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成因及对策

司法实践中,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案件不断攀升,且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形态多样。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现行公示催告程序本身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尚不完善;二是我国欠缺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法律制裁,恶意申请人违法成本低。有鉴于此,《民事诉讼法》除进一步完善公示催告程序,明确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的性质外,还须建构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法律责任制度。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防范恶意申请公示催告行为的蔓延,从根源上解决恶意申请公示催告问题,从而使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目的得以实现。

关于完善我国公示催告程序的几点思考

九十年代初期,在修订我国试行的民事诉讼法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在吸收了国外民事诉讼立法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增设了公示催告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以公示方式,催告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内主张权利,如无人主张权利,经申请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即作出宣告票据或者其他事项无效(除权)的判决的程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目前仅限于依法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包括本票、汇票、和转帐支票遗失、被盗或者灭失的情形。此外,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50条的规定,

督促、公示催告、破产程序的完善与市场经济的运行

1991年4月9日通过的新民事诉讼法在旧法的基础上增设了督促、公示催告、破产三种新程序。这一增加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在当前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一方面三种新程序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进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又为三种新程序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使之焕发出应有的活力。但三种新程序设立伊始,均有不尽周全之处,应借鉴外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完善之,使其更切合市场经济的运行,此乃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公示催告期间与票据背书转让时间的效力问题研究

我国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票据的背书转让时间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确定票据是否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关系到票据的权利归属问题。

关于民事诉讼法公示催告程序可操作性的质疑——兼论票据丧失的补救措施

票据是发票人自己承诺或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可以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票据权利的行使与票据的占有,在票据法上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票据持有人丧失了票据,就不能行使或暂时不能行使票据权利。在票据的流通过程中,票据持有人丧失票据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票据的绝对丧失,也就是票据的灭失,这种情况没有被他人冒领或被人善意取得的可能;另一种是票据的相对丧失,也就是票据遗失、被盗,这种情况有被人冒领或被人善意取得的可能。如果票据持有人丧失了票据,在没有证明其票据占有权,没有恢复其占有票据以前,是无法行使票据上的权利,无法向债务人提示要求付款的。因此。

试述公示催告的几个问题

我国在《票据法》、《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金融法中对公示催告作出了规定。但是,与发达国家有关公示催告的法律规定相比,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欠缺之处,且规定太过粗糙,不能适应迅猛发展的银行业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加入WTO后,如何建立完善的公示催告制度,与世界接轨是当务之急。本文拟通过对公示催告程序、期间以及除权判决的分析与研究,提出完善公示催告制度的一点浅见。

论票据公示催告程序的制度完善

失票救济理论上的失票包括相对丧失与绝对丧失。失票救济制度的重点是指票据的相对丧失。公示催告程序所能救济的失票范围与挂失止付所能救济的失票范围应保持一致;票据公示催告程序将加大票据持有人的义务,并且使票据的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应当尽可能采取更加便利的救济方式。空白票据的可运用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救济,失票救济制度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扩张救济的失票人范围。对于公示催告期间的转让票据行为,潜在票据受让人没有尽适当的注意义务关注票据的现状,由此产生的后果应当由票据受让人自己承担。对于未申报权利的善意取得者在除权判决后不再进行保护,实际上是将持票人的注意义务从取得票据时扩张到持有票据的过程中。失票人获得除权判决后的权利当让受到原来权利的限制,不能因为失票救济而获得比原来票据文义以及票据权利更大的权利。由于公示催告期满后效力上的限制,产生了公示催告期满与除权判决接驳问题成为失票人保证票据权利救济的重要环节,相关细节需要明确。除权判决尽管已经公告就发生效力,但真正权利人仍可通过申请撤销除权判决而获得救济机会。通过撤销判决的行动,也可以剥夺票据伪报人的权利。除权判决在多数情形下成为维护失票人权利的重要途径,但也不能因为公示催告程序的瑕疵或者其他不可归责于票据占有人的原因而损害现实票据持有人应当拥有的权利。

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现行公示催告程序存在诸多缺陷,应当从其适用的案件范围、申请主体、驳回申请时的救济程序、撤销除权判决之诉等方面进行完善。

