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债务免责”指标及其实现进路

如果大中型公司的破产清算与重整程序之间是质的差异,那小微企业的清算和重整程序之间只是量的变化。在清算程序的“债务免责”问题上,小微企业对相关规则的需求更接近于自然人的。而债务免责跟财产保留制度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世行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债务免责”指标实际上表达的是:小微企业破产需要特殊的豁免财产制度,以期尽可能实现维持企业经营进而保障就业的立法目标。鉴于对重整成功率的追求已经被世行专家团队所放弃,因此更优惠的小微企业破产清算制度,比所谓的重整成功更加现实可行。其中的关键是必须要有独特的破产清算程序尤其是适配的债务免责-财产保留规则,即不完全等同于个人破产中的现有制度,更不同于大中型公司破产程序中的。

免责的债务承担合同性质和效力研究

从《合同法》时期到《民法典》时代,免责的债务承担制度都是实践中一项重要制度,在债务人与承担人缔结债务承担的合同时,认定合同的利益第三人合同性质,在债权人同意前,债务承担合同已经对债务人和承担人产生效力;债权人同意后,允许承担人援引原因关系的抗辩对抗债权人;若债权人拒绝,合同尚发生履行承担的效果。在债权人与承担人缔结债务承担的合同时,肯定债务人可以拒绝发生免责的债务承担效果,经债务人拒绝后,债务承担合同尚发生债务加入的效果。

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人活跃于各类市场经济活动的同时,逐渐也开始存在的愈来愈多的个人债务。近年来,个人破产免责制度逐渐成为个人破产制度的关键问题,我国对于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讨论也受到各学者的关注和争论。本文在了解目前存在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基本理论和研究现状基础上,对我国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根据我国各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试点进行现状分析,在对于构建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方面应该对制度所需的具体规则方面进行细化,并建立相关配套措施。这样才能对今后构建该制度找到正确的方向。

个人破产立法中的观念转换与制度支撑

我国当前进行个人破产立法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需要大力转换传统个人破产观中的错误文化与观念,缓解、消除各方对个人破产法尤其是债务免责制度的误解,使个人破产立法得以顺利启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对传统的个人破产观作出客观、全面、正确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承认其合理之处,也要指明其错误之处,并以债务免责的具体制度释明破除对个人破产法的误解与顾虑。我国将建立的个人债务免责制度,不是对所有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不加区分地一概免责,也不是对债务人所有的债务全部免责,更不是在破产程序结束或结束后满一定期间对债务自动免责。免责要有法院的审查和裁定许可,要设定一段监督债务人行为、持续清偿债务的良好行为考察期。同时对债权人的权益通过设置对债务免责的异议权、撤销权等制度予以充分保障。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本土化构建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是指在个人破产程序终结之后,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程序对债务人的剩余债务视情况豁免的制度。为了证成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首先,需要对个人破产免责的具体内涵进行论证,尤其是对“个人”、“破产免责”加以剖析。其次,要对个人破产免责的适用保障进行论证,其核心就在于不予免责的债务范围及法定情形,诸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破产法上的典型情形。最后,证成我国的个人破产免责模式选择、不予免责债务范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调整个人债务关系法律制度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凸显,社会债务体系对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的需求强烈。我国若想建立相对完善、运行良好的个人破产免责制度绝非一日之功,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债务加入的类型与结构——以民法典第552条为出发点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债务承担制度是以合同法第84条为核心进行建构,适用于第三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免责债务承担。但实践中债务承担纠纷在性质和类型上都超出这一范围,由此引发了学理和司法实践的争议,民法典回应这一问题,通过第552条系统地确立了多种类型的债务加入制度(并存债务承担),满足了现实生活的需求。但仅有的一个条文难以驾驭债务加入所涉及的复杂关系,在适用上还需要通过学理予以解释和完善。

债务加入制度研究

我国法律并无关于债务加入的明确规定,理论研究上不甚重视。实践中更是与第三人替代履行、免责的债务承担、担保等类似制度混淆难辨。债务加入后,承担人与原债务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承担人得享有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事由。第三人在原债务上的担保继续存在。承担人和原债务人之间的连带责任性质上应属不真正连带关系。

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

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必须围绕立法机理、债务免责、债务清理三个维度展开,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理念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同时兼顾对债务人的人道救济的考量,积极寻求与债务人的合作。而债务免除的范围边界是个人破产制度能否真正发挥实效、能否为个体经济提供有效退出机制的关键,同时也是破产申请人最为关切的实体内容。对于不予免除的债务类型要作否定性列举式安排外,不属于否定性列举范围的债务应当尽可能地允许免除,这是各国在衡量个人破产制度时达成的共识。法庭内外债务清理相结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保障个人破产制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操作层面提供指引。除此之外,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要注重与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制度的接洽,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立法成本,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注入崭新的活力。

论债务加入

我国《合同法》并未对债务加入作出规定,理论界对其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实务上债务加入又与保证、第三人履行等法律制度相混淆,因此对债务加入进行研究,从而对债务加入制度的建构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有所裨益。

债务承担的性质认定问题研究

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是债务承担的两种基本类型。现行法律对认定二者的标准缺乏明确规定,学术界已有的观点也未能作出妥善解释,导致相关纠纷在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笔者认为,除非有明确的免责性承担的意思表示,否则应推定为并存性承担,债务承担的性质认定应在遵循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路径

