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个人资料隐私保护之经验——兼论我国个人资料保护法之制定

个人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具有与信息相同的特征。个人资料属于现代隐私的外延,指的是可以识别出个人的所有资料。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已于1996年12月实施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在实施的十年间,法院与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分别做出了一些司法原则和执行决定,很值得我国在制定《个人资料保护法》时加以参考与借鉴。

个人资料保护之辩

个人资料保护是现代社会的新型课题。个人信息的准确表述应为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的权利基础是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在学说上有两大进路:财产权说和人格权说。财产权进路又分成个人资料财产保护说和个人信息双重保护说,前者忽视了物权法定的体系障碍和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趋势,后者混淆了资料与信息、客体与利益的区别,导致了民法体系的混乱。人格权进路可分为一般人格权说、隐私权说、独立人格权说。一般人格权说是德国法的特殊现象;独立人格权说的立论基础存在瑕疵;隐私权说,特别是现代社会的信息控制权说,为个人资料保护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我国港澳台地区个人资料保护立法体系比较研究

我国港澳台地区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个人资料保护立法体系及监管组织机构。通过对我国港澳台三地个人资料保护立法实践进行比较发现:三地基础立法框架一致,信息主体保护原则明确;三地行业行为准则全面,监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三地针对性保护规范适宜,配套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借鉴我国港澳台三地个人资料保护的立法经验,我国大陆应加快个人资料保护专门立法,完善个人资料保护监管职能,建立资料主体司法保护机制。

德国个人资料保护法简论

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个人资料保护专法,它采取统一立法模式,以信息自决权为宪法基础、一般人格权为民法基础,对全部个人资料给予同等保护。经过长期的适用和反复修订,联邦资料保护法的原则和本人权利、监督机关、损害赔偿等制度,已日臻成熟,成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个人资料保护的立法范本。

美德个人资料保护立法之比较——兼论我国个人资料保护立法的价值取向与基本立场

全球范围内在个人资料保护领域进行的立法 ,可以分为两大模式 :美国模式与德国模式。两种模式的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立法动机、基础概念的界定与基本原则的定位上 ,而其区别则集中体现在立法模式与权利基础方面。我国个人资料保护立法应取法德国 ,采取统一立法模式 ;借鉴两国关于基本原则的实质性规定 ,弥补两国立法技术上的不足 ;选择一般人格权为个人资料保护立法的权利基础 ,并将资料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加以明确规定。

俄罗斯个人资料法研究

俄罗斯个人资料法以在《自动化处理个人资料时保护自然人欧盟公约》为基础,以保护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处理个人资料时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宗旨,适用于包括非自动化个人资料处理在内的所有个人资料处理。其立法的最鲜明特色在于,以最大篇幅规定了个人资料处理人的义务,以此保障个人资料主体权利的实现,同时,明确规定了俄罗斯公民个人资料必须在俄罗斯境内保存的本地化保存要求,在作为法人的处理人内部设立个人资料专员制度。在国家监督与监察方面,创设了非独立的行政机关模式的个人资料主体权利保护主管机关,而非追随欧盟所倡导的独立的个人资料保护机关模式。

OECD《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的指针的建议》

OECD《关于隐私保护与个人资料跨国流通的指针的建议》

论电子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法律保护

我国档案工作已经进入电子档案时代,电子档案中的个人权利问题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法律问题。电子档案所涉及的个人及其个人资料保护应当得到立法的支持,明确相应的保护原则,并且规制电子档案中的个人权利与档案管理者的义务。

指纹资料隐私保护的基本思考——以港澳台地区指纹资料隐私保护为视角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对于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的提取和留存,涉及个人的重大隐私利益。在不当处理的情况下,可能会严重侵害被提取者的基本权利,损及人性尊严及人格权利。对于指纹资料的隐私保护而言,其近期目标在于,对具体办法的制定应当坚持"资料当事人权利保护"和"宜细不宜粗"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处理此类敏感个人资料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机会;长远之计在于,尽快推动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出台,以个人资料保护的基准立法,全面规范个人资料的隐私保护。

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立法保护评析

我国台湾地区早在1995年即制定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2010年修改通过了《个人资料保护法》,并于2012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在价值取向、保护对象、体系设置、程序规则以及法律责任方面特点鲜明,既有好的经验也有立法的不足。通过立法保护个人资料是信息社会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必然要求,由于文化同源,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更值得大陆借鉴。

电子商务中个人资料保护问题研究

信息网络用户的个人资料被收集和利用的情形无法避免。个人资料的收集与利用不当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网络中的个人资料应当纳入隐私的范围,作为隐私权予以保护,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并配合行业自律的辅助方法。

