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对借贷人贷后监控与风险治理

贷后管理是贷款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商业银行贷款部门不应重贷款的发放、轻管理,良好的贷后管理是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贷后管理工作。贷后管理的任务主要是对借款人的监控、发现风险后的处理,做好贷款的回收、逾期贷款的处理、贷款的催收等工作。

敦煌借贷契约标的物、利息与质典研究--以契约事实、法律意涵和文化意蕴为中心

敦煌借贷契约中的标的物因粮食借贷契约与织物借贷契约而不同:前者主要为麦、粟、豆、黄麻,后者主要为绢(生绢,黄丝、白丝生绢,杂绢、帛练)、褐(红褐、白褐、斜褐)和综布.此外,在具有借贷性质的便物历中的借贷标的物还有油、面、酒等.这些已作为文字沉睡在借贷契约中的标的物,却是中古时代先民活命的衣粮,反映出具有历时意义的物质生活境况.而敦煌借贷契约中利息及质典的有无,以及高利贷的多寡,不仅折射了我国传统社会的义利观与传统民事法律形态,真实地再现了国法与民间契约规则的衔接、让渡与博弈,同时承载了传统文化因子与价值取向,是乡土生活逻辑的契约表达.

银行处罚的信息溢出效应与实体经济效应——基于银企借贷关系的视角

银行处罚既是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也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本文使用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与原银保监会行政处罚的微观数据,考察了银行处罚对借款企业的信息溢出效应与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银行处罚可显著改善借款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即具有显著的信息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溢出效应在非国有、对不确定性感知弱、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以及地区法制化程度高的企业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银行处罚能够促进银企借贷关系合理化,进而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银行处罚的信息溢出效应在稳定股市、增加实体投资以及缓解融资约束等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即具有显著的实体经济效应。本文从银行处罚视角揭示了银行业强监管的信息溢出效应和实体经济效应及其内在机制,为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证据,对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借贷便利创新工具、资产收益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203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借贷便利创新操作会显著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显示,这一政策效应在区域性商业银行、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借贷便利创新工具通过抑制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渠道增加信用风险。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说明,资本监管力度和银行家乐观度的提高均会减弱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加剧效应。该研究结论对于中央银行适时适量地进行借贷便利操作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防控具有借鉴意义。

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刑法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的困境主要体现为:刑法适用平等原则未得到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未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未充分体现。困境出现的原因与保护民营企业的刑事政策落实难度大、空白罪状下罪名适用的不合理扩张、重惩处轻预防导致刑法过早介入有关。化解规制涉罪民间借贷行为困境的解决路径在于:一是在定罪量刑方面充分利用刑事政策的柔性空间,二是运用刑法解释技术增强空白罪状的明确性,三是以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刑罚适用。

近代河洛地区钱债契约与民间借贷习惯问题

通过对钱债契约的实证研究,可知近代河洛地区民间借贷原因较多,文书表述多为简略套语;以货币借贷为主,辅以实物借贷,贷款多用于生活消费,很少用于投资生产;受社会环境影响,小额、短期借贷居多。借贷形式主要有信用借贷、担保借贷和抵押借贷。借贷利率一般不超过官方规定的上限,大多属于乡邻、亲友之间的互助、救急性质。为了保证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常见的违约处置方式有“按约处置”“协商处置”“父债子偿”“司法诉讼”等,债务纠纷较为普遍。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素养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期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借贷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扩张效应,其中对低层次消费借贷扩张效应更强,金融素养提高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从数字普惠金融子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主要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提高,数字化程度作用较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借贷的扩张效应对“长尾”群体更显著,即对农村和中西部家庭消费借贷具有更强的扩张效应。另外,该扩张效应存在工具门槛及知识门槛,拥有智能手机及高学历的家庭更容易获得消费借贷。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中期借贷便利资金流入何方?——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目前,中期借贷便利已经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对国民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研究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整体的、分一级行业的、分制造业二级行业的异质性分析,以确定中期借贷便利资金的流向。研究发现,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对企业融资成本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影响渠道;中期借贷便利资金的流向显示出一定的选择性,主要流向第二产业和新兴前沿产业,而在制造业内部没有表现出太强的选择性。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深化对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效果的认识。

个人借贷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困境与对策

个人借贷信息兼具个人性与公共性,是个人信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判借款人履约意愿与能力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一刀切”的告知同意和最小必要原则,在实践中容易妨碍借款人借贷信息的利用和共享,进而损害信贷交易及金融市场的安全。应在理念层面从对个人借贷信息的单向保护转向利用与保护相平衡;对信息处理主体为自身借贷交易的客观需要而实施的信息处理行为,应适用告知同意原则的豁免;在目的正当性和功能相关性的限定下,辅之以违法行为和营利性行为的禁止,应允许个人借贷信息处理机构享有合理的裁量权,以此明确和完善最小必要原则在个人借贷信息处理中的具体适用;应强化对个人借贷信息处理机构的合规监管。

业绩波动、短期借贷融资能力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深入分析短期借贷融资能力和业绩波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并进一步探究业绩波动在短期借贷融资能力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短期借贷融资能力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间显著正相关,即提升短期借贷融资能力,对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业绩波动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间显著负相关,即随着业绩波动程度加剧,企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显著抑制;业绩波动显著增强短期借贷融资能力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间的正相关程度。

