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与停兑令风潮探因

发生于1916年的停兑令事件是我国近代金融史上一次著名的金融风潮。中国银行的上海分行率先抗令,得到其他分行的响应和商股股东等各方面的支持,这一风潮维护了金融秩序,取得了成功。其成功是因为顺应了时势民心,得到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地方政府和列强在华势力等各方面的支持。

中法实业银行停兑风潮及其影响

中法实业银行是民国初年首家中外合办银行,初期凭借种种特权经营颇为顺利,但由于投机失败很快停业,其在中国发行的纸币顿时贬值,持有该行纸币的商民纷纷要求兑现,其他银行受此影响也发生了严重挤兑现象,很快引起了金融恐慌。为避免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各地银行公会积极筹垫款项,组织收兑该行纸币,由于银行公会组织有序、维持得力,最终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

民初江西省地方银行的纸币发行与停兑危机

民国初期地方银行迅速发展,成为近代银行体系的重要支撑,对于地方金融尤为重要。由于货币发行较为自由、分散,地方银行普遍发行纸币。民初江西省地方银行兴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地区金属货币流通的不足,但省内地方银行纸币发行受制于地方政府,多次超额发行纸币,引发了一系列的停兑危机,主要发钞行江西民国银行和江西地方银行先后被清理,历时数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地方银行发行权被取消,只暂准发行不满一元的辅币券,同时江西省地方银行重组,地方金融由此进入短暂的相对稳定期。

1916—1924年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的三次停兑风潮

1914年 6月 ,中国银行广东分行成立 ,银行成立之初 ,信用坚挺 ,所发纸币流通较广 ,成为地方金融中枢。 1916年粤省政局迭变 ,引起金融风潮 ,粤中行先后经历了三次停兑 ,最终导致破产。

1916年天津地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兑风潮

1916年京津地区爆发中国、交通两行停兑风潮,规模大,影响广,谣言传播,军费吃紧,银行储备金不足等原因迫使政府下发停兑令。虽然最终得以平稳解决,却暴露了北京政府财政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而使金融市场面临着危机。

张嘉璈与中国银行停兑事件

1913年的一个冬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室里来了一位24岁的年轻人,受聘出任该行的副经理,开始了银行家的生涯。他就是后来成为旧中国金融巨擘的张嘉璈。 张嘉璈又名张公权,18岁时就留学日本,学的是经济和金融专业,两年后回国,曾在政府机关中担任过报刊编辑和秘书等职。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银行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经人介绍受聘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协助该行经理宋汉章先生开拓业务,改进内部管理制度,向行员们灌输新式银行知识,成绩卓著。在1916年抵制北洋政府停兑命令的事件中,他作为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的得力助手,处置得当,有胆有识,赢得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 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一下1919年中交两行停兑风潮的始末。

旧中国中行、交行的两次停兑风潮

一、1916年与1921年的两次停兑风潮 1916年5月12日,正当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段琪瑞出任内阁总理不久,北洋政府国务院突然下达命令,停止中、交两行钞券兑现。停兑令说:“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行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银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博,亟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

浅析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应对停兑令风潮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加剧,中国被动的卷入世界经济圈中,现代的经济危机也开始在中国出现。1916年的停兑令风潮就是民国初年比较著名的经济危机,政府强制中国银行执行"停兑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进行抵制,采用现代银行面对经融危机时的处理方式,立足长远发展,维护银行的切实利益,坚决兑付。上海分行成功度过危机,维护股东的利益,赢得其他分行的支持,增加民营资本在中国银行中股权,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916年停兑风潮述略

1916年停兑风潮的发生不仅是由于北洋政府财政枯竭、财政拖累银行所致 ,而且也与中、交两行滥发钞票 ,导致信用基础不稳密切相关。面对北洋政府的停兑令 ,中国银行北方地区分行和交通银行普遍遵令停兑 ,违背信用原则 ,致使自己作茧自缚不说 ,而且对社会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首先起来反对停兑命令 ,坚守信用原则 ,照常兑现、付现 ,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舆论的赞扬 ,而且其信用昭著 ,业务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16年上海中国银行不执行“停兑令”的始末

