对个人主体性的探索最终以国民投入爱国潮流的形式匆匆结束。自此以后,“个人主义”的议题逐渐被“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所取代。尽管如此,五四运动及其现代性所体现的那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其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基于CNI模型的研究

采用道德困境判断的CNI(Consequence,Norm,Inaction)模型,通过两个研究考察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对道德困境判断影响。研究1考察个体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结果显示集体主义倾向的个体在道德困境判断中表现出更强的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和总体的不行动偏好,因而作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研究2探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启动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启动个人主义自我构念的个体相比,启动集体主义自我构念的个体对道德规范更敏感,因而作出更少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整个研究表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主要通过影响个体对道德规范的敏感性和自身的行动偏好来影响道德困境判断,但在对自身行动偏好的影响上,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与启动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自我构念存在差异。

理性式微、功利扩张?近40年中国社会两种个人主义的变迁

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变迁,个人主义异常增长,但这一增长究竟是自我的功利扩张(如利益至上)、还是理性提升(如人格独立),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反思。预研究建立了理性个人主义(如独立、自主、开拓、进取)和功利个人主义(如财产、利益、快乐、享受)词典。进而对谷歌中文图书语料库(1980~2019)的词频分析显示,理性个人主义显著下降,功利个人主义显著增长(研究1);词嵌入分析表明,自我靶词与理性(vs.功利)个人主义属性词的相对语义关联也呈下降趋势(研究2)。总之,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文化转型并非个人主义的简单增长,而是出现了理性个人主义下降、功利个人主义增长的趋势。这表明,理性式微、功利扩张的价值失衡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议题,其背后的多重自我结构、演化路径及社会精神动力的培育还有待未来深入研究。

重思杜威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与个人主义

自由与个人主义问题是杜威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关注的两个重点问题。杜威对传统的自由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将自由概念的哲学意义建基于霍布斯物理性的自由概念之上,进而在社会自由方面提出社会制度权威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在杜威看来,传统的个人主义将制度性权威与个人自由二分,从而造成了社会制度权威与个人自由的对立,但人类历史上这二者并不处于一种分离对立的状态。虽然这一分离对于激发个人首创性和进取精神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旧个人主义已经蜕化为经济个人主义或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社会进步,因此,需要重塑个人和个人主义。新型的个人是体现现代科学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个人,是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个人。

正当防卫法理基础的个人主义重述

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无需诉诸超个人主义元素,但个人主义既有学说存在难以契合实定法的局限,以个人主义进路阐释正当防卫的困局有赖于方法论的转变。纵向上,援引民法学领域结构分化的利益衡量论,以公民基本权利为核心的法治国基础利益经由正当防卫制度利益约束当事人利益;横向上,在主体间性视阈下,秉持理性存在者相互承认的权利观,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在于对公民间法权关系的肯认。据此,触发防卫权的不法侵害以公民间法权关系受损为核心,作为防卫对象的不法侵害人仅以自由意志支配为必要而不以罪责为条件,防卫权存续时段以法权关系受损且具有即时修复可能性为限。上述观点基本可以解释当前的刑法理论并与实定法契合,在我国正当防卫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妥当的方案。

方法论个人主义、功能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发生了一场争论,以埃尔斯特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当时流行的功能解释理论,批评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在机制阐释上存在缺陷,并要求运用主流经济学中迅速发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博弈论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基础。这一方案遭到了吉登斯、维尔德斯等学者的反对,争论最终也没有达成共识。各方都默认个体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独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也是西方学界至今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性改造,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资本论》的论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调适——-梁晓声《人世间》的启示

如何整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从五四时期对集体主义文化的反叛,到十七年时期思考重点的位移,再到21世纪以来具有中国经验的故事讲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小说日趋成熟的发展轨迹。梁晓声的《人世间》在思想内核上高度表征了国家权力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冲突,为读者连接起一条理解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关系的有效通路。《人世间》专注于展示个体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把理解变局时代中国社会的钥匙。梁晓声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展现对生命的关怀,对人性之善的考辨,对现实主义精神立场的坚守,形成了小说的独特价值。

“自我”的发现与书写——印刷术对西方个人主义转向的推动作用

考察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及其应用,探究印刷机对西方世界个人主义转向的推动作用。文章以印刷机问世至16世纪的历史阶段作为考察背景,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史实进行考察,发现印刷机加速西方个人主义转向的进程,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密切相关。指出印刷机发挥了作为传播媒介的工具性作用和自身的文化功能,通过对文字内容的大规模复制生产,树立了文字与知识的权威,使得对“自我”的发现和书写向更大范围内的市民阶层扩散,进而推动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潮发生转向。

《小妇人》里的爱与个人主义

《小妇人》是由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了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里,一位母亲和她的四个女儿的日常生活琐事,是一本关于爱、工作、女性自立的小说。文章通过对五位女性人物形象的概括叙述,简要结合作者的个人成长经历,探讨了身处在那段历史时期中,美国普通女性对于爱与个人主义的理解与实践。爱与个人主义看似相互矛盾,实则紧密相连。

个人主义与中国社会关系结构变动——对“新青年”的个案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体如何凭借个人主义话语从传统家庭走向现代共同体,可以呈现中国现代化早期社会关系结构转化的内在脉络。“新青年”个案体现了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团体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转换模式,即“认同—创伤—修复”的叙事结构。其中个人主义话语的工具性作用在于将对传统家庭的怨恨式认同传递和转化为对现代团体的弥补式认同,新青年从“爱有差等”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转向在现代共同体中寻求“平等之爱”。这一叙事模式在五四前后具有一定普遍性,现代团体被“新青年”体验和阐释为一种传统家庭共同体的修正、补充与扩展。这提示在“家本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关系社会原理对于现代共同体的普遍主义原理,在抗衡和消解的作用之外,也具有激发其需要、促进其认同的作用。

