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传世文献本文阐释的意义与维度:以壮族嘹歌为例

该文将壮族嘹歌文本纳入特定时空语境,从音乐和文学两大视角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反思传世文献本文阐释的意义和维度。依托嘹歌个案,该文提出本文是文本与语境建立关系的形式与路径,多以非物质文化形式存在;本文阐释是以文本与语境相弥合为导向的文本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传世文献深层内涵与逻辑结构的认识;传世文献的语境既包括历史上的特定时空场域,也包括当下具有内在结构关联的具体社区。传世文献的本文阐释,既需要借助文献解读和遗迹调研完成历史田野作业,也需要深入当下的特定时空进行考察体验。如何加强二者的对话使之互为理论观照,是传世文化本文阐释能否深化的关键环节。

传世经典与当代思维:高中语文教育中群文阅读的接续与创新

在双减政策的实施背景下,教师开始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融入新创想与新思路,力图创设一个高品质的阅读教学环境。通过探讨高中语文教育中群文阅读的接续与创新,以提供新颖的思路和创意,进一步完善高中语文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促进高中语文教育的持续发展。

诗酒飘香 悦享世界 不断打造文化生产力——“一带一路”西凤酒诗词大会颁奖典礼盛大举行

自古以来,诗和酒便是文人雅士的最爱,李白的好友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牧在大醉后写下了“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的千古绝句。酒为诗人带来了源源不断、千奇百怪的灵感,帮助诗人创作出了无数的传世佳作。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文创产品的推广研究

作为中国美术的顶尖代表,“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具有其他画作不可比拟的文化意义。与之相关文化创意产品的问世可以帮助“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提高影响力,让其走进大众生活。本文基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及其文创产品的推广进行研究,探讨“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文创产品推广的必要性以及推广途径,并提出两点规范性问题。

赓续华东院脉 打造传世之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院院史(1952-2022)》评介

盛世修史,赓续根脉。洋洋60万字,图文并茂的长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华东调查规划院院史(1952-2022)》(简称《院史》),通篇闪耀着林草调查规划事业70年的建设光芒。国家林草局华东院组织编写队伍历经3年多的调研编纂,使这支“上登千仞峰,下临万丈渊”的林业开路先锋从历史中“走出来”,随着阅读的深入,几代人70年持续以脚步丈量山林,以青春告白祖国的形象在读者的脑海中“立起来”,充分彰显出中国林草调查规划人深厚的林业情怀。

基于中国传世名画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作为中国美术的顶尖代表,“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具有其他画作不可比拟的独特审美特征,但是由于当代呈现方式较为单一,绘画艺术难以传承。文化创意产品的问世不仅改变了艺术和文化的展示方式,而且还让很多具有文化价值的瑰宝走进了大众生活。本文基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对文创产品进行研究,探讨其基本设计方向和数字化设计方向,并分析多元化设计方向的价值所在。

《醒世姻缘传》中的科场舞弊书写

《醒世姻缘传》大量涉及科场现实,梳理书中人物的科举经历可发现舞弊风气之严重。在叙事功能方面,科场笔墨为塑造人物真实性格发挥了独特作用,它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强化了作品的批判意识。细致周详的科场乱象书写揭示了晚明的社会风习。

《老子》地上地下诸本考异(一)

古今的《老子》诠释似乎陷入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诠释学的无政府主义”窘境。但通过对地上地下几个重要版本的对勘,可获取更为可信的文本,从而为校准或深入理解老子思想奠定坚实基础。此处择取一些重要字词考订异同,在此基础上确定“寻寻呵不可名也”“涣乎其如释”“纯乎其如朴”“浑乎其如浊”“若饗于太牢”“我怕焉未兆”等文本,消除或防止相关的一些误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梳理出文本流变历程。

《脾胃论》第2版:脾胃病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讲解

《脾胃论》成书于1249年,是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的代表作,也是优秀的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至今日仍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李杲倡导脾胃学说,论述脾胃与元气的关系,阐明了脾胃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留下了传世之作。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札记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2中的“区区”当读作“䧢䧢”,形容郑邦人民心情不安,“君己”则理解作“君记”或“君志”,与典籍的“帝籍”相当。简10中的“忍”当读作“牣”,“志”则如字读,指心智,而非志向。简16的“付孙”可读作“付选”,指“付授”而言的。简17—18的“畜孤而作”当读作“督孤而助”,即言督察郑庄公且辅助之。

