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

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属于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三支柱,它对于满足农民多样化养老需求、缓解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筛选与整理2020年CFPS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子代特质、代际关系与农村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情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性家庭成员占比高的和子女受教育程度高的子代家庭,其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参与率会更高,但代际关系对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发现户主年龄越大、学历越高、对贫富差距看法越消极和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越倾向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能够促进农村家庭参与个人储蓄型养老金计划。建议农村地区加强金融素养教育,提高养老风险意识,普及养老保险知识,刺激农民对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的需求。本研究拓展了对于农村地区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以及代际因素对个人储蓄型养老金需求的影响的研究。

住房财富与城镇居民家庭储蓄——基于住房政策改革的实证分析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房价快速增长,住房财富成为家庭财富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如何降低家庭储蓄,进而增进家庭消费,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2006年起,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住房政策,面积小于或等于90平方米住房的首付比例及税负大幅下降,造成住房价值增长率在90平方米左右出现间断。本文利用住房政策冲击造成的不连续性设计断点回归,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住房财富对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意外的住房财富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家庭总储蓄,这一影响在中年群体、背负债务的群体以及工作不稳定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在进行住房政策改革的时候要密切关注政策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预期效应的视角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的4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起到降低中老年家庭储蓄率、刺激中老年家庭消费的作用,此结论在一系列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下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降低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主要渠道是预期效应,而不是收入效应或支出效应。这意味着大多数中老年家庭在没有实际使用长期护理保险的情况下,就已经产生了足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预期效应,说明推广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低成本的促消费政策。要更大程度上发挥长期护理保险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面,鼓励居民实际使用长期护理保险,以全方位发挥收入效应、支出效应和预期效应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刺激作用。

青年消费与储蓄的行为特点分析

消费还是储蓄,表面上属于相互制衡抑或对立的负相关选择,但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背景下,从长远而深层的意义上两者其实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前,网络新生代不仅具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也具备很强的储蓄意愿。网络新生代具备学习型消费者的特征,这一特征由其成长过程的社会化学习与互联网技术化学习的同步所决定。正是在两种同步进行的学习中,网络新生代既能够像前辈一样在集体与个体、节俭与消费之间取得平衡;也能够在其娴熟的互联网技术运用中创造性地实践,积极干预自己的消费和储蓄,凸显了代际差异。

“功在国家,利在自己”:新中国初期的保本保值储蓄

1950年3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之后,物价趋稳,人民币币值进一步稳定。为消除民众对物价能否长期稳定的顾虑,国家银行在折实储蓄的基础上开办了保本保值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的适宜举办,对民众来说,改善了生活,增强了储蓄兴趣,初步建立了储蓄习惯;对于国家来说,聚集了社会闲散资金,支援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同时,保本保值储蓄的实施,为货币储蓄奠定了基础,也扩大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体现了新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的人民储蓄与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北京陆续举办了折实储蓄、保本保值储蓄等,并以此为基础走上了人民币储蓄的新阶段,开创了新中国的人民储蓄。人民储蓄的创建,平抑了物价,稳固了币值,引导民众养成了储蓄的好习惯,使民众不担心物价上涨,保障了民众生活的安定,更使民众初步体会到了新中国生活的幸福感。

成渝地区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水平、差异与成因

从消费者期望效用最大化模型出发,推导出用于估计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和测算预防性储蓄水平的公式,然后利用2011—2021年成渝两地农村地区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农村居民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预防性财富量相当于3.5个月的消费支出;从地区差异来看,重庆市农村居民持有的预防性财富量相当于3个月的消费支出,而成都市农村居民持有的预防性财富量相当于8个多月的消费支出。成都市农村居民持有的预防性储蓄水平之所以更高,主要是因为收入不确定性较大和人口结构相对年轻。重庆市农村居民持有的预防性储蓄水平虽然较低,但是其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大约是成都市农村居民的1.6倍。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移动学习APP系统改版需求设计与研究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高度重视员工教育培训工作。随着移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移动学习应运而生,具有培训覆盖面广泛、学习速度快、随时随地学习等优势。在充分调研“邮银e学”APP使用者和管理者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系统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旨在重塑业务架构、优化系统功能。

乡村振兴战略下居民购买储蓄国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邯郸市26家金融机构316名乡村投资理财客户的调查问卷,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研究乡村居民购买储蓄国债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居民学历、风险偏好等个人特征影响购买储蓄国债行为;居民居住地、对未来经济形势预期等社会特征影响购买储蓄国债行为;储蓄国债收益率、储蓄国债政策普及度等政策制度影响购买储蓄国债行为。

中国老龄化、少子化与居民储蓄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而储蓄是投资和消费的重要来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型与居民高储蓄率的形成密切相关,在这一新形势下研究老龄化、少子化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文章基于1990-2022年的全国统计数据,从社会抚养负担和性别失衡两方面研究了老龄化、少子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和老年性别比均与居民储蓄率正相关,少儿抚养比和少儿性别比均与居民储蓄率负相关。最后,文章分别从老龄化、少子化和性别失衡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储蓄国债在农户家庭资产配置中的应用

除了传统的储蓄存款外,对于低风险偏好的农户群体而言,储蓄国债是一个相对优质的金融产品。中央有关精神强调要持续推进储蓄国债下乡,并要求"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结合实际制定符合当地特色的储蓄国债下乡工作措施,推动提高农村地区国债发行额度分配比重。

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基于“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的实证研究

