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停战为什么不能终战?

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开启冷战格局的东北亚惨烈战争,它致使朝鲜半岛同族相杀、华屋丘墟、生灵涂炭,而且导致北南政权长期分裂和敌对,造成1000多万人口离散居民和无尽的心理创伤,朝鲜半岛至今仍然是自世界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唯一的残存危险区域。同时,中国人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半岛的博弈和敌对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继续以朝鲜半岛为推手制造东北亚各国间矛盾和军备竞赛,至今使朝鲜战争的停战模式不能成为终战——冷战的阴霾依然笼罩。

毛泽东指挥朝鲜停战谈判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后,通过五次战役沉重打击了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美国通过苏联提出停战谈判。毛泽东同意谈判并指挥我方谈判代表与朝鲜方面谈判代表密切协同,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军事斗争配合政治斗争,在谈判桌上挫败了美方的阴谋,迫使他们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从而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停战中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监督朝鲜停战的重要机构之一。关于该机构的职能和地位,《朝鲜停战协定》有关条款做出了明确的法律界定。但该机构从酝酿成立及之后的职能实施却历经波折。该机构的成立主要源于中国的朝鲜停战监督构想,即让中立国监督朝鲜停战,这与美国所主张的让联合国监督朝鲜停战的根本理念相冲突。因而,在停战谈判过程中,美国就竭力限制该机构的职能地位。该机构成立之后,美国又竭力破坏其在停战监督中的职能实施,使其难以在韩国立足。最终,美国单方面迫使该机构撤往非军事区,使其无法正常行使停战监督职能,成为形同虚设的机构。

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动荡不安和近几年来的核危机久拖不决表明,1953年建立的停战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构筑新的安全保障机制已成为大势所趋。鉴于停战机制的局限性,新的安全机制的构建需要全新的思维。

“1953年停战机制”:困境与前景——冷战后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探析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时交战双方签署的《停战协定》[1]及其催生的半岛安全机制作为半岛冷战体系中的一块基石,半个世纪以来在维持南北分治,保持半岛的"冷和平"方面可谓功不可没。可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朝鲜停战协定谈判的幕后较量

1951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双方联络官进行首次会议。担任中国驻朝鲜使馆临时代办的柴成文刚刚领到新的任命叫月6日，毛泽东通过电报指派柴成文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工作，中校名义。

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

在朝鲜停战谈判前和谈判进行中,杜鲁门政府均未考虑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正是由于朝鲜的热战持续下去,美国国会才批准了来自行政部门的巨额军事预算。在雄厚的财力基础上,杜鲁门政府欲使美国对外政策军事化,从而实现夺取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此外,为避免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华盛顿决策者使用各种手段掩盖其战略企图,寻找能引起国内外舆论认可其拖延谈判的理由,为其僵化的谈判政策作辩护。特别是,美国利用战俘遣返问题故意拖延停战谈判,成为该谈判久拖不决的真正缘由。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并且期待战局好转而实现对日媾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而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

在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双方争论最为激烈、耗时最长的议题。美国出于冷战需要,拒不同意遣返所有被俘朝中人员;而朝中方面则依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日内瓦公约,要求遣返所有战俘。由于在此问题上僵持不下,致使谈判几次陷于停顿。最终,谈判双方各自做出一定让步,使得战俘遣返问题得以解决,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消除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

“停战机制”困境及其出路——冷战后朝鲜半岛安全机制探析

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核危机久拖不决表明 ,195 3年建立的停战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 ,构筑新的安全保障机制已成为大势所趋。鉴于停战机制的局限性 ,新的安全机制的构建需要全新的思维。

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政策探究

如何遣返战俘是美国决策层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深入研讨的问题。直到谈判举行半年后,杜鲁门政府才最终确定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尽管美国内部就此项政策存在一些异议,然而在其总统的主导下,美国在谈判中始终坚持该政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等多方面的复杂考量,尤其是利用战俘问题拖延谈判,以实现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为实施战俘遣返政策,美国在谈判中炮制各种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谈判方案,企图把谈判拖延的责任推给对方,从而争取舆论界的支持。这导致谈判长期中断。美国方面理所当然应该为世界军事史上耗时最长的停战谈判久而未决承担责任。

