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储蓄-投资关系的中国区域间资本流动分析

本文采用新近提出的ARDL-ECM模型,通过检验各地区储蓄-投资的长期共积关系并计算其储蓄保留系数,从储蓄-投资相关关系这一新角度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实证结果与从不同流动渠道分析区域间资本流动的结论一致,即总体上东部是资本净流入地区,西部是资本净流出地区,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证实了资本向东部地区流动的区域间资本流动的基本趋势。

基于储蓄—投资关系的中国省域资本流动分析

本文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角度出发,以我国各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1979—2008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和三大区域资本流动程度的β系数。研究发现:从空间分布看,东南沿海省份的β系数小,而中部的省份以及西部部分省份的β系数较大;从整体上看,东部地区资本流动强度最强、中部地区资本流动强度次之、西部地区资本流动强度最弱;从时序来看,三大区域1979—1990年间资本流动强度大于1991—2008年间的资本流动强度,并且各区域资本流动强度表现出先强后弱、阶段性减缓的特征。

全球经济应该如何调整

失衡与调整是新世纪全球经济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本文认为,失衡的错综复杂性,决定了全球经济调整将是一条缓慢、长期和艰辛之路;全球经济调整的关键是对储蓄投资失衡关系的调整;为避免全球经济硬着陆的发生,美国及其他主要国家应主动承担起调整的责任;中国应调整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

金融全球化下的宏观金融政策

指出了金融全球化最直接的作用对象就是国际资本的流动,可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抛补利差、储蓄投资相关系数、本国偏向这四个指标直接而有效地衡量一国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并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的五个重要变化进一步说明在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稳定。因此,一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从四个方面考虑金融全球化对宏观政策的影响。

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调整路径选择

失衡与调整是新世纪全球经济的两大主题词。全球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失衡。美国的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中国的经济失衡源于其"赶超式"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表现为投资和出口增长日益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双顺差"为特征的经济失衡。全球经济调整的关键是对储蓄投资失衡关系的调整;为避免全球经济硬着陆的发生,美国及其他主要国家应主动承担起调整的责任。中国宏观经济调整方略为:单一政策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经济失衡问题,通过财政扩张和人民币升值的政策组合,中国经济不仅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能够步入一个更加均衡的增长路径。中国应调整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

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新世纪的挑战

失衡与调整是新世纪全球经济的两大主题词。迄今,国内外对全球经济失衡形成机制、由谁调整、如何调整等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远未达成共识。本文研究表明:全球经济失衡包括三个层次,国际收支失衡是最普遍使用的层次;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只有全面考察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形成机制,我们才能避免犯"盲人摸象"的错误;失衡的错综复杂性,决定了全球经济调整将是一条缓慢、长期和艰辛之路;全球经济调整的关键是对储蓄投资失衡关系的调整;为避免全球经济硬着陆的发生,美国及其他主要国家应主动承担起调整的责任;中国应调整出口导向战略,把经济增长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

资本流动性:基于中国及其他亚洲新兴国家的比较分析

衡量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性的方法有总量规模法、储蓄—投资相关法、Edwards模型以及货币自主性检验法等四种方法。本文主要运用前三种方法测度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的流动性,并用前两种方法比较了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资本流动性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所有亚洲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处于一种开放状态,并且在所有亚洲新兴国家中,中国的资本流动性是最低的。通过运用Kalman滤波技术对中国的资本流动性进行动态分析,并没有发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更加严格的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性产生影响的证据。实证研究发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资本流动性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开放来说,采取渐进式改革而不是激进式改革可能更为明智、更加合理。

中国经济转型视角下的Feldstein-Horioka事实再检验

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研究的前沿,利用时变参数方法对Feldstein-Horioka事实进行再检验;进一步,引入金融发展变量作为刻画经济转型下金融发展状况的替代变量进行扩展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受国内外重大经济事件的影响,储蓄—投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变波动特征;其次,金融发展变量的引入并未对储蓄—投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表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仍不完善,未能充分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最后,中国的储蓄—投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统计关系,并不能表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高效率。这与多数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Feldstein-Horioka之谜的中国经验分析

本文在对Feldstein-Horioka之谜及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分析中国的储蓄-投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在长周期样本中,中国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并且国内投资对国内储蓄的敏感系数较高;在分阶段的短周期样本中,资本流动性的变化对储蓄-投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资本流动性不能解释中国储蓄-投资关系的特殊表现,主要原因之一是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不可分性,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模式的特殊性。

Feldstein-Horioka之谜在中国省际间的再检验——截面相关下的变结构面板协整分析

投资—储蓄关系反映了资本流动能力,是影响经济增长、解释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传统的面板协整检验未能同时考虑到截面个体间的相关性和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检验结果失真。针对传统方法中存在的弊端,本文基于F-H方法,使用截面相关下的变结构面板协整检验来考察中国省际资本流动能力,结果发现,中国省域间的资本流动能力较强,F-H之谜在中国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