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政策倡导?——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的纵向个案分析

政社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屡见不鲜,但服务型社会组织推动的政策倡导过程仍处于“黑箱”状态。基于拓展性倡导联盟框架,本文研究服务型社会组织创建政社合作联盟及其政策学习的过程与机制,基于纵向个案考察发现:第一,服务型社会组织以治理现代化等“相对稳定参数”变革开启的政治机遇组建了松散的政社合作,并借力群团改革之“子系统外部事件”构建了以群团组织为纽带的紧密型政社合作联盟。第二,政社合作联盟以政策方案的“迭代递归”原则开展“试验性学习”,历经创投式示范探索、横向型对比试验、权威化推广扩散等阶段之后达成政策共识。第三,无论组建联盟还是政策学习,服务型社会组织与群团组织是关键的“双政策经纪人”,分别以“专业方案”和“网络中介”动员地方政府支持倡导联盟。研究结论为新时代社会组织的服务型政策倡导提供了理论解释,丰富了倡导联盟框架的本土化研究。

倡导联盟视域下的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变迁路径

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六大主体在创新共同体中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和任务。我国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的变迁情况满足了倡导联盟框架的四个假设前提。根据不同的信念体系、价值利益诉求和政策目标,将我国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变迁的政策参与者划分为两大倡导联盟。通过联盟内的学习和跨联盟的学习,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两大联盟的政策接近核心信仰与次要层面信仰,从而推动政策变迁。完善高校“政产学研融服”协同创新政策的思路:明确协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推进创新主体实现协同创新;完善协同创新的政策供给。

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基于倡导联盟框架视角

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的背景下,运用倡导联盟框架理论,结合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特征,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动因进行分析。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各阶段,通过将政策注意力与政策子系统中权威联盟、支持联盟、产出联盟和期望联盟各联盟的信念结合,发现联盟内的信念体系变化和联盟间的政策取向学习是引起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因。其中,产出联盟和期望联盟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相对稳定的参数和外部因素的影响间接地促成了政策变迁。文章揭示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并对《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的意蕴内涵进行解读,为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共识制造与空间生产:社会工作政策倡导的二象性

政策倡导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务领域,已有研究大多沿着西方斗争性、运动性的理论与实践脉络开展。但这类行动取向几乎不符合我国社会工作公信力薄弱的发展现状,也不符合我国权威部门主导的政策过程的情境特征。通过对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领域的政策倡导行动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社会工作政策倡导可能存在着共识制造与空间生产的二象性特征。在政策过程领域,社会工作政策倡导表现为以制造价值共识、行动共识和制度共识为主的共识制造行动,在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领域,则表现为以生产直接服务空间和间接服务空间为主的行动空间生产行动。在政策倡导过程中,权威部门的工作需要为社会工作行动创造了机会,社会工作自身拥有的文化与象征资本使得社会工作获得了行动的可能,在上述两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工作的主要行动方式为游说和知识生产。而当政策共识和行动空间被生产后,它们就获得了自身的能动性,政策共识会沿着权威部门的地理位置、工作条线和政策过程进行扩散,同时带动社会工作行动空间的再生产。

数字商业时代下旅游与酒店业员工倡导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数字商业时代下旅游与酒店业员工倡导已被服务行业视为培养竞争优势与维护客户关系的可靠方法。但促使员工倡导仍存在一定困难,因为它涉及员工的角色外行为以及员工自愿从事角色外工作的内在动机。目前的研究结果主要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人群,对于酒店行业并不适用。同时,酒店行业工作压力大,原有的关系管理理论可能无法完全解释酒店业从业人员的倡导机制。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员工倡导的驱动因素,并将其整合为一个综合框架,以揭示员工倡导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支持性的组织政策和内部品牌化共同为员工-组织关系的培养奠定了基础,酒店业员工的个人资源以及对情境问题的感知会进一步削弱或加强这种影响;拥有高质量员工-组织关系的员工更有可能通过激活个人资源,并通过员工倡导的方式帮助组织解决问题渡过难关,因此为组织倡导的意愿更强。本文所提出的框架完善了关系管理理论,更好地解释了员工-组织关系和员工倡导的动态机制。

东方城市生活美学的倡导者,为什么首站在山东?

“它(美酒之书)跟别的酒不一样,很难用市场现有的品类划分去定义它。”“一个字,值!无论从口感还是品质来说,这个价格这个量,是绝对合算的。”“作为新消费白酒品牌的先锋之作,市场对它的出现还抱以一定的审视,但消费者的反馈很好,有人只尝了一口就买走了一箱。”

我国减负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用倡导联盟理论分析范式,检视我国减负政策的历史变迁与逻辑演变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减负政策经历了萌芽期、加速期和提质期三个阶段,呈现出全面化和特色化的发展态势。运用倡导联盟分析框架梳理我国减负政策文本,审视其逻辑演变发现,减负政策的发展受到政策子系统(包括党和政府主导的支持者联盟、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反对者联盟以及调和联盟间矛盾的政策经纪人)、政策取向的学习(包括联盟间的内部学习、跨联盟间的学习和外部学习)与政策子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中,党和政府主导的支持者联盟始终占据优势地位,特征明显。未来减负政策应敏锐识别问题来源,及时捕捉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现实变量,审慎借助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坚持多中心的治理理念,扩大减负政策场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促进减负政策的不断完善。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我国科普政策变迁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政策变迁经历了初步发展、恢复发展、法制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四个时期。基于倡导联盟框架对1949年以来我国的科普政策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科普政策漫长的变迁过程中,基于不同的信念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联盟和民间力量联盟两大联盟,其中政府主导联盟占据优势地位。两个联盟不断发生政策取向的学习以缓和彼此关于科普事业建设和科普产业发展的对立与分歧,并调整各自的信念体系,再加之外部因素的影响,推动我国科普政策向有利于科普产业发展方向发生变迁。

