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生产、销售假药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生产、销售假药犯罪逐渐由实体空间向网络空间扩散,利用网络实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危害严重,虽然受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但因其犯罪收益丰厚,屡禁不止,形势更加严峻。研究网络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特征,分析侦查打击的难点症结,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提供优化建议具有重大实战意义。

我国假药犯罪立法完善之思考

药品安全向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在风险社会大背景下,有关假药犯罪的活动日益猖獗,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使我国药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虽然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假药的定义不明确、忽视了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对构成要件中行为方式的规定过于狭窄等。要全面科学地明确假药的定义,建议将该罪设置在刑法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刑法分则第二章)中,扩大其行为方式的范围,从而更好地打击假药犯罪活动,保护公众生命财产权益。

我国法人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探析

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对我国刑法体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法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里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因此,我国的刑罚制度设计应该更加注重法人的独立地位。法人实施制售假药犯罪行为时,除现有刑罚体系中的自由刑、财产刑以外,应该建立针对法人的资格刑。

我国假药犯罪立法完善之思考

药品安全向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在风险社会大背景下,有关假药犯罪的活动日益猖獗,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使我国药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假药的定义不明确、忽视了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对构成要件中行为方式的规定过于狭窄等。要全面科学的明确假药的定义,建议将该罪设置在刑法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刑法分则第二章）中,扩大其行为方式的范围,从而更好的打击假药犯罪活动,保护公众生命财产权益。

试探假药犯罪刑法适用的“过限化”

新《药品管理法》实施使得假药犯罪的刑法适用呈现“过限化”问题,其主要体现在立法对假药范围的限缩以及司法对假药犯罪适用的减少;其“过限化”导致了兜底化罪名被不当滥用、大量行为无罪化处理以及罪刑不相适应。司法上,应从正确处理刑法法条之间的关系、正当适用行政处罚、精准量刑来处理。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规范内涵:属性、辨析与路径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引起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争议。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删除了“依照《药品管理法》”认定假药、劣药的罪状表述,但这并不能否定该类药品犯罪的法定犯属性。妨害药品管理罪与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均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时代下的法定犯,二者既存在交叉竞合关系,又有各自的违法评价范围与评价重心,不可混淆。在药品认定标准与前置法脱钩的规范背景下,刑法上假药、劣药的认定虽仍以《药品管理法》第98条为形式参考,但更应当结合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独立判断假药、劣药的实质范围。

2020-2022年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犯罪总体情况及对策分析

新《药品管理法》颁布后,生产销售假药案件直线下降,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 2020-2022年间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进行梳理,总结分析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总体情况:①全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热点省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案发量大幅下降生产假药案件占比较少;②假药犯罪呈现地域性聚集;③生产假药案件类型发生转变:互联网销售假药案件占比持续上涨;性药、保健品在案件中的占比居高不下;④生产假药案件量刑。依据数据总结原因生产销售假药案件大幅下降的原因;假药犯罪呈地域性集中的原因;网络销售占比逐年增高的原因。分析目前打击生产销售假药案件中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完善多部门间执法合作机制,打击网络销售假药犯罪;落实快递检验制度,杜绝假药劣药流通;完善执法协作机制,提升针对生产假药类犯罪的侦察能力。提升公安机关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的执法能力;为进一步精准、高效地打击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提供参考。

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研究

当前中国假药犯罪态势异常严峻,地理学在此领域尚未涉及,但社会对其防控有迫切需求。论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的数据挖掘,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改进的k-medoids聚类算法等方法,探究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研究发现:①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具有2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第一阶段该类犯罪的数量上升且“城际差异”扩大(2014—2015年),而第二阶段该犯罪的数量减少但“城际差异”缩小(2016年后)。②在空间分布上,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已由单核或双核(上海、深圳和广州等)的“聚拢分布”形态演变为多核的“扩散分布”形态,并且形成了较明显的“人字形”带状分布格局(如沿福建、浙江、江苏北上后,再向河北、山西、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等地蔓延扩散)。③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空间自相关显著,且存在不稳定的空间聚集现象,即高高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发生了迁移扩散(出现了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朝北部、中部方向集聚的特征)。④在市尺度上,可将中国销售类假药犯罪的地域类型划分为上升型、下降型、波动型和低位型4种,且各类的城市数量与分布均存在明显差异。如上升型城市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下降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广东地区;波动型城市集中在江浙地区、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低位型城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⑤最后基于案情词云解析的结果,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城市销售类假药犯罪防控及社会治理的建议。如对于上升型城市,加强美容药和保健药网购及物流监管力度;对于下降型城市,做好实体店铺销售特效药或特色药的排查;对于波动型城市,推进并建立联合打击假药犯罪的协作机制。

