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北方里甲催科向乡约催科的转变

由于清代里甲编制日益混乱,里甲催科逐渐向乡约催科转变。这种转移主要通过官府推动的赋役制度改革和乡约自发地向里甲权力渗透两种途径来实现。随着里甲职能的转移,清代北方乡约普遍承担起催科的职能。

催科:宋代乡村社会秩序的扰动与平衡

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运转,主要依赖于所征收的"皇粮国税"(包括现钱、实物和劳动)为运行基本保障,故"催科"在宋代极为重要。包伟民指出,"催征赋税实为基层管理的首要任务",如何做到足额乃至超额征收,同时保证百姓维持基本生存且总体稳定,既是朝廷所关心操切之国家大事,也是村民在无法公开抵抗的前提下,与官府明暗博弈求生的重要一环。

论明代的钱粮考课与地方施政实态

钱粮考课作为官员政绩考核与财政管理的结合,是维系国家财政运行的重要制度设计。明代,钱粮考课在定位上经历了两次重要调整,一是洪武中后期,随着国家赋税征收政策从开源转向守成,钱粮考课目的逐渐从追求赋税总量增长向不亏原额的“赋役完欠”转变。二是明中叶以来,因地方逋赋和财政压力,中央改变了明初抚民与钱粮并重的政绩认定原则,逐渐将钱粮完欠置于地方政绩考核的中心地位。通过户部介入、编订钱粮完解册薄和扩大参罚范围等措施,强化钱粮考课力度,形成地方省—道—府—州—县一体参罚模式。在考课标准上,形成一种既部分妥协于地方征收实际,又区分于财政分配内轻重缓急的变动标准。在明代后期专于催科的考课体制下,地方施政压力主要来自于钱粮完欠,地方官员的职责以及施政重心呈现“财政化”倾向。

清代统一比限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

比限制度为清代四大催科法之首,其历经了从"十限制"到"各地灵活设限"再到"上下忙两限制"的复杂演变过程。其中"十限制"约推行了80年(顺治十年至雍正十一年),要求全国通行。"各地灵活设限"推行了约81年(雍正十二年至嘉庆二十年),在这个时段,各地推行"上下忙两限制"渐成风气。不过,全国强制统一推行"上下忙两限制"则始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此后终清不变,时间约为90年。但不管是"十限制"还是"上下忙两限制"时期,到各地具体执行时皆有所变异,其中"十限制"时期尤为普遍和复杂。而纳税成本、防止各种弊端以及纳税便利是推动比限制度演变的核心因素,但常常顾此失彼,法久弊生,没完没了,但总体来看,其制度越来越趋于合理。

清代的钱粮征解与吏治

清代的钱粮征解与吏治陈锋清代的钱粮征解涉及到钱粮催征、运解京饷、运解协饷、收粮上仓、运解漕粮、钱粮催科考成、清理钱粮积欠等诸多具体的问题。钱粮征解的规范或失控，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与吏治的好坏、纳税者的承受能力、政策导向与制度的更张相关联。本...

清代号草制度的设立与废弛

唐代诗人杜牧写的＂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歌,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描述的是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动用国家驿站交通系统,不惜血本,从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的故事。这里涉及的驿站交通,就是今天本文要谈的主题。驿站是古代中国社会设立的＂通达边情。

明清时期府县官对下政务运作

府县是明清基本行政区,其首脑知府、知县,通称府县官,是将朝廷政令付诸执行的责任人,与民最近,号称“父母”。这种既为首脑,又为“父母”的地位,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治下的各级官吏和属民,故此讲究制驭与安抚之道,也是对下政务运作的总体要求。府县官的出身不同,在实行回避制度的情况下,来到自己原本不熟悉的地方,要想实现制驭与安抚之道,很大程度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君主专制政体原本就依赖于人治,而人治的特点是依靠个人的才能、品德、理念来实施权力,进而导致府县官对下政务运作既存在制度的因素,也有个人的智慧。从文书种类、相见礼数、催征科役等方面,既可以了解对下政务运作的情况,又可以看到地方治理的问题。

表达与实践:清代田赋征收制度的嬗变及困境

清代田赋征收的正式制度主要由滚单落户、自封投柜、三联印票等组成,然定章之制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端,以包收包揽为特点的非正式制度遂大行其道。清廷、地方政府、佐助集团和底层代理人之间形成三重“委托—代理”关系,权威象征与实际权力于其间此消彼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权威象征与实际权力的交互作用虽使征收模式不断调整、变迁,但隐藏于三重关系中的三对矛盾仍使征收陷入困境,具体表现为底层代理人废立更迭、“酷吏苛征”与“京控多诬”话语模式的对峙,以及暴力催科的常态化。从理性主义视角检视发现,“不完全财政”与“定额化赋税”的财税模式、州县“集权的简约治理”方式、唯结果论的奏销与考成制度、官僚集团内部的激励失当才是征收困境形成的根源。