北洋政府命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现北洋政府是袁世凯用两面派手法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建立起来的,它在经济上十分虚弱,每年财政预算入不敷出甚巨,国库如洗。袁世凯做了几年大总统还想做皇帝,为实行帝制,筹备登极大典,收买人心和地方势力等,又花了不少钱,更加剧财政状况的竭蹶。当时筹款“舍增税、借债及发行纸币三项,无他术也”。但增税不易,因税种已多,整理税务又遇到地方势力的刁难。借内债,因信用不佳。

中交两行合并之争述论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近代中国同时并立的两大著名银行，然而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曾多次出现两行合并之争，尤其是在1916年和1921年两行发生停兑风潮前后，合并之争非常激烈。两行合并之争的出现，与两行当时的性质、分工有关，更与当时两行与政府之间、政府内部派系．之间矛盾斗争有关，同时也体现出当时银行制度的不健全。

近代五次金融风潮评述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金融业也进入了一个逐步发展的时期。帝国主义在加紧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极大地动摇着中国自然经济的根基，也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大，使中国金融市场也更加扩大。但是近代金...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合并之争述论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近代中国同时并立的两大著名银行。然而,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多次出现两行合并之争议,尤其是在1916年和1921年两行发生停兑风潮后,合并之争非常激烈。中交两行合并之争的出现,与两行当时的性质相近、分工不明有直接关系,更与当时两行与政府之间、政府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密不可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央银行制度的不健全。

略论中国银行的早期发展与北洋政府的关系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是处于压抑的状态,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矛盾与依赖的双重性,但在不同的时期又各有其特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局面逐步形成,并进而垄断了整个国民经济,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民族资本只能在其夹缝中艰难地生活,无论从其政治或经济力量来说,已不足以凭自身的力量相抗衡,只能在忍气吞声之下委曲求生。 然而,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却另有一番景象,虽然尚未能脱却统治集团的束缚以及对其依赖心理。但是,由于政局的不稳,统治力量的薄弱以及北洋官僚资本未能形成垄断局面,民族资产阶级尚处于一个发展时期,因此,这一阶段,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力求摆脱束缚的倾象性。综观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发展过程,正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段历程。 北洋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一、初创时期(1912—1916)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成立中国银行即开始在酝酿之中。1912年元月,原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即具呈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将大清银行改设成国家银行,本旨在使一方面不费手续成一完全巩固之中央银行,一方面对于商本不使略有损失,藉以维持信用与将来。”

曹汝霖与西原借款

曹汝霖是交通银行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理。前任总理梁士诒,由于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遭到通缉,逃亡海外。这时的交行,由于财政垫款过多,滥发纸币,发生停兑风潮,正处于内外交困,信用低落,业务极度萎缩的艰难境地。

黄金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居何种地位,从来就是各国经济学界和实务界激烈争论的问题。一次大战前,黄金是实行金币本位国的本位货币,同时又是世界货币。一次大战后恢复的金本位已不是从前的金本位,而是金块本位或金汇兑本位了。二次大战后的20多年时间(1945年—1971年)里,国际货币体系是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本位。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决定停兑黄金以后,国际上已经不存在本位货币了。经过十多年的演变,当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多种储蓄货币体系。早在二次大战前后,世界各国和民间学者对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就有两种对立的思潮和主张。战后数十年来。

张謇、钱永铭出任于危局

一、二次停兑后交行面临危机 交行第二次停兑风潮过后,曹汝霖辞去总理职务,董事会遂于1922年2月5日召开临时股东会,改选原交行董事蒋邦彦为总理,陈福颐为协理。 会上,董事会提出,交行新经巨创,函待补救,因拟定今后业务大纲四项:(1)营业方针。力谋避免政治借款,以其余力趋重于工商事业;(2)发行独立。准备七成现金,三成证券,不得与营业金混合。

民初的两个中央银行及中、交两行合并之争

一、民初的两个中央银行 在北洋政府时期,我国尚无正式的中央银行,当时代理国库和承担主要发行职能的是两大官商合办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它们都在实际上发挥着中央银行的某些主要职能。民国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正式申令:“中国、交通两银行具有国家银行性质,信用夙著,历年经理公库,流通钞币,成效昭彰”,从而确立了中。

试论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矛盾

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它的前身,是1908年成立的大清银行.而大清银行的前身是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从户部银行到中国银行,它们都发挥着中央银行的职能,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户部银行和大清银行都规定,银行资本中,官股占一半.户部银行的总办、副总办,大清银行的监督、副监督以及监理官均由国家选派.大清银行"有代国家发行纸币之权",还有"经理国库事务"和"代公家经理公债票及各种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