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倭国伎”小考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二次高潮阶段,多国文化登上历史舞台交织融合,碰撞出了新的文化火花。从汉代开始,中国音乐文化告别先秦时期的钟磬乐时代而进入歌舞大曲时代,燕乐逐渐成为宫廷音乐文化的重头戏。尤其到了唐代,长安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其宫廷燕乐融合了纵贯东西南北的诸国乐,成为宫廷音乐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并最终定型为十部伎。从历史文献来看,当时燕乐的组成部分除了十部伎之外,还有包括倭国伎在内的杂伎。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的匮乏,导致学界对于倭国伎的研究尚处于空白,因此笔者尝试对其做初步的考察,以窥探倭国伎在隋唐时期的历史面貌。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倭国的内政外交

在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舞台上,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留下了活跃的身影。他们利用自身在生产技术与文字文化上的优势,为倭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倭王统治的确立与巩固以及倭国融入古代东亚国际社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倭国的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社会人员交流以及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魏书·倭人传》“住七八十年”解──“倭国乱”之年代考述

《魏书·倭人传》“住七八十年”解──“倭国乱”之年代考述李纯蛟据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记载，当中国汉朝时，在今日本列岛上有分立的“百余国”。到了公元２世纪，其中的倭国发生内乱，从而开始了女王统治的时代。关于日本古史这一重大...

《三国志》中倭国“官名”的语言学研究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大约用2 000字的篇幅记载了从朝鲜带方郡到邪马台国的路径、地理景观、风土人情、物产、政治、社会等情况,是研究2-3世纪日本以及日本人生活状态的重要史料。同时,该书也是我国最早用汉字记录日语的文献,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尤为突出。本文将《三国志》中有关日本地理位置的记载与其他正史进行对比,并基于上古汉语语音构拟了倭国"官名"。该书的《倭人传》中没有记载日常生活和交际中经常使用的基本词汇,但可以从这些"官名"中分离出少数普通名词,从中可窥见古日语的面貌。

4—5世紀中國政治思想在東亞的傳播與世界秩序——以倭國“天下”意識的形成爲線索

“天下”原指中国领域，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肇端於五胡建国华北，逐渐形成了将四夷也包含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之内的新“天下”意识。这种新天下意识随着当时规模巨大的人口移动，被传播到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等国，并影响到古代朝鲜、日本的国家建设。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动向中，倭国王从倭王武时代既向中国皇帝称臣，同时又自称“治天下”之王，到隋炀帝时代倭王自称“天子”，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下”意识。伴随着新天下意识在东亚的形成和传播，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最终被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所取代，东亚各地区也进入新的中华、天下纷然丛生的时代。

“武后改倭国为日本”考

日本国名的由来,据我国史话所载,约有两说:一为唐代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在《史记·舜纪》“东长鸟夷”下按云:“武后改倭国为日本”;一为新旧《唐书·东夷传》的记载,谓倭国于唐高宗“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汉语),恶倭名更号日本”。从表面上看,两说互异,莫衷一是;实际上,两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新旧《唐书·东夷传》所提供的史料,足以补证《史记正义》按语未记年月的不足。

《隋书·倭国传》小考

在《隋书·倭国传》所载叙述7世纪初倭国情况的记事中,有倭国使者说明倭王王权及倭王执务情况的生动描述。针对其中有关"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的记载,学界通说认为使者说明的内容是倭王的兄长为"天",倭王的弟弟为"日",倭王在夜间执务,日出前和"日"交换;这种执务方式是基于倭国未开化思想而出现的。但此记事可以理解为:倭王即"天"、弟为"日"这一说法是学习中国天文知识和阴阳思想的倭人自己构思出来的。

略论倭国大王政权的性质

公元五世纪,倭国完成了政治统一。统一后的大王政权是“部族联合政权”还是奴隶制国家,各说不一。我认为,随着倭国的统一,管理更加复杂,促进了王权专制趋向的加强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以大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倭国权力已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理由如下: 第一,大王政权是统一政权,而不是联合政权。大王政权的统治范围,从古坟分布看。

刘宋的东北亚经营:元嘉二十八年厚封倭国考

中日两国交流历史已久,进入南朝时倭国更是主动上表南朝请求除授,南朝朝廷对于倭国的封赏也贯穿着整个南朝的历史。作为南朝的第一个王朝,刘宋王朝最初一直并未答应赐予倭国太高的官职封号。直至刘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刘宋朝廷突然一反常态,几乎全盘答应倭国的请求,厚封了倭王济等人。这一转变十分突然,必有其特殊原因。当时由高句丽的兴起带来的东北亚局势的转变,加之元嘉二十七年(450)刘宋北伐失败后面临的窘境,一起促成了这场求封与厚封,对于倭国的厚封也成为刘宋经营东北亚局势的重要手段。

“倭国乱”时间考索

“倭国乱”时间考索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李纯蛟中国汉朝时，在日本列岛上，有分立的“百余国”。到了公元２世纪，其中的倭国发生了内乱，从而开始了女王统治的时代。关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记载，海内外迄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就是西晋人陈寿撰写的《三国志·魏...