《性自命出》与传世先秦文献“情”字解诂

本文通过对《性自命出》及传世先秦文献中“情”字的综合考察，指出传统看法中，先秦儒家言“情”，皆为“实”之义，而与情感无关的认识似乎不能成立；《性自命出》与大、小戴《礼记》论情的观点比较接近，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二戴成书的年代，可能与《性自命出》大致相当。

基于数据库的中日韩传世汉字字典的整理与研究

本文以中日韩传世汉字字典数据库为例,介绍了中日韩传世汉字字典数据库的文献内容和信息分类原则,旨在规范东亚各国传世字典数据库的建设,达到最大限度地共享汉字资源。本文阐述的基于数据库的东亚视野下的汉字学研究方法,为汉字传播史、东亚汉字发展史的编写抛砖引玉。本文设计的类检和通检字典模板,旨在为东亚共同用汉字工具书的编撰提供参考。

“传世的秘密”解析:试探文艺高峰的内在规定性

文艺作品为何能突破时空受到当代和后人的推重,历来是文艺研究领域的难题。本文从理论的角度,追究文艺作品在当时影响和历代传世的秘密,借以探讨文艺高峰的内在规定性。本文认为,传世的秘密即在直抵生活和人心,在于文艺作品以深沉内容和多重维度,时刻建构起其与各时代民众的、基于生活的联通和互动。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必须在艺术作品、社会生活和历史流变这三者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方有可能形成对文艺传世高峰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丰富内涵的真正把握。这些领域都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当代研究者进一步地全面深入探讨。

立言与传世:胡适出版之路上的歧见与追求

立言与传世,是胡适出版事业的两个支点,虽由歧见而达于合一,但体现的其实是胡适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价值考论——以清人考证“炮格”为例

疏理了清代以来学者对"炮格"一词的考证成果,引用最新出土文献,论证清人考证中的可取之处。同时,就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价值进行讨论,认为应当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实事求是,不能一味趋同或立异。

杨维祯名字及生年考辨——从其传世最晚墨迹论起

元末明初著名文人杨维祯(1297—1370),又是著名书家,今存其墨迹数十种。本文首先对其中《致松月轩主者手札》(又名《兵火帖》)的撰书时间、信中内容、所涉人事等等,作了详细考索,确定此札书于明洪武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是今存铁崖墨迹中撰书最晚的作品。"松月轩主"即南浔褚质,信中提及之"揭别驾",则是明初湖州府通判揭云,乃元代名人揭傒斯之孙、揭汯之子,而非徐邦达先生推测的揭汯。其次,从此帖两个版本的差异引申论证,认为正是由于杨维祯本人自署姓名随意多变,直接导致后人对其姓名莫衷一是的著录。这种乱象亟待规范,否则如《全元文》、《全元诗》署作"杨维桢",而徐邦达先生则著录为"杨维祯",令人无所适从。笔者排比分析今存杨维祯墨迹的各种署名,认为应当以铁崖本人最为经常使用的"杨维祯"作为其标准姓名,其余"维桢"、"祯"、"桢"等,则应视为其别名或曾用名。本文最后还考察杨维祯的生日,证实杨维祯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297年元月19日,而非此前习惯认为的"生于1296年"。

从传世之作论郑珍书画

郑珍是贵州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不仅在经学、文字学、史学、诗歌等方面著述宏富,而且在书画创作上,也有较深的造诣,本文试以他的传世之作,来论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明代文学社群传世文本发展及其特点

文学社群传世文本主要指社群成员的集体创作集,常被称为"社稿""社刻""社集"等。文学社群传世文本体现了社群共同的文学宗旨,表现了社群文人的集体创作倾向。当然,时代不同,文学社群传世文本所表现出的文学特点也不尽相同。就明代来说,初年社稿把文学引向模拟一途,中叶以后,文坛文柄下移导致极强的社群门户之争,社群传世文本代表了本社的创作理念和成就,并作为社群交流的重要媒介参与文坛论争,而那些怡老诗社社稿表现出无意竞争的"自然适性"特征。明代末年文社大量兴起,坊社为了盈利而延请文社选家选评八股文,导致以刊登时文为主要内容的社稿泛滥,对文坛产生不良影响;但那些诗文集社稿却发挥了振起一代文学之功能。总的来看,明代文学社群传世文本反映了一代文学之风会,而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应当引起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