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广州湾租借地的历史考察

1899年,法国通过不平等条约租借了广州湾。自其产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就对此进行了不屈斗争。广州湾租借地的收回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正式提出收回租借地的请求,但遭到了列强拒绝。随后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再次提出这种要求,法国承诺有条件交还广州湾租借地,但是在会后又拖延不交,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成为悬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收回租借地运动再起,中国政府亦提起收回广州湾租借地交涉,但无果而终。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广州湾租借地收回提供了契机。战争结束后,中国正式收回了这个租借地。

是“租界”,还是“租借地”?

<万象>月刊2002年第4期刊出<"一生真伪有谁知"--读曹汝霖回忆录>一文说: (1)一战期间,日本出兵德国租界的青岛,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令驻华日使日置益(两人对华均有野心)向袁世凯面交觉书时,曹亦在场.(第132页)

论势力范围、租借地与国家自由——以《民报》为考察对象

《民报》学人认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家自由,而且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们一方面抨击西方列强,一方面把革命的矛头直指清王朝的腐败。

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山东威海举办的“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以香港、威海两地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问题为主题,对近代英国在华租借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相关研究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和讨论,丰富了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研究的成果。

以“借地造血”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

"环京津贫困带"形成原因的特殊性,决定了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依靠传统的"输血"、"造血"扶贫模式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必须借助于"外地"的力量,主要是京津的力量,才能尽快实现脱贫致富。

近代租借地城市土地产权管理制度的变革及渊源

近代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变革形成了不同的路径,其中租借地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变革有的有明显的移植和独创的特征,有的则有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以青岛和威海为例,二者同为租借地城市,但在土地产权管理制度的变革中,一个移植了西方的制度,确立了较为完善的近代化的土地产权管理制度,一个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制度。制度的不同变革模式既有德、英不同法律传统的影响,又有文化的影响。

试论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差异——以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的差异为例

近代中国不仅出现过租界区域法制,还产生过租借地区域法制,而且它们差异明显。透过这种差异,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的区域法制并为今天的区域法制建设提供一些借鉴。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是中国租界与租借地区域法制的代表,先后出现于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之后。把它们相比较后可以发现,它们有诸多差异,其中包括时空、法律体系、法律内容、司法等方面的差异。构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区域性质、定位、环境等原因。与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相关,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上海租界与威海卫租借地区域法制差异所造成的不同社会面貌、与中国主权受损的关联、对今天区域法制建设的启示等。

清末民初英国在中国租借地威海卫的乡村管理

英国租借威海卫后,采取"维持旧制"的乡村管理方式,并将乡绅纳入正规行政管理序列、赋予民主法治内涵,为威海卫的乡村管理注入了近代因素。总董、村董、长老是威海卫乡村的管理者,他们在农村中沟通上下、办理基层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英国人通过规范绅权、表彰楷模、劝勉惩戒对乡绅进行管理,有效地经营乡村,收到了"鸡犬无惊"之效。

近代殖民租借地商业组织的典型个案——以威海卫的商埠商会(1916—1930)为例

威海卫在1898—1930年是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商埠商会成立于1916年,该商会在英国的殖民下成立和发展,商会领导李翼之、谷铭训等人带领商会整顿商务、福商利贾,倡行公益、服务地方,参与政治、影响社会。这些似乎与其他商会没有区别,但是威海卫商埠商会在成长中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与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人在自身、社会、国家利益面前的抉择。而威海卫商埠商会作为一个存在于英国租借地内的近代商业组织,既有其作为近代商业组织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其地处殖民租借地的特殊性。

旅大租借地新闻法制的历史考察(1905-1945)

1905至1945年,旅顺大连(简称“旅大”,日本称“关东州”)作为租借地,由日本实施直接统治。在这40年间,日本殖民者通过新闻立法,统制旅大新闻业,使之成为侵华先锋部队。本文梳理中外资料,考察日本统治下的旅大新闻法制史。

民国时期中国收复租界和租借地的历史考察

近代贫弱的中国,如何从西方列强手中将租界和租借地收回?本文对民国时期收界的历史考察,得出几点启示:国家政治统一是收界顺利进行的前提,民众的自主意识和民族观念的增强是收界成功的基实,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形成和政府的努力是必要条件。

屈辱与认同之间:清末民初国人眼中的德国形象——以胶澳租借地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媒体和民众所认识的德国一直在被统治的"屈辱"与"认同"的两端游移。德国对青岛城市现代化因素的塑造,表现在交通、建筑、卫生以及生活方式诸方面并构成青岛城市优越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国人在构建德国形象时所表现的矛盾,绝不仅仅归因于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对寻求民族自强之路的渴求、德人统治方式对于原有社会秩序的力求维持、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与日本占据时期统治方式的对比等因素亦至关重要。

中英收交威海卫租借地交涉之探析

威海卫是中国通过外交方式收回的第一块外国在中国的租借地。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中英就威海卫的收交进行了8年多的谈判,其间几经周折,谈判协议也几经修改,到1930年国民政府最终收回了原本1923年到期的威海卫。但威海卫是在中国作出妥协的基础上收回的,英国保留了许多特权,使威海卫的收回大打折扣。

租借地研究与湛江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五块租借地,时至今日,五地租借地在研究的状态和研究成果上各有不同,与之相关,五地的城市发展也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正确认识租借地史和重视租借地研究,对当今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二元:东方文明遭遇西方文明的近代青岛——以德国租借地时期为例

德国租借胶澳以后,为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展示、传播德国文化的中心和向青岛乃至中国大规模传播德国精神以达到能长期稳定地殖民统治目的,德国人在青岛推行了大规模地文化扩张。其中,宗教、教育、建筑是德国殖民者对青岛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控制的主要手段。如果撇开殖民主义谈德国对青岛的经营成就,显然是对青岛那段屈辱历史的忘却与背叛。但基于德国朝野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今日之青岛便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对待那段历史。

帝国主义在华租借地与大连城市发展研究(1905～1931)

横跨于两种帝国主义传统分界线上的大连,具有"正式"与"非正式"帝国主义城市的特点。在研究大连和关东租借地的历史时,使用"契约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是有价值的。关东租借地是外国殖民占领的产物,其治理是为了日本而非中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日本占领下的大连,始终处于殖民主义统治、劳工罢工不断、中国民族主义觉醒和日本侵略深入交织而造成的复杂多变的不稳定社会状态中。它位于南满地区广阔铁路网的终端,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为日本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满洲丰富的资源提供了一个有效通道,同时大连也成为日本统治周边地区的一个工商业基地,其受外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的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

维特的“借地筑路”思想探析

维特结合当时俄国的国情、中国的国力以及其他列强在远东的势力,对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最后一段的路线提出了"借地筑路"思想。他对内积极争取统治阶级的支持,对外采取迫日还辽、对华贷款、建立银行等措施,最终实现了他的"借地筑路"想法。但"借地筑路"忽略了远东的复杂形势,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建立,最终使俄国陷入了战争之中,得不偿失。

两张亚新地学社制有关旅大租借地的地图

文章结合相关历史资料,对天津博物馆藏武昌亚新地学社制的两张关于旅大租借地的地图进行详细介绍,并考证其出版时间,挖掘其重要意义和价值。

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

租界：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的一定区域，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内设巡捕房、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有“国中之国”之称。在旧中国租界有两种形式：一种由一国单独管理。如上海“法租界”、九江“英租界”；一种由几国共同管理，如上海的“公共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