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五台山传戒改革及其意义

民国以来,为改变滥传戒法的现状,佛教界逐渐加强传戒的管理,力求提高僧众的身份与形象。能海上师积极顺应时代,契理契机地借鉴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的律学传统,在五台山两次推行传戒改革活动,作为现当代汉传佛教传戒的规范化、制度化的一条路线、一种有益尝试,其成效虽然有限,却提供了宝贵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清代北京律宗寺院的传承谱系与传戒活动

古心如馨律师座下大会永海律师入京住持悯忠寺,大弘戒法,在北京分灯广济寺、潭柘寺等处,形成以悯忠寺为首的悯忠系律宗传戒系统。雍正十二年(1734),悯忠寺勅改为法源寺,诏江苏宝华山千华派文海福聚律师(1686—1765)为法源寺住持,传授戒法,遂开法源寺千华派律系传承。文海福聚之前,千华一系法脉的檀波性证律师(1659—1721)住持北京鼓楼的瑞应寺,也有较大影响。清代北京律宗的发展特点是以传戒、讲戒为核心,在律学传承上早期仍然依原剃度时的派系流传,文海福聚则依据律学授受脉络的传持,为千华派定下字派谱系,确立了律宗系统的派系传承。北京佛寺千余座,但真正有能力致力于传戒、讲戒的寺院不多,仅仅法源寺、潭柘寺、拈花寺、广化寺等数座而已。清代北京寺院传戒所用的传戒仪轨现存九种版本,悯忠、千华两系皆有,但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千华派见月读体律师《传戒正范》的影响。

授戒法系视域下弘一大师律学思想评议

本文从授戒法系视角对弘一大师关于律学史、现行戒法批评与改进方案等言说进行评论。指出弘一大师对中国佛教律宗的发展史缺乏精细的了解,尤其对于明清以来戒法源流的理解存在偏差;弘一大师自觉地从蕅益大师处遥接弘律的重担,他对现行戒法的批评是极为严厉的,也对现行戒法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方案,但他对蕅益大师的"尊崇"近乎盲目,缺乏应有的批判精神;他自誓受戒的非制度化戒法路向也影响了他介入佛教传戒规范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明清之际佛教传戒制度之再创制

纵观中土佛教传戒制度的流变,乃至戒坛的沿革,实与印度佛教之中国化的历程相呼应,而律宗一脉的接续与开衍,传戒制度的再创制,直至明朝末年方见勃兴。

授戒法系视域下台湾佛教史新论

明清时期佛教律宗中存在三大授戒法系:禅宗授戒法系、律宗授戒法系和革新授戒法系,其中禅宗授戒法系源于莲池大师,其云栖戒本传到鼓山元贤,形成禅宗授戒法系的典型——鼓山涌泉寺。该寺以曹洞宗法脉、戒法法脉并传的方式延续,其戒法对闽南区域特别是台湾佛教影响深远。透过授戒法系的视野,通过对各种"被发明的传统"的深刻反思,能够明晰台湾佛教戒法发展变革的历程,也为在台鼓山法脉来源的探讨提供新的线索。

《传戒正范》与《弘戒法仪》之比较研究

《弘戒法仪》为禅师法藏所作,《传戒正范》晚出《弘戒法仪》近五十年,为律师见月所作,均是作者"匡时弊、立仪法"的倾力之作。虽都言三坛传戒,但在仪法科目的设置,传戒次第,戒学解读等方面仍显不同。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作为禅、律两宗戒律思想的一个研究视角。

原始佛教时期传戒法制定的脉络、特质与意义

印度原始佛教时期的传戒法,经历了从“佛无师得戒”的唯一性到“五比丘见谛得戒”等得戒的特殊性,再到“善来比丘”等得戒的普遍性,最终发展为“白四羯磨”的固定性,这一演变历程体现了原始佛教时期“随缘”“为和”“依变”“固信”的制戒特质,从而在宗教层面、世俗层面、伦理层面以及制度层面具有重大意义。

有明一代汉传佛教开坛传戒情况考

明朝初年,洪武、永乐二帝本着佛教对国家社稷有＂阴翊王度＂＂暗助王纲＂功用的认识,对佛教多实行扶植和保护的政策。明中叶的嘉靖皇帝与明初的几位帝王不同,极为崇信道教,排斥佛教。在其当政期间颁布了一系列诸如焚佛骨、毁佛像、沙汰僧尼、不许僧人游方说法等针对和控制佛教的政令,严禁僧尼开坛传戒,态度坚决且惩处严重。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太后颇为崇信佛教,在其影响下皇家不仅在京城敕建和修缮了多家寺院,同时还广为资助全国多处名山古刹的修建。最终明政府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解除佛教寺院开坛传戒的禁令。

《三坛传戒正范》版本综述

出家人必须受戒后,才是正式的僧团成员,而受戒又具有一定的程序和仪式。在印度佛教时期,出家人受戒的程序和仪式相对比较简单,佛教传入中国后,受戒程序和仪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有所改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形成了多种传戒仪规。文章通过对现前知道的二十六种与传戒仪式相关的仪规作了介绍,对各种仪规的内容作了简略的比较,并对各种仪规间的关系作了分析,有利于当前传戒大德了解传戒仪规的源流关联,以及为认识传戒仪规形成的过程提供参照。