协同治理视角下网络销售假药犯罪案件侦查研究

药品安全责任重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在《药品管理法》和《刑法》形成的多部门共享监督权的药品监管制度框架下,针对网络制售假药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需要跨组织、跨部门、跨区域的体系应对。本文从网络制售假药犯罪现状及特点出发,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结合当前案件侦办过程中侦查工作出现的不足,寻求网络制售假药的多部门协同治理路径,提高侦查效能。使生产销售假药案件的侦查工作走出多部门监管困境,形成侦查打击合力。在此基础上,为侦查工作提供一种具有可复制性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方案。

生产、销售假药罪立法完善研究——以“截短的犯罪构成”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以来,假药犯罪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更凸显出现行刑法的缺陷。鉴此,以截短的犯罪构成为完善视角,从刑罚的积极预防功能和我国的假药犯罪现状分析采用该视角的正当性,指出现行刑法在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罪过形式以及刑罚方式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完善假药定义、扩大规制范围、增设过失犯罪和资格刑罚四个立法建议,期待更好地发挥刑法在药品安全领域中的功能。

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应对——基于百例生产、销售假药罪案件的分析

基于对100个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司法案例样本的研究发现,司法机关在制裁假药犯罪案件过程中存在着惩处的假药类型较为单一,对生产环节的假药犯罪惩处力度较低,单位犯罪和个人共同犯罪的案件较少,假药犯罪的整体量刑偏低,加重量刑情节处于虚置状态等问题。因此应当从事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到刑事司法等层面积极调整应对假药犯罪的策略,充分发挥刑法对药品安全的规范功能。

我国假药犯罪立法完善之思考

假药犯罪使我国药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虽然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假药的定义不明确、忽视了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对构成要件中行为方式的规定过于狭窄等。要全面科学地明确假药的定义,建议将该罪设置在刑法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扩大其行为方式的范围,从而更好地打击假药犯罪活动,保护公众生命财产权益。

网络生产、销售假药犯罪侦查难点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生产、销售假药犯罪逐渐由实体空间向网络空间扩散,利用网络实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危害严重,虽然受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但因其犯罪收益丰厚,屡禁不止,形势更加严峻。研究网络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的特征,分析侦查打击的难点症结,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提供优化建议具有重大实战意义。

刍议跨境制售假药案件的犯罪趋势和打防策略

随着电子商务、跨境汇付及物流寄送等相关领域服务的日趋完善,在不断推进全球贸易一体化的同时,也为跨国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特别是在假药犯罪领域,不法分子利用各国监管政策差异较大、境外需求市场广阔等条件,跨境实施制售药品犯罪。因此,要从经侦实务出发,从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等入手,结合侦办实践,剖析犯罪特点、蔓延成因,研判发展趋势,并从"打、防、管、控"角度,提出针对性策略。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圈实质划定的向度

我国刑事立法采取假药﹑ 劣药二元区分,抽象危险犯与实害犯搭配,行为方式和主观罪过单一的药品安全保护模式,在犯罪圈划定的宏观层面上略显随性,实践中常频繁借用兜底性罪名填缺补漏.加之前置性法规范《药品管理法》存在诸多缺陷,致使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圈受到法益保护不力与人权保障不利的双重质疑,既有以罚代刑的弊病,又有过罪化现象.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圈应当通过立法和司法双向衡平的维度来实质划定.立法上,提高法益保护的周延性﹑ 增强法律条文的可适用性以及标准的可执行性,仍然是刑法调整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发展的应然态势:司法上,依据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对有无足以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生命安全的行为事实进行独立的﹑ 实质性的判断,是消解法定犯与抽象危险犯叠加的过罪化风险的关键.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变迁与教义阐释——以《药品管理法》和《刑法》的最新修改为中心

回顾我国40多年来的药品犯罪立法历程,药品犯罪刑法规范与《药品管理法》的关系经历了“完全独立——完全从属——相对独立”的演变过程。近期药品犯罪修改着力于解决药品犯罪完全行政从属性及其弊端等问题,确立了药品犯罪相对行政从属性的特征,由此决定药品犯罪兼容自然犯和法定犯的性质。假药和劣药的认定标准是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统一,这种二元标准可以构建“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犯罪构成体系,合理划定药品犯罪的规制范围,实现药品犯罪规范目的之纯化。生产、销售假(劣)药罪与提供假(劣)药罪的界限在于是否有偿提供,有偿提供构成前罪,无偿提供构成后罪。生产、销售劣药,涉案药品又是刑法上的伪劣产品,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涉案药品是否属于《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是区别生产、销售假药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标准。涉案药品是否属于《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劣药、是否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是区别生产、销售劣药罪和妨害药品管理罪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