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防范视野下的辩护律师侦查参与

强化辩护律师的侦查参与有利于弥补犯罪嫌疑人辩护能力的不足,促进取证行为的规范以及侦查水平的提高,更好地查明事实真相,从而实现对冤假错案的有效防范。近年来,我国关于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的法律规定逐步完善,但是依然存在掣肘辩护权有效实现的因素。应当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辩护的适用范围,强化法律援助辩护的质量监管,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制度效用,实现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的间接在场,明确辩护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收集证据材料,取消辩护律师收集被害方证据材料需经同意的规定。

论我国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构建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人员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 ,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充分行使辩护权 ,防止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 ,维护控辩平等以及实现司法公正都有重要的意义 ,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论述了在我国建立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必要性 ,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提出了构想。

论我国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及其权利保障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值班律师制度与辩护制度的衔接机制研究

从衔接诉讼价值的角度考量,值班律师制度与辩护制度的衔接是界分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职责、保障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的权利、调动并监督值班律师履职积极性的客观需要。现阶段衔接细化规范的缺失和理论探讨的浅层化导致机制构建指导不足,司法实践主体间“各自为政”的状态导致衔接机制构建意识匮乏。为构建合理的衔接机制,提出以下建议:明确值班律师属于法律援助,是法律帮助者而非辩护律师;在值班律师直接转化为辩护律师情形下充分肯定值班律师帮助的有效性和履职的溯及力;在被追诉人另行委托辩护律师的情形下从信息交流方式着手,以是否认罪认罚为重点解决辩护策略差异产生的问题。

我国值班律师功能定位的结构性重塑

我国的值班律师制度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的出现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值班律师相关职责问题的规定不过是对之前试点经验的总结与提炼,未对其职责进一步明确与完善。规范漏洞使得学界对于其究竟是法律帮助者、准辩护人还是辩护人的身份存在争议,从而束缚了值班律师制度应有效用的施展空间。在坚定表明值班律师为辩护人的基础上,以推动刑事辩护律师贯穿刑事诉讼程序全过程为新视角,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重塑其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以及在刑事诉讼各阶段所具备的不同职能,以促进我国刑事辩护结构进一步优化。

试论认罪认罚框架下值班律师制度的完善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认罪认罚制度的顺利实施需要律师的有效参与。值班律师制度能够确保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构建认罪认罚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值班律师制度对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确保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实现控辩平等的程序公正都有其必要性。我国的值班律师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定位不清、适用率不高、律师相关权利缺失等问题,在试点工作中,应当进一步明晰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完善不同诉讼阶段的衔接,明确程序保障机制以及构建值班律师制度稳健运行的长效机制。

有效辩护视域下的律师保密问题研究

律师保密具有相对性,对案件当事人来说是义务,对国家机关和第三人来说则是权利。律师保密不仅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对律师的信赖关系,实现有效辩护和代理,而且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辩护权的独立行使。我国立法上规定的保密规则具有可检讨之处,无论是保密主体、对象、范围,还是保密期限、例外情形、披露“度”的把握在操作中均有待明确。实践中律师泄密事件不在少数,但披露出来的较少,以至于人们对此认识不足。最严重的泄密事件是律师将当事人的秘密信息告知侦查机关。当前值班律师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应当作为保守秘密的重点主体,律师在出书之前应当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者与家人、朋友谈论案件时应谨言慎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改,应当对律师泄露案件信息的惩戒作出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应建立律师免证特权制度,刑法应将严重的律师泄密事件“入刑”。多措并举,才能保障律师保密规则的落地实施。

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之再审视——以基层检察实务为视角

截至2021年发布的刑诉司法解释,值班律师已经得到完整的阅卷权赋权,也在实质性参与的路上迈出一大步。但同辩护律师在侦查、起诉阶段所起到的实质性帮助作用相比,值班律师仍相形见绌。从权利行使入手审视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以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赋权问题为插入点,分析实践中的操作困境。结合理论分析和司法实践,尝试构建“值班—辩护”有效衔接机制,科学设计值班律师参与程序,建立相应配套机制,以便在基层办案中,降低不必要的诉讼成本,发挥值班律师在刑事和解、被告人反悔、精准量刑建议中的重要作用。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值班律师制度