团队学习方式影响团队创造力的机制研究:创意倡导和评估的视角

基于创意倡导和评估视角,探讨团队正向学习和团队反向学习两种团队学习方式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团队反向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创造力评估在团队反向学习和团队创造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团队正向学习显著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团队正向学习通过正向影响创意倡导和创造力评估,进而影响团队创造力;环境动态性在团队反向学习与创造力评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深化和拓展了团队学习方式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机制,为企业提升团队创造力提供参考。

媒体环保倡导对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深入探讨媒体环保倡导与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关系,对改善生态环境现状具有重要意义。运用SPSS和AMOS软件对350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媒体环保倡导正向影响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环保责任感知在媒体环保倡导与居民绿色消费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道德反思在环保责任感知对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且调节环保责任感知在媒体环保倡导和居民绿色消费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中国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倡导”下的战略应对

"倡导"是大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首要宗旨和重要实践。"倡导"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特殊含义始终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倡导实践为注解,这种倡导实践则主要通过对抗性倡导和合作性倡导两种形式得以展开,并对主权国家的国际声望构成压力。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中国的倡导从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目前呈现出对抗性倡导领域相对集中、合作性倡导大幅拓展的现状特征。在准确把握其倡导现状并稳守政治底限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与倡导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理性互动,将成为中国外交在可见的未来消解来自外部世界舆论苛责的重要手段。

倡导性规划理论在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规划中的应用

半城市化地区的乡村振兴往往面临着复杂的规划治理问题。文章针对当前我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规划面临的诸多问题,将西方倡导性规划理论及多元主义思想应用于我国半城市化乡村地区的规划中,形成面向乡村地区的倡导性规划工作模式,构建了“1个乡村总体发展战略+N个基层乡村多元风貌提升设计+1组乡村法定化成果接口”的多元渐进式乡村规划治理体系,并以汕头市仙门城社区的乡村规划治理为例,对该乡村“1+8+1”的多元渐进式规划体系进行了详细介绍,实现了新时期陪伴式的乡村规划治理创新。

以倡导为核心的环境社会工作方法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发展迅速,但整体上还处于国外理论介绍和实践自发阶段,推进中观层次的方法构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科发展和实务指导价值。在总结前人有关实务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团队实务经验,尝试构建环境社会工作倡导方法的一般框架:对象—目标—战略—策略—角色。运用方法框架分析实务案例,认为社会工作倡导法干预环境生态保护有三个目标类型:以政府为对象的政策倡导、以企业为对象的行动倡导和以民众为对象的观念倡导。在不同倡导类型中,社会工作者运用不同的战略和具体策略、承担不同的角色,对服务对象进行干预,以促进政策改变、行动实施和观念转变,最终促进环境友好行为,推进生态文明实践。

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倡导与执法的协调并举

为有效化解平台经济领域竞争执法面临的诸多难题,实现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借鉴国际经验,对竞争倡导制度的功能定位、在平台经济领域的适用性以及在国内构建和推广的基础和条件展开研究。研究表明:落实竞争政策除了竞争执法这一重要手段,竞争倡导更加不可或缺,尤其适合于新业态、新模式,能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我国应以平台经济领域为切入点,加快建立以市场研究为核心的竞争倡导制度,并重点构建和提供竞争倡导与竞争执法协调搭配的可操作性框架,为提高竞争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新思路。

民国时期《大公报》对“儿童本位”思想的倡导

“儿童本位”思想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受到国人瞩目。《大公报》作为优秀的民营大报,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关注国内儿童教育的发展,五四运动之后针对中国当时热衷于学习的西方“儿童本位”教育思想,刊载文章,积极宣传普及儿童卫生学常识、改善与加强儿童体育、增加儿童娱乐场所和丰富儿童娱乐内容、注重家庭教育等教育观念,旗帜鲜明地倡导“儿童本位”教育,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的科学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也存在较多关注大城市、很少关注乡村的问题。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既是倡导者,也是行动派

十年前,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到行动,从萌发到壮大,在风云变幻中坚守人间正道,在危机挑战中勇毅前行,取得举世瞩目的实践成果。

倡导在课堂开展情境教学

在小学5~6年级科学教学中融入情境教学,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能保证课堂教学质量,还能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科学现象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对情境教学的优化措施进行探究,确保情境教学法得到合理运用,并充分体现其价值,以助力小学科学教学的顺利开展。

践行新“公民十条”做低碳生活倡导者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对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新生活方式倡导者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零废弃”项目的实践及影响

通过梳理分析“故宫零废弃”项目的实践方式,发掘博物馆作为新生活方式倡导者的功能与体现,得出博物馆倡导新生活需依托自身的调研与统筹和工作人员的认同与配合,也需要开放空间的构建与情景设计,还应发挥博物馆教育功能,以其服务与文创产品助推引领新的生活方式。上述各部分紧密配合,共同构建起博物馆倡导平台。品牌效应既是对博物馆引领带动能力的肯定,也是新生活方式进入更广泛领域普及的起点。

在鲨鱼袭击中失去一条腿的女孩成为更坚定的鲨鱼权益倡导者

佩奇·温特在帮助世界鲨鱼保持安全时正面对她的恐惧。2019年,当时17岁的温特在游泳时遭到鲨鱼袭击。这场可怕的遭遇让她严重受伤。她的左腿膝盖以上被截肢。即使经历了这一切,温特仍然是鲨鱼权益和保护鲨鱼物种的坚定倡导者。温特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有这种不幸的遭遇,佩奇仍然希望人们继续尊重栖息地的鲨鱼和它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