协变量平衡聚焦于消除处理变量和协变量的相关性,有助于在因果推断中减少极端权重的产生,提高估计量的稳定性和精度。目前二元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相关研究较多,但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现有研究直接基于平衡权重的角度实现协变量平衡,相应最优化为带等式和不等式约束的非线性规划,最优化求解相对复杂,导致方法对于大样本量数据尤其是微观数据的使用存在局限性。为避免上述不足,本文基于广义倾向得分的角度提出一种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方法。该方法使得协变量逼近基的加权样本均值等于协变量逼近基的样本均值,平均剂量响应函数的估计量满足渐近无偏性和相合性。特别地,本文方法的最优化函数为严格凸函数且不带任何约束,从而最优化函数存在唯一解且求解相对简单,因此方法适用于大样本量数据尤其是微观数据的问题研究。此外,本文还提出一种特别的J折交叉验证方法,选择逼近基的阶数以实现数据驱动。数值模拟表明,本文提出方法的估计精度较高。将方法应用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得出我国存在“年龄–储蓄率之谜”现象,即户主年龄与家庭储蓄率存在正U型关系,拐点约为42岁。

从“竞争性储蓄”到“竞争性投资”:再论性别失衡对中国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

“竞争性储蓄”理论认为,中国性别失衡现象可能促使家庭增加储蓄,以提升子女在婚恋市场的竞争力。在金融体系持续发展、风险金融资产供给增加的新时代背景下,家庭金融决策可能因性别失衡而从传统储蓄转向风险投资。利用2015、2017、2019年三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性别失衡加剧的省份中,有儿子的家庭更倾向于参与金融市场并持有风险资产,但未发现“竞争性买房”的证据;金融知识水平低、已成年儿子未婚的家庭风险金融决策对性别失衡更敏感。因此,因性别失衡而涉足风险金融市场的家庭可能被高收益率所吸引而忽视潜在风险,政府部门需加强对居民普及金融知识、强调理性参与投资,方能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与居民储蓄行为——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在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叠加社会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了普惠金融对居民储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在普惠金融与居民储蓄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储蓄总额的增加和储蓄率的提升,特别是与2017年相比,普惠金融发展在2019年带来的储蓄效应进一步扩大。具体作用路径有两条:一是“普惠金融发展—金融排斥缓解—储蓄增加”;二是“普惠金融发展—居民金融素养提高—储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居民储蓄行为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普惠金融与数字经济的结合可以产生更大的储蓄扩张效应;同时,考虑政策时滞后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在短期内更有可能促进居民的活期储蓄行为,而在长期则更有可能促进居民的定期储蓄行为。最后,由普惠金融发展引起的储蓄增加有效转化成了社会生产投资,有助于从生产端驱动经济增长;但由新增的储蓄转化成社会生产投资的幅度较低,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与财富积累研究——基于2010-2016年CFPS数据

利用CFPS2010-2016年数据分析收入不确定性对中国城乡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结果证实了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为了进一步探究预防性储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贡献度,本文从数理模型推导上得出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财富积累的贡献度,并对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性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预防性储蓄占家庭金融性财产的18%-28%。并从财产水平和生命周期两个视角探究预防性储蓄对家庭财富积累的作用机制。

基于VAR模型的云南城乡居民储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VAR模型对云南省1999年至2022年的城乡居民储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云南生产总值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储蓄有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对储蓄的影响逐渐上升,而消费物价水平则呈现双重效应。本研究为云南省城乡居民储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储蓄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金融社会核算矩阵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金融社会核算矩阵以及乘数模型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关键部门和行业。乘数结果表明,与政府向非金融企业转移支出相比较而言,政府向住户部门转移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效应更大。SAM和FSAM中收入乘数较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这些行业与经济中的其他部门联系最为紧密。而金融、房地产的收入乘数相对较低,这些行业从其他行业获得的投入很少,与经济其他行业关联较少。2020年中国FSAM的收入乘数平均值比实体SAM的收入乘数高出3.07%,正是这最后一个循环导致储蓄转化为投资,导致FSAM收入乘数大于实体SAM收入乘数。储蓄的影响分析表明,企业部门增加储蓄对经济的影响较大,企业储蓄对金融账户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存款和债券方面。投资的影响分析表明,政府部门增加单位量投资时,资金需求是1比1,而非金融企业进行投资时,资金需求更高,为1.31倍,因此,需要加大非金融企业投资,以促进我国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提升还是抑制: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储蓄选择的影响——来自重点国有林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20-2022年重点国有林区共6352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探究不同家庭成员特征和经济特征条件控制下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储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家庭成员特征时,家庭储蓄随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增加;仅考虑家庭经济特征时,作用关系正好相反;若进行双重控制,则总体表现为林区的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储蓄具有显著负效应,即经济特征影响程度远超成员特征,存在“逐利”的内在逻辑。因此,建议森工企业和当地政府在充分保障林区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同时加强政府学校战略合作,实现“三高”人才定向培养;助推林下经营和林业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林区家庭整体经济收入,同时优化林区医疗条件和社会福利水平,真正实现“增收减负”。

提高社会保险缴费率一定会挤出储蓄率吗

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不断下降,社会保险制度逐渐健全,但社会保险缴费率与储蓄率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和基于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的区别亦未得到重视,本文基于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和数值模拟对此进行了分析。理论分析表明:医疗保险缴费率对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存在非对称影响,对基于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存在正向影响;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存在挤出效应,对基于可支配收入的储蓄没有影响。数值模拟表明:医疗保险缴费率的变化会改变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变化亦会改变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对医疗保险缴费率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