丁日昌的吏治观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在殖民主义者和农民起义军的夹击下,面临其建国二百年来最严重的挑战。如何拯救清王朝免遭灭顶之灾,有的洋务派人物提出以练兵、制器为首要的“自强”的口号。与此不同,曾国藩则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造火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丁日昌认为:“欲消弭外患,必先固结民心;欲固结民心,必先整顿吏治。”其实,无论洋务或吏治,都不可能挽救清王朝免于败灭的命运。但在当时,自强口号的提出,无疑在思想上是一个突破。它促使中国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丁日昌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他在洋务和吏治这两个方面“精能罕匹”,均有突出的表现。本文仅就其“吏治”,阐述如下。

略论吴嘉纪的诗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人民身遭劫难的严酷现实,使得不少诗人创作了许多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吴嘉纪的诗歌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1 吴嘉纪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他的诗真实而全面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活情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一般人民的生活状况。吴嘉纪家境贫寒,汪懋麟《陋轩诗序》中说他:“家最贫,丰年常乏食。”殆非虚语,这从吴嘉纪的诗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证实。嘉纪又号“野人”,自名其居曰“陋轩”。陈鼎《留溪外传》中说:“陋轩者,草屋一楹,环堵不蔽,与冷风凉月为邻,荒草寒烟为伍,故人尽呼嘉纪曰‘野人’,而野人因自号焉。”吴嘉纪对自己的陋轩有多处描写,

冯桂芬与同治《苏州府志》

冯桂芬继承我国纂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晚年致力于纂修《苏州府志》，纂成一部别具特色的善志。同治《志》的特征：倾注了冯氏反对太平天国和裁减苏州赋额的主张。对于冯氏与太平天国的对立，似不宜作全盘的否定，而“记兵”所述，是苏州、上海及其邻近地区系统的太平军军事斗争简史。而对苏州府并及松汪府因赋的历史和现状的记叙，尤其是对当时赋税的种种弊端的揭露，独具胆识，勾勒了宋以来，着重是清代苏州赋税足以征信的历史。为俟后对明清时代苏州重赋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贵的史料。

就《野议》谈宋应星的社会改革思想

作为我国十七世纪卓越的科学家,宋应星的名字人们都很熟悉。可是实际上我们对他的了解和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一部总结我国农业和手工业成就的《天工开物》上。《野议》是宋应星的一篇重要政论著作,本文试图论述《野议》中宋应星的社会改革思想,以补宋应星研究之不足。

冯梦龙生平拾遗

冯梦龙是我国明代的一位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其所编著的民歌集《挂枝儿》和合称为“三言”的话本集《喻世明言》(原题《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早已脍炙人口了。

蜀南诗人张启辰和他的《鸥榭诗钞》

张启辰,字星阶,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出生在叙州府宜宾县菜坝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接受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先以优禀生举于乡,复于咸丰二年(1852年)参加礼部会试,登三甲进士。同年五月,新进士们在清夏斋受到皇帝的召见之后,诏三甲进士交吏部以知县即用,张启辰被派往云南,从此开始了坎坷的仕宦生涯.

朱德宜宾行

朱德宜宾行杨自田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３日早上，川西平原薄雾，一辆绿色专列从成都站始发，在成宜线上风驰电掣，于下午１４时许驶进了宜宾的安边站。这时在飘渺的乱云间时隐时现的太阳，把和煦的光束洒在宁静的小站上。列车刚刚停稳，朱德便出现在车厢门口，身后是他的...

“乡役论”与乡里制的演变

马端临认为乡守里胥由于在帝制前期为官员,唐宋而后改为从民户差发的役人,故此役人不胜诛求之苛,这一“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秦汉以来乡为地域性的类政区单位,乡守为低级官员,到隋代乡改为逐级团并人户而成的联户单位,乡守也变成了从民户差发的役人。在里胥这一层级,则从来都是从民户差发充任。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新制之行,也深刻影响了基层行政。从唐到北宋中期,由于乡里(管)单位规模过大等原因,作为基层行政最要的催科事务大多由上户或充代之人掌控,相比于州县役,乡役尚未成为主要难题。随着熙丰新法的推行,在都保范围内组建百户规模的催科单位,差雇大保长等充任户长以催科,政府权力进一步深入基层,催科等行政负担被分摊至多数中户乃甚下户。及至南宋,“官督虚籍之赋,民苦破家之役”的局面遂愈发严重,因此影响了后世的里甲制度。

“县佐”是官名还是行政区域名?

编辑同志: 我们对“县佐”一词的含义,有不同理解,请予解答。 据《辞海》注释:“县佐是官名,辛亥革命后设置,为县知事的佐理,设于县内要地,不与县知事同城,掌理县知事委办的各项事务,并于驻在地方就近指挥监督该地警察及处理违警事件,后废。”

江西发现宋应星佚著四种

宋应星,江西奉新人。明末科学家。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巵言十种》等书。除《天工开物》传世外,其他著作早已佚失。江西省发现的明崇祯年间刻本《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是宋应星的重要政论著作和科学著作。《野议》包括《世运议》、《进身议》、《民财议》、《士气议》、《屯田议》、《催科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