明末清初“三坛大戒”制度的形成脉络及其在北京地区的流传

明末清初,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三坛同受"的传戒方式开始出现,此以古心如馨唱其先声,而以汉月法藏和颛愚观衡为重要的实践代表。汉月法藏和颛愚观衡在南方传授三坛戒法,编撰三坛传戒仪轨,两系戒法传授规范各秉承了明初南戒坛昭庆寺、北戒坛潭柘寺的授戒传统仪则。古心再传弟子见月读体律师规范三坛传戒方式,编撰《传戒正范》,广泛流行,三坛同受的传戒方式由此形成定制。康熙年间,北京潭柘寺震寰照福依宝华正范为依据,篡集《三坛仪范》,确立北方律堂潭柘寺一系的三坛传戒规范。北律堂潭柘寺与由南戒坛古昭庆更替而来的南律堂宝华山隆昌寺遥相呼应,成为清代以来汉传佛教一南一北最为重要的两大戒法传授中心。

九江佛教传戒活动的调查——兼谈加强传戒活动的管理

传戒,是设立法坛,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的教徒传授戒法的一种宗教仪式,亦称开戒或放戒。就求戒的人说是受戒、纳戒或进戒。笔者因工作关系,曾自始至终参加过传戒活动,悉心观察了传戒的全过程:计划制定、报告批复、礼请三师七证、新戒证件甄别、戒费缴纳、食宿交通、医疗卫生、安全防火、戒牒僧衣颁发。

藏传佛教后弘期三大戒律传承刍议

佛教戒律作为教法赖于存亡之根本,一直为佛学研究者重视。目前,有关后弘期藏传佛教的学术成果颇为丰富,然而,专门探讨三大戒律传承方面的内容寥寥无几。本人在精心梳理相关历史人物传记,比较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藏传佛教后弘期三大戒律传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大兴善寺传戒法会

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陕西省宗教局同意,陕西省佛协第十三届传授二部僧三坛大戒法会于2015年9月5日至2015年10月4日在西安大兴善寺和罔极寺举办。大兴善寺作为汉传佛教密宗祖庭,居于长安故道,古树森森,遮天蔽日,庙宇幽丽,古雅肃穆,处身闹市,但又远离尘街,幽静宜人,淳朴典雅。历经千载,在晨钟暮鼓中、经声梵韵中见证着长安作为佛都的大气与辉煌,风雨与沧桑。

明末清初戒律的复兴（下）

明末是戒律的复兴，更是菩萨戒复兴的时期。在明末有五位解释、宏扬菩萨戒著名者，其中以袜宏最有影响，撰有《梵网经心地品菩萨戒义疏发隐》五卷。

杭州市佛教协会举行二部僧传戒法会

佛教是杭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1927年以来因多种原因，没有传过戒。为了续佛慧命，使正法久住，同时使佛教与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相协调，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杭州市佛教协会于2000年12月12日到2001年1月8日分别在上天竺法喜寺和三天竺法镜寺举行传授二部僧三坛大戒法会。

晚明戒律复兴中的两大传戒丛林研究

我国明代中叶后由于政府禁开戒坛以及佛教内部戒律的松弛,佛教内部弊端丛生。高僧大德无不以此为憾,努力振发。及至晚明,出现了古心如馨和云栖袾宏建立的两大传戒丛林,并有诸师对戒律的重视,带来了晚明戒律的复兴,并重建起＂雅肃清规,戒行为先＂的道风,佛教的面貌为之一新。

青城山道教音乐与外地道教音乐的关系

青城山道教音乐与外地道教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之间在音乐上的共性具体表现在:有的同名同词同曲,有的异名同词同曲,有的同名异词同曲,有的异名异词同曲,有的同名同曲。通过以青城山道教音乐为主体,外地道教音乐为客体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青城山与湖北、湖南、陕西、北京、云南等几个重要名山、宫观流传的道教韵曲和器乐曲牌之间实际存在的共生关系。

当代台湾社会转型与人间佛教运动

人间佛教的基本内涵,是在民国期间太虚大师提出的"去鬼化"和印顺导师提出的"去天神化"。这种去鬼神化的人间佛教理论,在台湾的刚性威权社会向柔性威权社会转型,再由柔性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得到了循序渐进式的发展。从人间佛教理论的视角来看,白圣长老领导的传戒运动,属于台湾的人间佛教话语。在柔性威权社会兴起的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是人间佛教运动向台湾民间深入扎根的具体表现。当代台湾的人间佛教运动,具有台湾区域性、大陆传统性和国际性三大特色。

清代道教史相关专题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最近10余年来,清代道教史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领域,学者们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学术论著,对于清代道教的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文在对清代道教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清代的名山宫观,清代的著名道士,清代道教传戒问题,清代道教宗派传承与谱系,清代道教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清代道教与地方社会等专题领域的研究展开回顾与总结,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一些展望和思考。

近世闽台僧伽佛教身份认同初探

在尊重信仰者自我认同为"佛教"的前提下,以同一"佛教"各自所表的方式将各种佛教信仰区分为僧伽佛教与非僧伽佛教,力求更为客观、公正地描述这类信仰现象。僧伽佛教以僧伽为中心,与非僧伽佛教之间争议的重心是对戒法的相应态度或解释。明清以来在闽台的僧伽佛教与非僧伽佛教之间的角逐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权的争夺、思想(信仰)的差异和社会形象的不同。清朝福建僧伽佛教与王权的若即若离,依然尊奉明末云栖戒法而不改遵"皇戒",固然是旧有传承使然,也可能掺杂一些故国情怀与民族意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