论民间借贷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界定

《民法典》规范的日常家事代理制度虽为解决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夫妻债务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未对“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增大了非举债配偶一方承担巨额债务的风险。界定民间借贷案件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应坚持主客观标准综合说,先对三种特殊情形进行排除,然后以市(区)、县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作为客观衡量标准,最后还应考察夫妻双方的主观意图、外在表示行为、被代理人受益的可能性以及第三人是否尽到注意审查义务,从而实现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促进家庭生活便利、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牧户借贷对收入影响实证分析——基于100个固定调查户面板数据

为明确草原牧户借贷金额对其收入的影响,笔者于2020—2022年对鄂尔多斯市绒山羊核心养殖区牧户进行调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鄂尔多斯地区牧户借贷金额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其经营性收入,还可以通过增加养殖业的支出间接促进经营性收入增长,牧户养殖业支出在牧户借贷与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存在“牧户借贷-养殖业支出-收入增加”的作用机制。鉴于此,地方金融机构应大力发展牧户生产性贷款,满足牧户养殖业生产支出;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应积极培训牧民合理使用借贷资金,并为牧户的借贷做担保,积极鼓励信贷公司发放涉农涉牧贷款并向牧民养殖业生产提供信贷支持。

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方式选择:债券融资还是银行借贷——基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背景

文章以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债务融资方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风险松绑”作用,提高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从而进行了更多的债券融资行为;异质性分析显示:在融资成本更高、银行业竞争更为激烈时以及在国有的企业中,购买了董责险的公司将更多通过债券融资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表明,购买董责险的企业银行短期借款减少,但董责险和债务融资成本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说明董责险只是使上市企业在债务融资中更倾向于选择债券融资。

主佃借贷与贫富相资——对宋代契约租佃制下富民借贷的探讨

宋代是我国古代民间借贷关系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富民阶层的崛起和契约租佃主导地位的确立,民间借贷关系与契约租佃关系的结合表现得越来越紧密,有效地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逐渐成为当时重要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而宋政府也逐渐认识并重视这一点,利用主佃借贷来实现贫富相资,促进了乡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乡村借贷市场中的“抵”研究

通过对清水江流域“抵”契进行观察发现,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乡民以产作“抵”借贷,与一般将其定义为抵偿不同。债务者以产业作“抵”借贷,其表现形式不仅包含抵偿,还包括“准抵”借贷、“抵当”、“抵典”等,这也促使我们对借贷市场中的“抵”制度进行重新定义。乡村借贷市场的“抵”,所包含的多样化借贷形式,属乡民自行设计的一种制度安排,以确保乡村借贷市场的有序运转。债务者将产业作“抵”借贷,就会导使所“抵”之产业发生权利让渡,并引发土地、山林等产权或所有权流动加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传统乡村社会的转型。

民间借贷纠纷要件事实证明责任论

《民间借贷规定》第16、17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与《民诉法解释》第90条的规定相左,混淆了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抗辩与否认、本证与反证,证明责任分配不当。应在要件事实证明责任论框架下,厘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和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中存在的事实认定问题,明确原告对借贷关系的证明责任,以发挥民法作为行为规范的指导作用,提高原告保留证据的自我责任意识。另外,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往往需要借助鉴定,而仅依据证明责任分配并不能明晰债权凭证申请鉴定的责任,应结合证明标准和法官心证程度,根据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来确定由谁申请鉴定。

民间借贷类虚假诉讼的规制困境与纾解

民间借贷型虚假诉讼行为强调行为人双方之间通过恶意串通的方式,或者行为人一方通过虚构证据,以不真实的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然而,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司法认定问题仍存在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在行为识别、证明标准以及惩戒机制方面表现尤甚。基于此,当前应结合经验法则与科学法则,明确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识别规则;同时细化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证明标准,厘清“高度盖然性”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逻辑;最后,强化民间借贷类虚假诉讼惩戒机制。

银行间债券市场利差交易策略分析——基于债券借贷建立的久期中性策略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借贷交易机制的逐步完善,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利率交易策略提供了便利。本文介绍了三种主要的久期中性债券利差交易策略——新老券利差策略、期限利差策略、跨品种利差策略,以及这些策略投资收益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构建了久期中性策略模型,并对其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基于此,最后对利差交易策略的实施提出两点建议。

银行与民间借贷实务中微信证据的风险防范

微信作为通信工具和社交软件在沟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社交时彼此除了留下电话号码外,还会互相加个微信。当下,微信比电话具有可视、可写、可读、可储的优势,很多银行客户经理常常通过微信与客户沟通银行信贷事宜。而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事出紧急或不具备留下纸制凭证的情况下,直接在微信上简单沟通,转账资金可能没有备注用途。由于微信信息是电子数据,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手机存储等各种专业载体,易丢失、可篡改。银行信贷纠纷中常起因于贷款人对前期与银行业务员微信沟通的内容曲解或断章取义,事后不能落实信贷条件而带来风险。近年涉及民间借贷的案件中,有4%以上的案件与微信记录有关,发展呈现上扬趋势。但是微信内容作为电子证据在案例中,还有很多细节待解决。文章围绕微信证据在银行信贷与民间借贷实务中引发的困惑,结合微信证据形式、功能、特点,以及法院对微信证据的审查要求,剖析银行与民间借贷实务中对微信证据的风险防范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