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梁启超的反启蒙论述及其对抒情传统的阐扬

20世纪中叶陈世骧和高友工将抒情传统确立为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传统,后经几代学者讨论、传播,抒情传统论已经发展为近几十年的学术热点。而在陈世骧正式提出抒情传统之前,梁启超等人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抒情特质,这与跨越欧亚的反启蒙论述有关。在倭伊铿人生哲学的启发下,梁启超认识到精神与物质、情感与理性应该和谐统一。因此,他着意在理性高扬的五四时期申述情感的重要性,并系统梳理阐释了中国文化中的抒情精神,试图以情感反制理性主义的主导。

“人生观”与欧亚后启蒙论述

一九二○年代的人生观论述,是跨越欧亚文化的思想运动之一环。"人生观"一詞是現代日文的译詞,译自德國哲學家倭伊铿(Rudolf Eucken,1846-1926)的哲学概念,认为启蒙理性以"我"来归纳、掌控世界,导致主体(我)与客体(非我)分离。因此,寻求主客合一的道路,成为欧亚反启蒙运动的关键课题。倭伊铿提倡希腊传统的"玄学"(即形而上学Metaphysik),呼吁哲学脱离认知科学的歧途,回归人生的探讨。西田由法国哲学的"心的认知"(la connaissance du coeur)概念,进而发展佛教的"一切有情"及"宗教心"概念,由坐禅来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张君劢等,则在打倒孔家店、科学挂帅的五四启蒙运动中,致力于连结儒家传统与欧亚后启蒙运动,使濒临危机的传统文化展开跨文化的连结,重新开创传统文化的现世意义。在此同时,以"唯情哲学"来对抗理性的思潮,也在一九二○年代前后的中国展开,以顾绶昌与袁家华一九二四年的讨论最为全面。对启蒙理性的反动,启蒙时代的休姆及鲁索即已发其端,至一九六○年代而不坠。德勒兹的"情动"(affect)概念,正是晚近对启蒙理性的持续质疑。中国一九二○年代以降的人生观运动所启动的情与理性的讨论,实具有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