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储蓄之谜”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演化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梳理了一二次人口红利与高储蓄之间的理论逻辑,通过引入双向代际因子的四期戴蒙德模型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并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预期寿命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储蓄率,而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门槛模型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负效应不断减弱,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正效应不断增加。本文将人口红利与高储蓄背后的逻辑进行梳理并进行解释,为我国的人口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双重不确定性下的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对“中国储蓄之谜”的另一种解读

基于2012年广东省调查数据,从收入不确定性和支出不确定性两个方面研究预防性储蓄对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的影响,发现:(1)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高储蓄率是通过"节衣缩食"、维持基本生存消费来实现;(2)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收入不确定性相关,技能程度、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年限对流动劳动力储蓄率有显著影响;(3)流动劳动力储蓄行为与支出不确定性相关,在流入地购买社保、户口性质等对流动劳动力储蓄率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拓展了"中国储蓄之谜"的研究领域,为加快实现流动人口城镇化、推动流动劳动力市民化融入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生命周期理论与中国储蓄之谜

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LCH)为基础,利用我国1953-2007年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分解总储蓄增量中四种储蓄类型的贡献度。结果发现中国家庭储蓄增量中主要包括因增长而导致的储蓄、跨期储蓄和习惯性储蓄三个部分,而预防性储蓄所占份额较小。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要提高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应该以完善养老保障、收入再分配以及教育体制降低跨期储蓄,引导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结构升级降低习惯性储蓄为主要途径。

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基于“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的实证研究

协变量平衡聚焦于消除处理变量和协变量的相关性,有助于在因果推断中减少极端权重的产生,提高估计量的稳定性和精度。目前二元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相关研究较多,但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现有研究直接基于平衡权重的角度实现协变量平衡,相应最优化为带等式和不等式约束的非线性规划,最优化求解相对复杂,导致方法对于大样本量数据尤其是微观数据的使用存在局限性。为避免上述不足,本文基于广义倾向得分的角度提出一种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方法。该方法使得协变量逼近基的加权样本均值等于协变量逼近基的样本均值,平均剂量响应函数的估计量满足渐近无偏性和相合性。特别地,本文方法的最优化函数为严格凸函数且不带任何约束,从而最优化函数存在唯一解且求解相对简单,因此方法适用于大样本量数据尤其是微观数据的问题研究。此外,本文还提出一种特别的J折交叉验证方法,选择逼近基的阶数以实现数据驱动。数值模拟表明,本文提出方法的估计精度较高。将方法应用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得出我国存在“年龄–储蓄率之谜”现象,即户主年龄与家庭储蓄率存在正U型关系,拐点约为42岁。

国民储蓄率的决定机制与中国储蓄之谜分析

本文从储蓄的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国民储蓄率的决定机制,推导出国民储蓄率的生产性因素分解公式,并从生产方面解释了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研究表明,国民储蓄率由消费者决定的储蓄供给与生产者决定的储蓄需求两者间的均衡关系决定,研究中国储蓄之谜需要考虑生产者行为的因素;人均资本水平、劳动力数量及资本折旧的变动是影响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国民储蓄率的决定具有内生性,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人口结构是导致中国长期存在高储蓄率现象的一个关键的客观性因素。

中国家庭储蓄率决定机制的数理分析与实证检验——对中国高储蓄率之谜的一种解释

通过数理模型证明,工作期时长与退休期时长的比率同家庭储蓄率呈减函数关系,当存在法定退休年龄时,预期寿命延长等效于减小工作期时长与退休期时长的比率,从而产生提高家庭储蓄率的效应。运用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预期寿命延长和收入增长对中国家庭储蓄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家庭储蓄行为存在很强的储蓄惯性和"增长倾斜"效应。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国高储蓄率现象。

储蓄动机与老年人储蓄之谜——兼论政府支出的调节效应

本文使用2010—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我国存在与生命周期假说不相符合的"年龄—储蓄率之谜"现象,即户主年龄和家庭储蓄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其中,老年人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家庭储蓄率,存在"老年人储蓄之谜"现象。本文从储蓄动机角度,对"老年人储蓄之谜"现象进行解释,发现老年人在赠予动机、健康和长寿动机、应对不确定性的未雨绸缪动机的驱动下会产生提高家庭储蓄率的行为。进一步地,本文分析了政府支出这一社会外部因素是否会对户主年龄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发挥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负向的调节效应,会抑制老年人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储蓄的行为,且税收负担是该调节效应的一个重要中介传导路径。

“中国储蓄率之谜”的再探讨

本文针对"中国储蓄率之谜"问题进行研究,探究中国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文中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并利用面板VAR模型得出了影响中国家户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文中构建了一个生命周期模型,并利用面板VAR模型得出了影响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因素。研究认为,储蓄率具有一个滞后效应,即本期储蓄率很大程度上受上一期储蓄率影响。家庭中子女数与储蓄率具有正相关关系,而教育成本的增加则会对储蓄率产生一个负向影响。此外,工资增长率的增加会使储蓄率上升,而人均资本率的增加会使储蓄率下降。

高储蓄与经济高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中国高储蓄率之谜”的“中国答案”

高储蓄助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高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带来更高储蓄的良性循环,这就是“中国高储蓄率之谜”的“中国答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虽然难以撇开高储蓄或者高储蓄率问题,但“不能由发达国家学界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作参照引领”,而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作为参考系;旨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国民产出和国民消费增长率,要保证储蓄的充分利用和防止储蓄内卷化。

家庭代际关系是否影响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高储蓄率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被称为"中国储蓄率之谜"。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家庭储蓄率的相关因素,研究将视角聚焦到家庭个体层面,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父母视角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对家庭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与孩子的关系越好,越有可能增加孩子的经常性支出,从而影响储蓄率。从成年子女的角度来看,家庭关系与家庭储蓄率的关系并不显著,即无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何,都不会影响当前的家庭支出。

家庭结构与储蓄率U型之谜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U型关系,这与生命周期理论预测的倒U型不符,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本文为其提供了一个解释:在生活成本高昂、养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低储蓄率的年轻人(老年人)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中年父母(子女)居住在一起,这不仅拉低了中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还提高了其余独立居住的青年户主家庭和老年户主家庭的平均储蓄率,进而使得家庭储蓄率与户主年龄呈现出U型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家庭为研究对象时户主年龄—家庭储蓄率呈现稳健的U型关系;以个人为研究对象时个人年龄—个人储蓄率则呈现倒U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居住成本越高,青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养老体系越不完善,老年户主家庭的储蓄率越高。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的内生选择是"年龄—储蓄率之谜"产生的重要原因。

储蓄投资相关性与中国地区资本市场融合——对中国费尔德斯坦-霍里奥克之谜的再考察

本文运用最新发展的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检验方法,以中国1978-2007年29个省份(西藏和重庆除外)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中国各省内部的储蓄投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各省份的储蓄投资相关性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中国省际间的资本流动性较差,可能存在由较为严重的国内资本市场分割所导致的资本配置的无效率。本文的估计结果对各种面板数据估计方法的选择都是稳健的,各省份储蓄留存系数偏高的典型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仍然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