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储蓄效应研究:1997—2008——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1997～2008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房地产价格和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区域和省际间实证结果的差异,主要缘于房价对储蓄特殊的影响机理:被动储蓄效应和结构储蓄效应。此外,房价对储蓄的影响还存在间接储蓄效应,这个效应说明房价在短期对储蓄具有正面影响,在长期对经济发展结构具有负面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范围、中部和西部地区,房价与储蓄存在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存在明显的储蓄效应,但东部一些省份的估计结果却显示房价对储蓄的影响不显著。

养老保险制度的储蓄效应: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居民储蓄除了个人生命周期储蓄,还可能存在预防性储蓄和遗产动机储蓄,养老保险制度的储蓄效应与一国居民的储蓄动机密切相关。通过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储蓄效应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对城镇居民个人储蓄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养老保障水平对个人储蓄率的影响则十分微弱并不显著,同时,少儿抚养比、医疗住房支出占比、失业率对城镇居民个人储蓄的影响则十分显著。这一方面反映了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的扩大已逐渐显现成效,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居民仍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其深层原因正在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及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都供给不足,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使中国城镇居民要依赖个人储蓄进行自我保障。因此,要逐步完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

房价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预防性储蓄效应视角

通过引入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分析了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预防性储蓄效应这一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房价上涨通过预防性储蓄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换言之,房价上涨通过不确定性因素和流动性约束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最终会使居民消费下降,短期内预防性储蓄效应的影响系数要小于其长期影响系数。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口红利的储蓄效应——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来解释我国"人口红利"与"高储蓄率"两大热点现象,并探寻其内在联系及作用机理。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在城乡之间具有不同的表征特点,而人口红利的出现同样为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提供了新的内涵解释。本文首先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来分析储蓄率与抚养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人口红利存在着乡城转移。其次,通过分城乡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发现,在不同的收入增长率门槛内,城乡之间呈现异质性的储蓄效应。经济欠发达城镇地区的居民为了少儿以及老人的抚养会消耗更多的居民储蓄,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居民则更倾向于预防性养育以及养老储蓄。抚养比的增加会降低农村居民储蓄率。研究表明:我国高储蓄率来源于城镇人口的预防性储蓄,且农村的抚养负担加重将减少居民的储蓄率,城乡异质性储蓄行为源自于收入差距。

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的路径选择——基于筹资模式的储蓄效应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许多实行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为了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各国开始寻求新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在世界银行主推的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浪潮下,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也开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并于1997年开始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的"部分基金制",即现收现付制与完全基金制相结合的筹资模式。本文阐述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运行机理并探讨了其与储蓄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部分基金制进行解析。本文认为部分基金制的"个人账户"的储蓄功能目前无法得到实际发挥,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和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使得部分基金制向完全基金制的转变应循序渐进,现收现付方式还应是我国目前实行的部分基金制中的侧重部分。

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动员储蓄是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削弱了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这种政策在长期内降低了私人储蓄率,不利于经济发展。金融自由化能通过利率、收入、资产选择效应等多种机制提高私人储蓄率。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推行金融自由化运动。选取1992-2006年为样本区间,通过对中国银行自由化的储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银行自由化对提高私人储蓄率作用是显著的,且具有统计上的规律性。

经济学分析:降息的消费效应与储蓄效应

认为消费支出受多种因素的作用与反作用，利率降低能否刺激消费增加既取决于降息对消费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力量对比，又取决于其他因素对降息消费效应的抵消程度。当前经济生活中，一些不利因素的互动作用，使社会消费不仅没能被拉动，反而变得更加谨慎。

企业年金税收储蓄效应分析对我国的启示

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年金的发展。我国现有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不足,阻碍了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企业年金的税收储蓄效应,探讨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年金计划供求的影响,并提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消费不平衡的影响:兼析储蓄效应机制的作用

本文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和城乡消费不平衡的客观事实,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重点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探寻在此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储蓄效应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总体上会引起城乡消费的不平衡,且在此影响过程中,老龄化引发的储蓄效应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即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消费不平衡的储蓄效应机制是显著的。同时,这种储蓄效应机制也更多的表现在农村。

论影响我国储蓄发展的因素、储蓄效应及应采取的对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储蓄事业迅猛发展：储蓄机构遍布城乡，储蓄队伍不断壮大，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上涨，截止一九九〇年七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6415亿元。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 ,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 ,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 ,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 2 0世纪 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 ,并一直持续到 2 0 1 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 ,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 。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储蓄效应

1997年,中国确立了部分积累的养老保险制度。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城镇居民调查数据,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储蓄效应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居民储蓄,其替代率在70%～80%之间,而个人账户养老金对居民家庭储蓄并不存在替代效应,反而会增加居民家庭储蓄。因此,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更有利于增加国民储蓄。

养老保险制度储蓄效应的经验研究综述

新古典养老金经济学认为,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会对一国储蓄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现收现付制会挤出居民储蓄,从而减少一国储蓄,而完全积累制则会通过养老基金的强制性储蓄,增加一国的长期储蓄。但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的储蓄效应仍依赖于经验分析。本文综述了针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储蓄效应进行的经验研究,包括现收现付制对个人储蓄影响的经验研究和基金积累制储蓄效应的经验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冲击效应

提取大量宏观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成分,合成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EU)指标,运用TVP-VAR-SV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有反周期性特征,其高不确定性时期主要体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期(1998Q4—1991Q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Q1—2009Q1)以及2015—2016年经济下行(2015Q3—2017Q1)三个时期。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时变冲击效应,且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利率、CPI和GDP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引起利率、CPI和GDP的下降,这与“不确定性是经济衰退的重要驱动因素”的观点相一致。

“长三角”城市群金融市场化测度及效应分析

本文以1978年—2004年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背景为分析依据,利用因子分析所给出的长三角城市群金融市场化指数,通过相关定量分析证明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市场化具有金融深化效应、储蓄效应和投资效应并有效提高了金融发展质量以及促进了经济增长。

实际存款利率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在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将实际利率变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解 ,并由此利用样本数据对我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变化效应进行了测算 。

利率与储蓄关系:金融深化论者的角度

本文对金融深化论者关于利率与储蓄关系进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上的研究作一文献综述,以期为研究中国利率市场化以及中国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的学者提供某些证据和思路。

预期寿命、人口红利与居民储蓄

通过分析两次人口红利与高储蓄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引入代际因子的OLG模型进行定性判断,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预期寿命、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预期寿命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储蓄率;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居民储蓄率,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可以促进居民储蓄率的提高;在不同的门槛内,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系数大小均发生了变化。由此得出"老龄化"与"少子化"对储蓄率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存在异质性的结论。

促进抑或抑制: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影响机制与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会影响自身的资源配置,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合理利用其闲置资金,则可以通过改善财务流动性增加创新投入,进而提高创新产出;若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主要是为短期套利,则可能挤占创新资源,进而不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由于不同的企业在资金状况及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的创新产出效应会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广延边际角度(是否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和集约边际角度(非关联委托贷款发放规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贷款规模越大抑制效应越强;相对来讲,融资约束较低、股权集中度较高、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对其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更大;样本企业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或者增加非关联委托贷款规模,都不会促进其流动性供给的增加(即不存在资金储蓄效应),反而都会减少其研发强度(即存在资源侵占效应),进而抑制创新产出增长。上述结论警示新时代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纠正不合理的资金配置行为: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应进行科学引导和适度监管,约束企业主要为短期套利发放非关联委托贷款进而挤占创新投入的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并改善资本结构、优化治理结构,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