个人主义思潮在青年中的发展新动向及其透视与应对

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演进不可避免会带来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分化和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使得个体化成为新时代变局中的突出现象。而对于在个体化浪潮中成长的当代青年来说,其个体合理需要在不断得以满足的同时,个体意识也日趋强化。但需警惕的是,个人主义思潮也趁机沉渣泛起并呈现出发展新动向,突出表现为生产设置的议题化与碎片化,生发样态的合流化与数字化,叙事场域的隐匿化与圈层化,从而催生了“消极个体化”现象。但究其根本,个人主义思潮的逻辑出发点仍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个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现代个人主义及其幻想进行批判,匡正对“个人与社会”绝对化对立关系的理解,并对个人主义所辩护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祛魅,有助于辨析个人主义思潮的理论局限性。通过厘清边界、优化供给、教育引导和规约保障等路径,既尊重并满足青年作为“现实的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合理需要,又防范和化解部分青年受个人主义思潮侵蚀而引发主体意识错位和主体力量缺失的危机,是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凝聚团结奋斗之青春力量的时代要求。

王尔德唯美个人主义观人物呈现形态分析

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和“生活模仿艺术”的唯美主义观已人所共知,但其唯美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观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是要以审美作为一种价值标准,以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价值观对人的束缚,从而实现个人主义。本文以王尔德作品中的三种人物形象——“罪人”“基督”和“浪荡子”——说明王尔德唯美个人主义观的内涵以及具体体现。三种形象的塑造分别凸显了唯美个人主义观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智性层面。王尔德不仅通过塑造这三种文学形象呈现他的唯美个人主义思想,这三种形象也反过来影响和建构了他的人生。

《嘉莉妹妹》中自然主义背后的个人主义思想本质探究

作为美国精神的象征,个人主义价值观经历了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美国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印证了美国个人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为美国经典小说家,德莱塞生活在达尔文进化论盛行的时代,因此他的创作毋庸置疑受到了自然主义的影响。然而,德莱塞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归根到底还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个人主义。在其经典小说《嘉莉妹妹》中,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德莱塞崇尚的最终还是个人主义思想。

论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批判

马克思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但他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在事实上构成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中,作为现代性主导原则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个人主义、物化逻辑以及资本逻辑的扩张与蔓延等形式。马克思对这三种形式所作出的深刻检视和批判,是他对西方现代性予以批判的实体内容。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表明他在理论上否弃了现代性。毋宁说,马克思通过这一批判,实现了对现代性的根本重建,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发展现代性的更优方案。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西方式现代化及其代表的文明形态的批判力量,但在其理论框架内蕴含着用以论证、辩护、支持、推动现代化的丰富思想资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具有巨大优越性和蓬勃生命力、表征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理念,也体现、印证、丰富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

从个人主义角度看“五四”以后的爱情悲剧——以《伤逝》及《青春之歌》林道静与余永泽为例

“五四”以来,个人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其两大基石——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人。个性主义色彩在《伤逝》和《青春之歌》两位女主人公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彰显,而她们所经历的爱情悲剧中也能找到个人主义的作祟。《伤逝》所刻画的爱情悲剧中主人公涓生便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色彩;以往的研究对《青春之歌》余永泽和林道静的爱情悲剧归因中倾向于抨击余的私欲,却忽视了林道静的身上也有着同样的功利主义诉求。且林道静更进一步地体现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歧与皈依。试图探寻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背景创建后传入中国的个人主义思想该如何进步地生发在国人身上,及文学创作中该如何理性地对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通与分野的答案。

从个人主义角度分析《到灯塔去》

作为女性主义初级阶段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思想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到灯塔去》是伍尔夫运用意识流进行叙事的作品之一,本文从伍尔夫的个人生活经历、女性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出发,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进行解读。

如何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

西方社会日益严峻的政治极化冲击了政治现代性的一些基本价值,但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个人主义、领域分立和进步主义形成了政治现代性的三个不稳定的支点,其中,进步主义可以有强、弱不同的版本,前者对个人主义和领域分立具有颠覆效应;个人主义虽然与传统社群主义分道扬镳,但承认与尊严的社会维度却为群体本位的差异政治留下了空间。极化年代的政治哲学要重申政治现代性的基调,就需要凸显个人尊严的社会基础,同时从社会科学理论上探索社会工程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对其展开道德批判。与此同时,积极介入关于善观念的公共讨论并主动参与技术批判,也是现代政治哲学推进现代性自我救赎的重要工作。

个人权利工具化: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价值歧路

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实质是极端个人主义冲击自由民主与公民政治的群体镜像。西方身份政治最初只是谋求个人权利的族群政治,但后期日趋明显的极端化倾向却将个人权利推向价值异化的边缘:个体的权利诉求开始超越宪法和法治层面,升格为少数族群政治对抗的话语工具。全球化、市场化、政党极化与传播数字化等新兴浪潮在推动个人主义深度扩张的同时,也构成了个人权利工具化的时代诱因。个人权利的工具化态势扭曲了权利的核心意义,构成了对自由民主重大而深远的冲击:它非但无法调和族群冲突,反而加剧了族群间的身份张力,加深了个人权利与自由民主之间的价值区隔与断裂,将西方社会引入身份分裂与政治极化的泥沼。身份政治是当前西方各国正在遭遇的冲击和挑战,它所蕴含的草根化、动员性和反民主倾向应该引起所有面临现代化议题的转型国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