在法律援助制度中,值班律师制度发展得较晚,我国已经逐渐确立了值班律师制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对值班律师的诉讼权利、职务保障和考评机制都还缺乏具体的规定。现如今请求值班律师获得法律帮助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并不是很多,其原因主要是法律援助律师在职务保障过低时,并不会积极主动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充分的法律帮助,存在"走过场"现象。因此文章通过分析现阶段我国值班师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建议。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律师法修改

从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到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再到后来的几次修订、修正,律师法的每一次修改,都促进了律师制度、律师工作和律师事业的发展。相对于现行律师法的规定,我国律师在职业定位、职业内容、执业环境、管理需求、权利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及时对律师法进行修改,关系律师制度改革成果,关系到律师行业长远发展,非常必要。

我国“辩护全覆盖”的实践图景与未来展望

我国“辩护全覆盖”由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共同保障实现。值班律师由于服务质量饱受诟病,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值班律师“辩护人化”的呼吁、改革。值班律师“辩护人化”不仅造成刑事法律援助回归一元主体,背离值班律师制度初衷,也无法解决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见证人”化的问题。在协商性司法模式下,为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权益,“辩护全覆盖”必须主要依靠辩护律师来实现,值班律师仅提供初步性、临时性、辅助性法律服务。未来应通过扩大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适用范围,回归值班律师临时性法律帮助的本源,真正实现我国的“辩护全覆盖”。

《法律援助法》实施背景下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完善

《法律援助法》的实施为刑事辩护全覆盖带来机遇,不仅扩大法律援助主体范围,拓展法律援助对象范围,而且还明确规定值班律师应当依法提供法律帮助,政府部门应当为法律援助提供经费保障。刑事辩护全覆盖在适用程序、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都有相应的要求,为破解刑事辩护全覆盖面临的困难,在《法律援助法》实施背景下,通过充实刑事辩护律师数量,并采取措施提高律师队伍质量;注重发挥值班律师作用,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法律服务;多措并举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让刑辩律师发挥实质作用;采取相应经费保障措施,推动刑事辩护全覆盖落实落地。

辩护人抑或“法律帮助者”?——值班律师制度在认罪认罚程序中的运行现状与理论反思

为了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1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9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之前的18个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辩护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为量刑辩护提供了发展空间,量刑辩护具有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定性、平衡各诉讼主体的诉讼利益、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等重要价值。但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辩护的推行存在着困境,在量刑指导意见的完善、量刑协商机制的规范化、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落实、强制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与量刑辩护的专业化五个方面加以改进是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有效量刑辩护的重要措施。

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定位及其完善--以Z省H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尝试建立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二元分立的模式,并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予以确认。以试点城市Z省H市为例,认罪认罚案件律师全覆盖有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但律师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智性的核心作用尚未能充分发挥,存在值班律师制度被异化为见证制度等风险。完善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定位,应推动认罪认罚案件中围绕有效辩护展开的律师深度参与和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实质化,实现律师辩护和法律帮助的有效衔接与融合,构建控辩协商的正当程序。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报告(2017年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旨在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保障制度,是一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暖心工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1995年11月9日,中国首家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1996年12月18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自此,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开始由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自发性、慈善性行为,上升为一种制度化的政府责任和法律服务实践活动。经过二十年的砥砺前行,

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刑事速裁程序的探究

刑事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重要程序载体,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协调公正与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在程序试点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其适用仍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在被追诉人权利保障、审判程序规制等问题上仍有一些瑕疵。因此,必须完善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提升量刑建议的质量,进一步优化值班律师制度,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同时,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速裁程序,使其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相互兼顾,形成多样化的刑事案件审判流程模式。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结构优化——以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为视角

值班律师“辩护人化”是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辩护需求的应对方案,这也意味着值班律师将转向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从而模糊了二者在功能上应有的界分。主张值班律师“辩护人化”,一方面是因未能立足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化建构的思路路径,另一方面是因法律援助律师辩护率不高,值班律师作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的替代方案。应构建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功能互补的工作体制:值班律师发挥在刑事司法程序早期阶段的法律帮助功能,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辩护职责则逐步由法律援助辩护律师承担。

刑事辩护全覆盖新探:误区与进路

一、引言在某种程度上,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1]将辩护权行使的状况视作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指针,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2]自我国实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改革以来,速裁程序与认罪认罚程序以提高司法效率作为着力点,对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权利提出了挑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全国18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2016年,在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结束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同样的18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