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健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新医改以来,财政医疗卫生总支出对中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显著。(2)分项支出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减贫的作用最为显著,而"补需方"的医疗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比"补供方"的医疗机构支出更为显著。其中医疗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医疗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3)年龄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60岁以下居民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60岁以上的居民;而医疗保障支出对60岁以下的居民减贫效应小于60岁以上的居民。(4)收入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3项支出对收入超过贫困线群体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在反贫困策略上,文章建议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支出机制;优化支出结构,适度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比重;对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扶贫政策。

高龄化、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养老保障绩效研究——基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度量与分解

快速高龄化是新时代中国老龄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5—2014年的数据,通过长期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度量与分解,考察了高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病残趋势、健康不平等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与服务在改善老龄健康上的政策效果。结果发现:高龄老人长期"带残生存"的问题不容忽视,自理能力与认知功能受损对总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突出;女性、农村及低收入等弱势群体更容易陷入长期多维健康贫困;医疗服务可及性与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的发生风险。鉴于此,政府应在提升医疗及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社区长期照料服务和老年认知功能的早期筛查与干预。

多维健康贫困理论逻辑与指标体系

健康贫困作为多维贫困的重要构成,其有效识别对于国家精准减贫和健康扶贫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归纳和评析现有文献对健康贫困概念的界定与逻辑推演,参考国内外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标体系,立足于中国的贫困现状,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和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构建贫困函数模型,绘制适用于中国居民的多维健康贫困轮。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贫困问题已经发生变种,“贫困—疾病”的闭环困境是健康贫困掣肘中国贫困治理的核心要素。因此,精准标定健康贫困人群,实证测度多维健康贫困,是推进扶贫与减贫工作部署的要诀之一。

多维健康贫困概念及理论框架研究

疾病与贫困结局、负担之间的负向叠加与循环已成为触发中国现有贫困发生的核心驱动因素,并构成健康贫困的本质特征因素。与经济、文化贫困相比,健康贫困已成为脱贫攻坚的关键掣肘,是中国后减贫时代成果维系的重要风险和挑战。本文瞄准健康贫困概念、理论、形成机制的研究空白,创新性将健康贫困嵌入在疾病、经济、文化与教育、制度与环境的多维耦合视域下,基于文献计量与专家定性访谈锁定健康贫困的特征要素,界定并阐释多维健康贫困的概念内涵;探索性构建了基于健康能力-权利-风险三维视角的健康贫困三角理论模型,深度解构健康能力、健康权利与健康风险在健康贫困产生、扩散与固化、消除全链条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与解释框架。

基于城乡视角中国家庭多维健康贫困测度

目的基于城乡视角对中国家庭多维健康贫困进行测度与解构,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健康贫困差距以及消除健康贫困提供循证依据。方法收集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12494户中国家庭(城镇家庭6409户、农村家庭6085户)的经济活动、教育获得、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身心健康等数据,采用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及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创新性地以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三大维度测度解构多维贫困的贡献归属。结果2018年中国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216和0.472,城乡分解测度显示城市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184和0.410,农村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249和0.537;维度分解表明健康风险、健康能力和健康权利的贡献度分别为0.478、0.268和0.254,全国、城市和农村在健康权利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254、0.267和0.244,在健康能力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268、0.228和0.299,在健康风险维度上的贡献度分别为0.478、0.505和0.457。结论201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均高于城市家庭,健康风险已成为多维健康贫困的重要贡献维度,而健康能力则是城乡差异最大的维度,对农村健康能力的提高应加以重视。

中国社会区域空间多维健康贫困“能力-权利-风险”耦合驱动特征与变迁分异研究

目的了解中国社会区域多维健康贫困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叠加耦合驱动特征,为下一阶段精准扶贫和健康贫困空间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2、2014、2016、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和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网络中的相关数据,以课题组构建的“能力-权利-风险”多维健康贫困理论模型为框架,最终纳入了健康能力、健康权利、健康风险3个维度的13个指标作为多维健康贫困的驱动因子,采用地理探测器实现单一及耦合驱动作用特征的捕捉,分析驱动因子的空间差异。结果与2011、2013和2015年比较,2018年健康能力维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居民年住院率的排位均有所上升,而健康权利维度的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公众健康教育活动次数的排位均有所下降,权利赋能对于抵御健康贫困发生的效应增强。驱动因子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8年东部地区的风险驱动因子主要为城镇失业率,中部地区的风险驱动因子主要为调查前3年PM2.5浓度,而西部地区的多维健康贫困则是健康能力、健康权利和健康风险3个维度联合驱动的结果。从交互作用探测结果显示,健康能力维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与健康权利维度的政府卫生支出占比、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的交互作用类型始终为双因子增强,健康能力与健康权利的联合作用会改善多维健康贫困的发生;调查前3年PM2.5浓度这一健康风险指标与居民年住院率、老年抚养比2011年、2013年、2018年的交互作用类型亦为双因子增强。结论多维健康贫困在中国社会区域空间存在时空分异格局,是多维因素耦合驱动的结果,而多维因素耦合对多维健康贫困发生的复杂机制则要求多领域、多部门、多机制、多阶段的综合健康治理。

中国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时空跃迁全景测度研究

目的了解中国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时空分布格局,为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的精准消除提供循证依据。方法收集2011、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37296户中国家庭≥45岁中老年人群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结构和经济支持、健康状况、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收入和消费等相关数据,采用课题组构建的健康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及多维健康贫困测度指数创新性地以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三大维度测算2011—2018年中国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并进行地区分解测度,分析中老年人群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时空分布格局。结果中国中老年人群2011、2013、2015、2018年的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分别为0.320和69.7%、0.326和69.0%、0.349和71.9%、0.291和63.0%,2011—2018年中老年人群健康权利、健康能力和健康风险的贡献度均值分别为0.143、0.450和0.416;基于多维健康贫困指数地区分解测度结果显示,2011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贵州(0.365)、甘肃(0.364)、新疆(0.395)、四川(0.377)、安徽(0.402)和吉林(0.413)6个省(自治区),2013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云南(0.359)、青海(0.361)、内蒙古(0.381)、四川(0.378)、安徽(0.389)和贵州(0.402)6个省(自治区),2015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云南(0.395)、新疆(0.388)、青海(0.448)、四川(0.406)、内蒙古(0.390)、安徽(0.388)、重庆(0.391)、贵州(0.373)、天津(0.370)、黑龙江(0.366)、广西(0.362)、山东(0.362)、江西(0.359)、吉林(0.355)、福建(0.351)和辽宁(0.350)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8年健康贫困最严重的地区为四川(0.352)、贵州(0.352)和云南(0.351)3个省份。结论中国中老年人群2011—2018年的健康贫困指数和发生率总体上均有所下降,西南地区始终是多维健康贫困最为严重的地区,已陷入整体性的多维健康贫困。

医疗服务贸易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居民健康多维贫困指标,实证检验医疗服务贸易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医疗服务贸易能显著地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且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人群的健康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医疗服务贸易通过增加个体对医疗服务利用的质量和强度,促进居民更加有效地利用医疗服务,进而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因此,为充分发挥医疗服务贸易的健康效应,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所有居民公平享有健康的权益,推动“健康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