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蒙《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矛盾性

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是一个极具丰富性、复杂性的人物,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化间产生一系列矛盾之举。“头、身、足”的异位使倪吾诚既无法实现生活理想,也无法回到传统生活。在倪吾诚的众多矛盾性中,“言行不一”是一个突出特征。在中西文化不断碰撞的今天,借倪吾诚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分析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状况,并寻找中西文化友好交流的有效途径,希望能引发一些有益的思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要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承担文化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

在中西文化碰撞夹缝中挣扎的畸形人物——论倪吾诚

时至今日,王蒙还没有实现他为《相见时难》写个续篇或再续篇的心愿。但是,如果从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这个重大的文学主题在他的创作行程中的丰富和发展看,那么,完全可以把《活动变人形》和《新大陆人》系列小说视为《相见时难》的续篇和再续篇。《活动变人形》

从“多余”走向“虚空”的知识分子“多余人”——以倪吾诚和谭端午为例

"多余人"形象作为一个极具普遍性的世界文学典型,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在小说《活动变人形》《春尽江南》中,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以知识分子多余人为研究切入点,知识分子在面对新旧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两大历史阶段,逐渐由"多余"走向"虚空",由初时的挣扎抗争到最终消极遁世,呈现出了一条鲜明的历史文化轨迹;探究造成知识分子群体性失语的深层原因;通过对于这一形象发展的辩证分析,达到以文学立足于当下,构建未来的目的。

“多余人”的典型——方鸿渐、倪吾诚形象分析

方鸿渐、倪吾诚都是聪明善良、曾旅欧学习的现代知识分子 ,但又都成了与世无争、于世无补的现代“多余人”的典型。现实环境、思想性格、因袭的文化意识是造成他们悲剧的主要原因。他们与世界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差可比拟。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就相应地揭示了困扰人类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也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国民的根性必须改造 ,民族的灵魂必须重塑。

当代中国的“唐吉诃德”——解读倪吾诚的悲剧人生及其成因

王蒙笔下《活动变人形》中主人公倪吾诚富于理想，却始终被现实牵绊，他一生幻想爱情、幻想成功，直到死还说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未来临。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某些堂吉诃德的影子：他们同样思想大于行动，既滑稽可笑又严肃认真，都是那么不合时宜。

主体性:知识分子的灵魂——以倪吾诚与文仲形象之比较为例

文章从探讨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视角切入,来对《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和《侏儒》中的文仲进行比较。两者都是由于缺乏主体性而造成悲剧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倪吾诚根本无法意识到悲剧的根源,文仲意识到自身悲剧性却无法挣脱命运的裁判。而主体性的缺失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休戚相关。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书写对于当下文坛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也有所启示:追问自身和追寻主体性,无论对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严肃的话题。

论郁达夫与王蒙笔下的“零余者”形象——以《沉沦》中的“他”与倪吾诚为例

"多余人"形象从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后就一直在不断发展。"五四"时期,郁达夫发展和丰富了"多余人"的形象,造就出了属于那一时代的"零余者";20世纪80年代,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也丰富和发展了"零余者"形象,同时融合了20世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不同时代的"零余者"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倪吾诚论

一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王蒙的小说尽管交口称誉,然而在赞赏之余,总似乎有那么一点小小的遗憾:这位才气横溢、锋芒毕露的作家,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足堪称为“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日趋多元化的创作格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关于艺术典型的思考;可是,如果仔细琢磨一下,一个真正能称之为伟大作家的人。

怀旧情结与王蒙的小说创作

进入80年代以来,王蒙一直以他不懈的探索丰富着中国当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尤其在小说语言和叙事风格上,他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和才情而独成一家。但在小说的精神模式上,王蒙的突破与拓展则相对有限。

悲剧的性格 悲剧的人生——读王蒙长篇近作《活动变人形》

假若你在家庭生活中受到挫折,假若你们夫妻之间不合睦,假若你本可以得到某种生活中的幸福,却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失掉了她,正在你的心情沉重的时刻,你的好友邀请你到他家。你一进门,看到人家和乐、甜蜜、温馨的生活。

重写的可能与意义——关于王蒙的《恋爱的季节》

一个人的一生不能重新开始,但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人生经验、人生岁月却有被重写乃至反复重写的可能。历史之所以不会消亡,就在于它被一代人又一代人反复地重写,它在永恒的人类抒写中获得了永生。一个作家不管他描写古代的故事还是现代的故事,他实际都在抒写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生存感慨,酒杯也许是他人的,块垒却必须是他自己心灵里吐泄出来的。一个作家的写作,本质上讲是在反复表现自己的人生过程和人生情怀。