大数据时代个人资料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隐私权随着社会进步与自身权益的觉醒而产生,并由最初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属性的权利。而个人资料伴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又逐渐成为新型的隐私权保护客体。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以个人资料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海量数据具有了新的价值,成为机构和个人攫取的目标,个人资料隐私权的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借鉴他国经验,完善现有法律制度,规范机构和组织行为,是当前保护个人资料隐私的重要举措。

论个人资料保护——基于行政公开法的角度

人类已迈入信息化时代,人们在享有个人资料的收集、传输、利用等所带来的利益时,也不得不面对个人资料频频被滥用的事实,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保障权利主体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促进个人资料的安全流通、正当利用等相关法律秩序的建立,已成为当今各国的重要课题之一。从行政公开法的角度看,对个人资料的保护已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制定《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理论基础与立法构想

科技的进步往往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这要求法律与时俱进、废旧立新。计算机等个人资料处理技术的不断革新．引发了信息革命，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即个人资料保护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行政、立法、司法和实务界就开始关注个人资料保护问题，

关于我国个人资料保护立法的宏观思考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个人资料保护法已经成为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的非法资料处理活动日益泛滥,严重威胁和侵害了公民的正当权益。为此,我国应当尽快出台一部高位阶的、全面的、高效的资料保护法,以平衡个人、资料使用人和社会在资料控制和资料流转上的力量和利益冲突,实现个人资料的合法、合理与高效的流转。

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个人资料法研究

在新的立法潮流和技术背景下通过的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个人资料法,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示范法不像立法纲要那样具有对成员国直接的约束力,而是试图通过其优良的立法质量来吸引成员国自主将其整体或部分引入本国法律中,其本身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和有益的创新。个人资料流通被放置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成为与个人资料处理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个人资料法调整对象,“个人资料流通的调整”和“个人资料流通的国家调整”成为独立部分,较之于欧盟的个人资料保护立法而言,不失其创新性;规定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且更为详尽的个人资料保护有关的立法概念,对于正确调整有关个人资料的法律关系极其重要;个人资料主体的权利群与处理者(持有者)的义务群,是个人资料立法的两大重要内容,保持了与世界上先进个人资料立法的同频共振,处理者(持有者)的义务按照个人资料流通和处理的阶段与行为类型进行了细致缜密的义务群的设置;个人资料流通的国家调整的职能和角色更加突出,突出“公法与私法保护并重的综合性保护”,特别是关于个人资料主体权利保护机关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作为国家调整手段的个人资料软件技术保护,作为国家调整手段的个人资料的封存与销毁,及对违反个人资料立法的责任。

论网络时代个人资料的法律保护

个人资料在各国立法上被冠以“个人信息”或“个人隐私”等名称。虽然称呼各异，一般都将个人资料定义为“个人的姓名、年龄、血型、健康状况、身高、人种、地址、头衔、职业、学位、生日等一切可以直接或间接识别该个人的资料”。在信息社会以前，个人资料仅仅单纯的表现为一种用以识别个人的信息，人们几乎不能将其用来交换并创造财富。到了信息社会，个人资料逐渐被当作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利用消费者平常交易中所采集到的数据，计算机可以被用来推测个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下落、社会关系等。”商家可利用这些信息直接向用户进行有针对性的广告宣传和销售服务，从而大大减少通过传统方式进行市场推广的成本，

联合国对个人资料的国际保护——论1990年联合国《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

为因应信息社会加强个人资料保护的需要,各国纷纷出台了个人资料保护的国内法。但不统一的国内法并不能为个人资料当事人提供充分保护,为加强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的国际保护,联合国于1990年通过了《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文章从立法动因、法规内容及规范意义三个层面出发,对《关于自动资料档案中个人资料的指南》进行简要介绍和初步评析。

台湾地区特种个人资料的刑法保护及启示

伴随互联网的普及,数据与信息交换变得快速便捷,人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个人隐私信息常常受到侵犯。因此,通过立法保护个人信息是大势所趋。本文通过对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中特种个人资料保护的研究,着重从刑法的角度分析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的基本特征及不足,以期对大陆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尤其是刑法保护提供借鉴。

电子商务的发展与个人资料的保护

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两位法学家萨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隐私权》一文,自此,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如果说,这两位美国法律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了传统的大众传媒对人们私生活的业已存在的和潜在的巨大威胁并试图将公民的私生活纳入侵权行为法保护的话,那么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公民私生活所面临的威胁与侵害则变得更为严重,我们更有必要关注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得对个人资料(Personal Data)的收集、贮存、传输、处理和利用变得易如反掌。这里的个人资料指直接或间接与个人相关的信息,如姓名、年龄、联系电话、收入、健康状况等。传统隐私权保护的重心在于保证个人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let to be alone),这是一种消极的权利。而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隐私权还应包括个人对自己个人资料的主动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