银行汇票公示催告问题探究

目前 ,在银行汇票公示催告程序案件中 ,对出票人、付款人进行错误或者模糊认定的现象比较突出 ,对公示催告期间的计算起始日发生争论 ,公示催告公告内容方面也存在问题。作者对此进行探究 ,以求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进而促进有效而公平地保护银行汇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减少或者避免矛盾、纠纷或者争执 ,体现司法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

代履行催告程序的概念厘定与价值探讨

代履行催告程序是行政强制机关在决定、实施代履行之前对义务人进行督促的一个程序。该程序在我国《行政强制法》中的设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将行政强制这种较为刚性的行政行为作了柔性化的处理,由于该程序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个创新,因此其诸多问题还需要予以澄清,如代履行催告程序概念的厘定,其程序作为设计中的尝试应具有使行政强制力缓和行使、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决定具有选择权、使行政相对人获取行政信息等法律价值;该程序的程序构成应当包括催告主体的特定性、催告内容的特定性、催告时段的特定性和催告对象的特定性等客观要件。

关于完善票据公示催告制度的建议

在票据日益被广泛使用的同时,丧失票据的问题大量存在,而作为我国的丧失票据救济制度———公示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效力、申请人的范围、公示催告期间的长短、公告的方法、票据到期后的提存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亟待改进。

浅析我国公示催告程序的缺陷与完善

公示催告程序作为民事诉讼法中一种特别程序,它简化了诉讼程序,缩短了审结时间,但是现行的公示催告程序仍存在着缺陷,而且有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存在的漏洞进行犯罪,所以,对公示催告程序必须加以完善。

论我国除权判决与公示催告制度的完善

基于票据的设权性与无因性之统一,其内囊括之实体权利与其外存在之承载介质本在一般条件下密不可分,对介质客体的背书占有是行使票据内在权利之充要条件。但当票据介质未处于实际最后权利人占有的状态,其不仅存在被第三人取得并继续流通的可能,亦会进一步导致实际最后权利人合法利益受损。因此,在进行除权判决时,如何保护实际最后权利人的利益行使,防止恶意申请公示催告的救济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票据被恶意除权后实际最后合法持票人如何实现救济为争议焦点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切入,分析目前我国票据除权判决与公示催告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对票据除权之诉的系统立法完善及司法适用提出合理建议。

论催告之生效时点

催告何时生效,涉及诉讼时效及保证责任期间的中断等,对当事人利益影响甚巨。《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名为"到达主义",实为"发信主义",对债权人利益似有过度保护的嫌疑,在实务运作及理论逻辑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而学说普遍认为,作为意思通知的催告,在构造上与意思表示十分接近,适用意思表示的生效规则在逻辑上并无问题。为了保持立法、学说在体系上的整合及内在逻辑的统一,作为意思通知的催告应以"到达主义"为其生效时点的确定规则。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催告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首次在我国行政法中确立了催告程序,这标志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发展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鉴于目前理论界尚欠缺对行政强制执行催告程序的系统研究,本文系统探讨了行政强制执行催告程序的内涵、价值、构成等理论问题,并提出了在行政法中进一步完善催告程序的几点立法建议。

论无权处分与催告权和撤销权——兼评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

我国《合同法》将无权处分行为规定为效力未定行为,但又没有像其他效力未定行为那样规定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这不是立法者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回避,是为了避免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我国《合同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应当借鉴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确认无权处分中的债权合同有效,物权合同效力未定,同时再以客观善意主义加强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

德国民法中的催告制度——对我国债务人迟延的启示

德国民法中的债务人迟延采取债权人催告的制度。原则上债务人于催告到达之时即陷于迟延。我国法律有关债务人迟延的规定与此不尽相同。本文将首先阐述德国民法中催告制度的内容,论证催告的价值与功能,然后分析我国关于债务人迟延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并指明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我国未来民法典关于债务人迟延制度的设计提出立法建议。

我国公示催告制度的冲突与路径选择——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一、现行公示催告制度的冲突（一）公示催告申请要件中的票据丧失界定不明何谓票据丧失，《票据法》及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95条对可申请公示催告的法定事由采用了列举式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