知识分子灵魂的审视——评《活动变人形》

卢卡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精神的刻画称为“心理实验”。作家把人物投进实验中,表现出他们自发的、甚至是毫无廉耻的坦率。“这种实验是想要越出使心灵变态、割裂、歪曲并且压制生活的各种限制的绝望挣扎”。现在。

文化与人的痛苦——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散论

《活动变人形》通过塑造倪吾诚这个文化边缘人的形象,折射出文化启蒙的沧桑历程,表现了知识分子欲反叛传统而自身又浸淫其中的巨大痛苦,也透视出知识分子从文化的痛苦中再生的理想。

如何阐释“水落石出”?——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我一向对文学评奖结果抱着一种极为赞赏,而又极为谨慎的态度。赞赏出之于它对推动文学创作的作用,而谨慎则由于对其结果的怀疑,因为我一向觉得在目前可能存在的评奖氛围和过程中,不可能评上去第一流的创作。与此同时,我极欣赏的一句成语叫“水落石出”,一般的解释是“水低落下去,水中的石头就露出来”(引自某成语小辞典),似乎是比喻一种结果的。但是我不喜欢这种解释。我宁愿把它解释成一个过程。

论《围城》对新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启发与影响。呈多维多向态势。除鲁迅以外,在诸多的现代文学大家中,对新时期文学启迪和影响最大的有三个:老舍、沈从文和钱钟书。 老舍的影响最主要的体现在邓友梅,陈建功、韩少华,苏叔阳等“京味”小说家那里,而沈从文则成了汪曾祺、刘绍棠,何立伟、陆文夫等一大批作家所企及的一种境界。这两个作家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在某一个方而又产生了迭复重合的现象。

《活动变人形》的结构艺术

“叙述学”的小说批评有一个观点,即,小说写得好不好,动不动人,有没有艺术水平,关键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如何叙述;艺术性的不向关键在于叙述的不同。①这样的观点当然也只能是一种“深刻的片面”。但是,叙述学批评所关注的不只是文学创作的终端——作为“文本”的小说作品,而是透过平面的凝固的形象系列,还原作品得以完成的操作过程——主要是艺术构筑的处理方式,从中发现小说世界与作家意图之间的诸种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较一般的批评方法更为准确地揭示出产生于特定时空中的小说作品的潜在意蕴,剔现出小说文本的深层构架。叙述学的批评比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更容易贴近艺术形式本身,又能够避免“新批评”

《活动变人形》:中西文化交汇的反思

本文通过倪吾诚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病态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剖析,对《活动变人形》的思想意义及其认识价值,尤其是在当前改革开放中的启示意义,作了充分、客观、具体的论述。并指出王蒙在人物情感把握上失之分寸的地方。

王蒙小说心态描写的再审视

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有影响的作家.说他有影响是因为他的作品,从体裁、手法到谋局布篇都形成了特色.本文所述及的是王蒙小说中心理描写的点滴,透过这点滴的论述,可以窥见作者以怎样的感情捕捉着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的苍桑感、惶惑感、孤寂感,也可以透过这些微澜的、寻求慰籍的、被扭曲的心灵折射出的时代之光,把握王蒙小说心理描写的“闪光点”,理解作者之所以如此为之的良苦用心.

酒神精神——“当代小说与中国文化”之六

中国人与酒中国人与酒的关系密切。中国人善于酿酒,如果将中国各种各样的酒列个表,其数目之多,恐怕可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喜欢饮酒,不仅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的饭桌上不可少(以至“酒席”成了“宴席”的同义语),而且喜欢想些办法把饮酒之乐推向高潮——例如划拳、行酒令、投壶之礼、赌酒等等。酒是欢乐的象征,酒也是忧愁的伴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其中有多少难言的感慨!“借酒浇愁愁更愁”!

《围城》与新时期文学

当代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得力于它越来越强健的兼容并包气度、放胆拿来思想和积极创新精神。在文学范围内,它的这一品格鲜明地体现在它对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及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和借鉴上。显而易见,作为中国文学在当今改革开放年代的发展,这种学习和借鉴既有它的历史必然胜,又有它的现实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