隋倭“国书”事件中的几个问题再探

607年,倭国遣小野妹子率使团抵达隋朝并向隋炀帝递交了国书。国书的称谓导致隋炀帝不悦,由此引发了"国书"事件。从"国书"事件的发展过程看,隋炀帝对国书的态度表明其维护朝贡体系的决心,小野妹子回国时携带隋朝"国书"说应该存疑,裴世清滞留难波50天是因倭王在寻求应对之计,倭王于608年再遣小野妹子使隋是以学习为主,同时借机继续试探隋朝。

从国号的变更看古代日本的华夷意识

当今日本人常自称为日本或大和民族,但在古文献中,往往自称为"倭国"或"大倭"。日本人是从何时开始,出于什么目的改国号为日本的?基于此点,探讨日本国号的形成与其国内"华夷意识"之间的关联。

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中国皇权——以六朝时期为重点

中国的汉与六朝时期,日本和朝鲜都开始接受汉字、儒教、礼制,与中国一道构成了东亚世界。一方面,中国皇帝为巩固国内统治,需要利用周边民族的朝贡来提高自身权威;另一方面,由于倭国在从分裂走向统一及统一后不断与朝鲜半岛政权合纵连横的纷争中,为使自己处于优势位置,也有必要利用中国皇帝的权威。正是在这种利益关联的互动中,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此外,周边诸国为了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也接受了中国的价值观,特别是基于礼的文化。

日本遣唐使来华不携国书说献疑

唐代中日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文交流,道路不绝,仅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遣唐使”就有近二十次之多,史界流行,日本遣唐使来华不携国书之说,似不合史实,特此献疑。 首倡此说者,为日本学者森克已、木宫泰彦二氏。他们认为,日本政府以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八年)遣隋使呈交隋政府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曾引起隋炀帝的不满为由,有唐一代,遣唐使入华便不再携带国书,相因成习,遂成惯例。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为中日两国史学界广为采纳,形成定说。

隋倭通交中的朝鲜半岛因素

隋代是古代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倭通交表面上看似乎是两国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却与东亚世界诸国相互联动紧密相关。在以东亚世界的共同性和关联性,分析隋倭关系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各国的独特性。隋倭关系既是东亚世界相互关联的体现,又是两国出于独特性的情势而作出的选择。对隋朝而言是与高句丽的关系,而对于倭国而言是与新罗的关系,两种国际关系的各自发展,是隋倭通交的动因之一。

由我国日本史学工作者撰写的《东亚中的日本史》即将在日本陆续出版发行

应日本六兴出版社邀请,由中国日本史学工作者用日文撰写的《东亚中的日本历史》大型丛书,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到八七年底已全部脱稿。从今年四月起,将在东京陆续出版发行,预计年内可全部出齐,这是一部从古至今以日本历史为中心,以日中关系为线索的大型系列丛书,全书十三卷,约二百七十余万字。各卷题目及作者分别是:《倭国与东亚》(沈仁安)、《奈良文化与唐文化》(王金林)、《织丰政权与东亚》

“倭”、“支那”釋義

中国古称日本为“倭”。《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下接唐颜师古注:“倭音一戈反,今犹有倭国”;并引《鱼豢魏略》(其书今佚)云:“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渡海千里……皆倭种。”自《汉书》以迄《隋书》,各史均称日本为“倭”。因此,对日本传来的事物均冠以“倭”字,如倭刀、倭船、倭铅(指锌)、倭扇等。中国对“倭”字并无贬义,日本亦自承为倭,不以为贬;

论所谓“倭面土国”之存在与否

范晔《后汉书》记汉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遣使奉献，而日本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张楚金《翰苑》抄本和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杜佑《通典》则分别记师（帅）升等为“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本文考证“倭面土国”为“倭面上国”之误，而“倭面上国”则指“倭面之上国”；“上国”即“上邦”，意为大国。但是，“倭面”（指倭人）一词是出于对《汉书·地理志》如淳注的误解。因此，所谓“倭面上国”或“倭面土国”在历史上都是不存在的。汉安帝永初元年遣使奉献的是“倭国王”，不是“倭面上国王”或“倭面土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