2020年初,举国抗疫、共渡难关之际,我国个人和家庭过度负债的困境、中小微企业破产的现实变得更加无以回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在积极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由此可见,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呼之欲出。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个人破产制度,不但不以完善的配套措施为必要前提,更不会沦为债务人恶意逃债的工具。同时还可以发挥化解因疫情等不可抗力诱发的群体性债务危机、消除地方性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机制差异、解决“执行难”、缓解因企业破产诱发的自然人连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而导致的社会矛盾等积极作用。

免责的债务承担

债务承担按原债务人就所移转的债务是否仍须负责,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免责的债务承担分为全部债务的免责债务承担和部分债务的免责债务承担。债权人与第三人的债务承担协议并不以债务人的同意为生效要件,承担债务的第三人不享有原债务人的撤销权和解除权。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债务承担协议以债权人的同意为生效要件,债权人不同意的,成立履行负担。

我国个人破产的司法实践及其制度建构

个人破产制度在域外经过长期的发展实践,已逐步建立完整的体系,并成为各国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解决执行难的一项较为重要的民事制度。我国相关立法机构于2018年也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个人破产法制度的建立。通过剖析国外关于个人破产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个人破产制度适用于自然人的一般破产主义立法模式。为了平衡好个人破产申请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建议通过概括与列举组合的方式界定好自由财产的同时,应当采用债务免责许可制度,并建立个人破产的失权与复权制度。

合同转让制度中权利义务责任的平衡观

合同转让包括合同权利的转让与合同义务的转让。合同债权转让不应以通知债务人为生效条件,以出让人与受让人达成转让合意为条件才符合合同法的基本原理,通知债务人是出让人转让债权的附随义务。在债权双重让与时,由于债权请求权属性与物权的不同,无法通过公示制度保护第三人利益,唯有强化受让人的注意义务才有助于实现当事人之间权益的平衡。合同义务的转让主要包括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并存的债务承担在实务中的界定是较难把握的,免责的债务承担第三人承受移转债务负有给付义务。

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的区分——A公司诉B公司返还保证金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大多数学者认为此法条仅对免责的债务承担进行规定，并没有明确包含并存的债务承担。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的实质含义及依据何种标准对二者进行划分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试对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的区分。

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如同未出生的婴儿一样让人感到新奇,仅深圳市成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一个试验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信用体系日渐成熟,各地法院对企业破产的裁定也积累了大量的司法经验。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借鉴域外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破产制度。

德国消费者债务清理制度的新发展

在企业法人之外,自然人的债务清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法律问题。德国消费者债务清理制度立法目标明确,制度架构清晰,修法紧跟实践需要,不失为大陆法系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法制范本。本文通过介绍德国消费者债务清理制度的沿革、特征及最新发展,以期为我国的制度构建提供参考。

债务加入法律适用的体系化思考

债务加入介于保证和独立保证之间,系人保之一种。债务加入人负担的债务与原债务构成连带债务,二者于加入之时具有同一性,其后即各自独立发展,仅于连带债务涉他效力的范围内互生影响。在不与其担保功能相抵牾的限度内,连带债务规定自可直接适用于债务加入。债务加入与免责的债务承担不存在任何共性,并无可得适用的共通规则。基于利益状况的高度类似性,在不与债务加入的本质特征相抵触的限度内,保证规定原则上应当类推适用于债务加入。体现人保一般性规则的保证规定尤其是保证人资格禁止规定和保证要式规定应予类推适用,以从属性和补充性为前提的保证规定原则上不得类推适用,与连带债务规定存在类似性的保证规定自无类推适用的必要。公司对外担保规定应类推适用于债务加入,以免滋生法律规避行为。

论债务承担中的同意

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中,达成双方协议之外的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是否作为其生效要件,一直是债务承担问题中争议的焦点。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并不需要得到同意即可生效,而一些学者认为原则上是需要得到同意的,因为存在免除债务不利于债务人利益的情形。对于并存的债务承担,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认为并不需要债务人的同意即可生效,而对于债权人的同意则有争议。本文观点认为不应将债务承担分割为模块,个别加以分析,复杂化本应清晰明了的问题,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都以债权人同意为生效要件,而无须债务人的同意。

浅议婚内个人破产的债务清偿——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为基点

婚内进行个人破产是《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司法适用以来常见的法律现象,是商业与社会紧密合作的法律表达。然而,由于我国个人破产法规范欠缺、司法经验尚不成熟等客观原因,个案中关于婚内个人破产的债务清偿问题还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与争议性。从学理上看,该问题是民、商法融合发展趋势下的衍生品,关涉身份法与财产法的交织领域。为了提速当前个人破产试点的司法进程并助推我国未来个人破产法制度的全面建成,本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适用现状为基点,分析该条例立法上的不足,并厘清司法适用中债权人与已婚债务人之间的财产利益冲突,提出司法裁量的价值准则,并以利益衡量为法律续造的主要方法。借鉴域外破产法的可行经验,结合本土法律体系的制度特征,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构建婚内个人破产债务清偿的相关规范,以期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