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基于倡导联盟框架视角

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的背景下,运用倡导联盟框架理论,结合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特征,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动因进行分析。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各阶段,通过将政策注意力与政策子系统中权威联盟、支持联盟、产出联盟和期望联盟各联盟的信念结合,发现联盟内的信念体系变化和联盟间的政策取向学习是引起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因。其中,产出联盟和期望联盟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相对稳定的参数和外部因素的影响间接地促成了政策变迁。文章揭示了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并对《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的意蕴内涵进行解读,为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群众体育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倡导联盟框架(ACF)的视角

本文基于倡导联盟框架(ACF)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群众体育政策的变迁,分析政策子系统中的倡导联盟及其信念系统,审视其逻辑演变,发现群众体育政策的发展受到政策子系统、政策取向的学习与政策子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中政策取向的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原因,外部环境为政策子系统的行为转变提供直接动力。以党和政府引领的政府主导联盟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建议:未来的群众体育政策应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结合;坚持多元协同治理理念,扩大群众体育政策场域。

倡导联盟框架(ACF)及其在科技政策变迁分析中的应用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倡导联盟框架(ACF)提出了基于政策信念的政策变迁演化路径,其被不断应用于政策变迁过程分析并取得了成功。科技政策是国家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国家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信念及理念。基于该理论中的联盟信念转变产生政策学习进而导致政策变迁,阐述了科技政策不同时期联盟信念的转变,揭示了科技政策的变迁过程。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我国科普政策变迁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政策变迁经历了初步发展、恢复发展、法制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四个时期。基于倡导联盟框架对1949年以来我国的科普政策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科普政策漫长的变迁过程中,基于不同的信念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联盟和民间力量联盟两大联盟,其中政府主导联盟占据优势地位。两个联盟不断发生政策取向的学习以缓和彼此关于科普事业建设和科普产业发展的对立与分歧,并调整各自的信念体系,再加之外部因素的影响,推动我国科普政策向有利于科普产业发展方向发生变迁。

信念与政策变迁:倡导联盟框架的应用——以中国婚检政策变迁为例

现代政策过程的研究离不开对于政策变迁的解释。早期的政策理论多以利益集团的互动作为政策变迁的驱动力,这一途径面对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基于此,许多西方理论将观念、价值观等信念因素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中,从而很好地弥补了传统利益基础分析的不足。倡导联盟框架就是这些理论中的代表。本文就将用该框架来分析我国的婚检政策变迁,来验证其应用性。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变迁与治理反思——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演变是一场治理变革的宏大叙事,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构想。运用倡导联盟框架深入分析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70年的制度变迁,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外部事件、信念系统以及政策学习基础上,我国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经历了城乡兼顾、城乡失衡再到城乡统筹的制度变迁过程。对这一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治理反思,又可以发现:政策统筹欠缺、价值判断偏差、过程参与缺乏等问题影响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进程。在未来的政策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强化公平正义的医疗卫生服务政策核心信念,持续开放政策网络以提升政策过程的民主参与程度,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展现"中国之治"的魅力。

我国环境项目选址政策调整时间变迁的内在逻辑——基于倡导联盟框架(ACF)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围绕着环境项目选址问题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这些环境群体性事件往往导致起初的环境项目选址决策的调整。而且,这种政策调整时间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环境项目政策执行投产后,转变为选址决策之后但在项目政策执行投产之前。运用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框架(ACF),阐释我国环境项目选址政策调整时间变迁的内在逻辑。同时,根据这种变迁的特点,预测未来新的变迁趋势,以及分析关于环境选址项目的联盟之间达成共赢的可能路径。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公益林补偿政策分析以及理论探讨

广东省生态公益林政策自出台近十年来,经历了显著的政策变迁。本文使用倡导联盟框架(ACF)来分析各个利益相关者如何形成各自联盟,探析广东生态公益林政策变迁的原因。最后针对倡导联盟框架本身,笔者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

倡导联盟框架之前提性假设的有效性检验——以分析中国医疗卫生政策变迁为例

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倡导联盟框架正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检验,但检验工作多集中于其理论观点而忽略它本身的方法论假设。注重技术性信息的作用、设定10年以上的观察期、将政策子系统作为分析单位、拓展子系统范围、以政策信念理解政策过程等五个条件,有利于实现对中国医改过程的全面理解。倡导联盟框架的五大前提性假设对理解中国医疗卫生政策变迁过程而言,不仅是科学合理而且是必要的,它们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地理解公共政策变迁过程。

倡导联盟框架下中国住房政策变迁分析

住房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住房政策的微小调整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的变化。住房政策的出台也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本文利用最具影响力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之一——倡导联盟框架理论来对中国住房政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住房政策走向进行预测。

倡导联盟框架下我国体育政策变迁分析

利用倡导联盟框架理论对我国体育政策变迁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我国体育政策子系统分为两个联盟:政绩体育联盟和民生体育联盟,它们拥有共同的内核信仰,但是,政策核心信仰和次要方面信仰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联盟间在几十年体育政策变迁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博弈。研究进一步发现,政策取向的学习在体育政策变迁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修正。