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论析

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后对于朝鲜停战谈判,一方面继续沿用杜鲁门政府的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国内诸因素的制约下急于停战。由于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原有的对美强硬政策,中国方面不得不在朝鲜谈判中做出某些让步。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亦表示出一定的谈判诚意,在有关战俘协议的细节问题上对中朝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虽然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美方一度发出核威胁的信息,企图逼迫中朝方面尽早同意缔结停战协议,但是这种核威胁根本未发挥任何作用,谈判依自身逻辑而结束。

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中的英美因素

"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政府的不抵抗和国际社会的冷漠,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势头。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发动"上海事变"。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英美两国的外交调停,最终迫使日本回到谈判桌上,并在5月初与中国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维持了上海的和平。该协定的达成,与英美两个大国的调处是分不开的。不过,英美两国调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绥靖日本倾向,也对本次调解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朝鲜停战政策(1953-1960)--以美国国家安全文件为基础的考察

从朝鲜停战前夕至任期结束,围绕停战后美国对朝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朝鲜停战政策经历了从"遵守停战"到"有限度破坏停战"的蜕变过程。与中朝方面的交涉中,美国逐渐接受并维护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平,调整半岛军事部署,积极扶植韩国。为确保这种分裂和平,美国制定了完备的威慑中朝及防止韩国重新开战的政策措施;同时为了突破停战协定对美国调整半岛军事部署的限制,又有限度地破坏停战协定,中止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运作并废除13d条款。

朝核危机视阈中的“停战体制”:流变与困境

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核危机久拖不决表明,1953年建立的停战机制已经难以适应局势发展的需要,而在东北亚地区构筑新的安全保障机制已成为大势所趋。六方会谈的各参与方在高度重视朝核危机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都应以客观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朝鲜的生存关切,尽量规避狭隘的传统地缘政治观念与零和游戏的机械思维,努力从根本上促使朝鲜半岛停战体制的转化与和平机制的理性塑立,这不仅有利于朝核及其连带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利于在本地区实现多赢的格局。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美国的心理宣传行动解析

冷战爆发之后,朝鲜战争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在亚洲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战争陷入僵局后,交战双方开始了停战谈判。在此期间,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策划制订了两份心理行动计划,旨在抓住停战谈判和遣返战俘的时机来营造有利于美国的舆论环境。文章依据近年来美国政府解密文献档案,对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美国的心理宣传行动进行探析,以期从心理战视角揭示美国实现其政策目标手段的多样性和阴暗性,同时丰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内容。

杰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与朝鲜停战谈判

半个世纪前,当朝鲜战争处于相持局面,毛泽东冷静分析国际形势和战场态势,在与朝、苏领导人协商后,果断做出和谈决策。在长达两年多打谈交错的过程中,毛泽东以高超的军事艺术和谈判策略主持和指导了停战谈判工作,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种种图谋,实现了朝鲜停战。

1953年中国抗美援朝停战决策再考察

1953年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是促使中方作出停战决策的主要因素。当时中苏紧密的经济关系也是影响中方接受苏联停战建议的重要原因。苏联方面的停战决定虽然对中方决策有影响,但它不是影响中方决策的主要因素。总的来看,内政是影响中方决策的主要因素。

1951年中国抗美援朝走向停战谈判的国内财经因素考察

中国出兵朝鲜,是在国家工作重心准备向经济建设转移的背景下进行的,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影响中国决策的重要因素。战争各阶段的行动部署,也是围绕着是否有利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1951年夏,新中国不失时机地执行边打边谈、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方针。

“一二八”事变停战原因浅析

"一二八"事变是日本侵华的重要事件之一,之所以能够停战,主要是因为日本方面发动事变的目的已经达到,另外战争中日军受到沉重打击,美、英等国对日本态度强硬,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都对停战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