新中国70年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历史变迁自建国以来,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两个时期。无论在哪个时期。无偿资助的资助形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1.单一的无偿资助阶段(1949一1986年)建国初期,为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国政府制定了“高等教育为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从资助模式来看,采取单一的无偿资助模式:高校学生不仅免交学费,而且均可获得或享受人民助学金。

从倡导联盟框架理论看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变迁

运用倡导联盟框架理论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变迁进行分析,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子系统包括两个倡导联盟,一个是政府主导联盟,另一个是社会联盟。政策学习是体育产业政策变迁的主要方式,其中以政府主导联盟的内生性学习为主,兼顾两个联盟间的学习。政府官员在体育产业子系统中既是联盟倡导者又是政策经纪人,应充分发挥其作为政策经纪人的功能。专业论坛作为沟通、交流的平台需要进一步拓宽、完善。在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联盟和社会联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倡导联盟框架:动态演进、应用特征及其应用评价

倡导联盟框架(ACF)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之一。ACF在其动态演进中得以提升对差异化政治体制的适应性和现实解释力,促进了ACF的广泛应用。基于理论与具体情境结合、研究方法运用、理论嬗变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发现ACF在现实政策分析中呈现出概念简化、定性方法主导、整合多元理论的应用特征,从而使ACF更适用于具体政策问题分析。ACF为研究者提供了行动主义分析途径,研究者在应用研究中能够借助相应的操作方法关注到个体行动者的主观性及能动性对政策的作用,ACF在应用中建立了从微观到宏观三个分析层面,并构建了解释政策变迁的“信念”概念,同时ACF更善于处理多样性背景下的复杂政治过程;但ACF对政治系统差异仍关照不足,变量复杂的分析框架也限制了诸如政策变迁因果机制、政策僵局、联盟机会结构等一些概念和理论的发展。我国ACF应用研究存在僵化移植和理解偏差问题,未来需将中国具体情境与ACF相结合以建构本土化政策分析工具。

我国出租车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自1998年至今,我国城市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和放松管制之争从未停息。2016年出租车改革新政颁布,再度掀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从旧规到新政,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尤其是准入管制逐渐松绑。以倡导联盟为理论基础,将出租车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支持管制的联盟和支持放松管制的联盟,演绎了两个联盟围绕信仰和利益不断进行博弈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推动了我国近20年出租车管制政策的变迁。从政策变迁动力机制的视角入手,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变量、政治系统变量、地方政策子系统的倒逼作用以及政策取向的学习均是推动出租车政策变迁的重要动力元素。然而,受内外多种因素的束缚,出租车新政也并非完全的放松管制法案,围绕出租车政策的管制与放松管制之争将继续存在,出租车的解困之路依然不够明朗,还需各方继续探索。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理论分析我国二胎政策变迁

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的正式启动成为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战略。采用倡导联盟框架针对二胎政策进行系统的梳理及解析,认为二胎政策的变迁源于"支持二胎政策联盟"、"反对二胎政策联盟"、"政策斡旋人"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围绕"单独二胎的政策利弊"三者间政策学习的结果。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中国高校职务发明政策变迁机理

本文从政策演变视角,探析高校职务发明政策沿革、现状与趋势。梳理高校职务发明政策变迁历程的基础上,选择适用于中国政策环境的倡导联盟框架为分析工具探究此政策变迁的内在机理,并借由实际政策予以检视,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半开放式访谈等方法研究发现:中国高校职务发明政策系统中存在两个信念体系较为清晰且差异明显的联盟。职务发明政策变迁是政策导向学习、动态外部事件及相对稳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相较于传统政策模型,率先运用ACF分析框架考察高校职务发明政策变迁的基本逻辑,不仅验证了此种政策模型的解释力,也更清晰地揭示出高校职务发明政策基本走向,为学术研究和改革实践提供参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的变迁经历了恢复调整阶段、法制规范阶段和统筹规划阶段。运用倡导联盟框架理论分析政策变迁历程,认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子系统中存在政府主导和社会主导两个倡导联盟,政策取向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原因,专业论坛是政策发展僵局的调和平台,外部事件为政策子系统的行为转变提供直接动力。针对新时期体育公共服务政策发展,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子系统管理机制、重视专业论坛平台作用、加强子系统内外部信息交流和统筹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等建议,以期促进未来体育公共服务政策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倡导联盟框架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政策变迁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外部事件影响下的政策被动变迁;二是各倡导联盟在资源竞争和策略博弈基础上,通过政策学习引发政策信念变化带来的政策变迁。在政策学习过程中,政府主导的“政府学习”和“教训—汲取学习”带来政策次要方面的渐进调整,而重大外部事件冲击下的跨联盟“社会学习”则引发政策总体性目标改变,导致政策发生重大变迁。同时,城市生活垃圾政策变迁被动性强、联盟博弈限制政策学习效果、跨联盟的社会学习开展不充分等问题凸显。中央政府应该通过转变“被动应急式”政策制定为“前瞻式”的整体性政策布局,优化整合联盟资源分布以及为社会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等方式促进政策良性变迁。

从环境议题看社会组织的政策倡导角色: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随着我国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政府倡导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社会组织在环保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政策倡导正逐渐成为环保类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运用倡导联盟框架对不同类型的环境倡导型社会组织进行比较,探讨其在不同身份和资源条件下的政策参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