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传教士编纂的《粤语方言词典》及其研究价值

19世纪德国传教士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编纂的《粤语方言词典》(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是一部结构完整、体例完备的英粤双语方言词典。该词典在编纂方面极具特色:收录丰富的粤方言字、书面语和生活用语并存、字例词例编排合理。《粤语方言词典》能如实反映近代粤语的语音情况以及为规范粤方言书面语、梳理传教士宗教翻译思潮两方面提供切实帮助,是不可多得的传教士辞书文献。

从传教士文献看台州方言百余年来的两种语序特征

19世纪传教士翻译的台州土白圣经译本中所呈现出的台州方言语序特点,很大程度上受欧化和官话语法的双重影响。百余年来台州方言的核心语序特征变化不大,主要体现在话题结构、隔开型动结式两方面,但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

19世纪初叶西方传教士漳州方言文献音系考

本文着重比较研究道光年间西方传教士麦都思编撰《福建方言字典》和戴尔编撰《福建漳州方言词汇》方言音系。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两种西方传教士漳州方言文献简介;二、两种方言文献声母系统比较研究;三、两种方言文献韵母系统比较研究;四、两种方言文献声调系统比较研究。据考证,《福建方言字典》和《福建漳州方言词汇》分别反映19世纪初叶漳浦方言音系和芗城方言音系。

19世纪传教士编粤语文献音译词用字探析

利用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编写的7种粤语文献,分析其中音译词的5种用字现象,探讨其对现代汉语音译词的影响,对英源音译词正本清源,理清其早期存在形态,产生、消亡的原因及规律,供当今音译词研究借鉴。

抛砖能够引玉——读阮咏梅教授《从西洋传教士文献看台州方言百余年来的演变》一书有感

阮咏梅教授《从西洋传教士文献看台州方言百余年来的演变》一书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亮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传教士对汉语方言的认知和学习情况;台州土白圣经译本的译者、形式和效果;台州土白的语音面貌及百余年来台州方言的语音变化;台州土白词汇的构成;台州土白的语法特征及百余年来台州方言的语法演变。

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来华传教士所著文献的汉语词汇研究概说

利用来华传教士所著文献资料开展的汉语词汇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外来词与新词研究;西源学科名称研究;专书词汇研究;西汉对译词典研究。研究成果丰硕,同时也存在薄弱环节,如基于词汇学理论的分析不足、缺乏阶段性的范式总结。此外,研究者的双语素养、西汉文化素养也需要提升。

西洋传教士文献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以《从西洋传教士文献看台州方言百余年来的演变》为例

19世纪以前西洋传教士文献在方言研究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从《从西洋传教士文献看台州方言百余年来的演变》一书来看,西洋传教士文献在方言研究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第一手方言历史语料的发掘和利用两方面,从而起到填补当代台州方言以及吴语研究的空白,构建其方言演变的发展轨迹的作用。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新教传教士文献近况

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来华传教活动为研究明清以降中国社会、文化、宗教等议题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哈佛燕京图书馆拥有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文献为世界上最好的收藏之一,并在逐步增补馆藏。现仅对新收入善本室的新教文献略作介绍。

傳教士文獻反映的澳門型粤語兩百年變化

本文使用6種傳教士文獻和3種田野調查材料,研究和分析兩個世紀以來的澳門型粤語的語言接觸情況。澳門型粤語20世紀以前(1897年)是典型的香山型粤語,在20世紀20年代,由於社會動蕩,澳門型粤語産生重大變化,20世紀中旬(1941年)就已經接近廣州型粤語。1897年同音的一些字,如“加瓜k、處娶y、增正ɐŋ、真津ɐn、五壅ʊŋg”,1941年變成了不同音;疑母細音ŋ聲母變成j;非敷奉和溪母合口h變成f;還有oi分出三類ɔi、øy、ui;聲調由6個變成8個等等。我們認爲,這些新的音類都是受廣州話的接觸影響而産生的。

百年前贵阳方言俗语及其地方文化内涵

童保禄编写的汉语学习系列文献,详尽记录了百年前的贵阳方言,其中的俗语大多数是劳动群众口头创造并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大致可以分为俗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和狭义俗语。这些俗语有的是当地人民群众创造的,有的来源于古代史书典籍,有的来源于古代民间俗文学,具有丰富的地方文化内涵。

晚清贵阳方言俗语及其地方文化内涵

晚清时期,法国传教士语言学家童保禄定居贵阳传教,编写了数种方言学习文献。本文根据从这些文献提取的语料,研究当时贵阳方言俗语的语法结构、修辞手法、意义特点及地方文化内涵。

19世纪美北浸信会潮汕方言文献方言用字的比较

以美北浸信会传教士编写的四本文献——《潮州话》《汉英潮州方言字典》《汕头方言初级教程》《汕头方言的发音及释字辞典》为研究对象,利用Excel的统计和筛选功能,对方言用字的特点进行分析和比较,并结合明末至民初当地人创作的潮汕方言文献,探讨方言用字的发展情况。四本文献在方言用字方面,本字均居于主体地位,其次则是借字。其中借字使用的比例,尤其是训读字的使用比例不断增加(《汉英潮州方言字典》除外),方言俗字和同音或近音字则寥寥可数。但对于本字未考的方言字,借用什么字或创造什么字来代替仍缺乏统一的规范。

一百多年前宁波话连-介词“等”的用法及其来源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传教士编写的各类宁波话文献中"等"为兼用做连词的介词,功能活跃,尽管在今宁波话已消失。结合明清吴语文献及南方其他汉语方言如湘方言邵东话、石城(龙岗)客家话中"等"皆可用做给予义动词、致使义动词和被动标记。汉语方言中"等"的语法化路径为"等给予">"等让、使">"等被动标记";同时表致使义的"等"还可以演变为伴随介词,并进一步发展为其他介词和并列连词,这种演变也具有类型学依据。

晚清贵阳方言泛义动词研究

晚清在黔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童保禄编写了四种贵阳方言学习文献,留下了珍贵的方言资料。根据该文献,研究晚清时期的贵阳方言泛义动词,并考察其百年发展演变情况,可以发现,"做"是晚清时期贵阳方言泛义动词的主导词,"搞"的用例并不常见。由此可见,一百多年来,贵阳方言词汇系统变化极大。

广州话两百年来的语音变化节点

本文利用传统粤语韵书和传教士资料共九种材料,分别是《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广东方言读本》《初学粤音切要》《英华分韵撮要》《英粤字典》《粤语中文字典》《简明粤语》《粤语语音学读物》以及《粤音韵汇》,排列广州话两百多年来的语音变化,找出变化的准确时间。广州话先是η声母跟j声母合流成j(1841),u韵母分化出ou(1841),i韵母分化出ei(1855—1883),y、ui韵母各分化出■i(1883),om韵母和■m韵母合流成■m(1883),变调出现(1862—1883),ts和■合流成ts(1912),■、i合流成i(1912)。总体而言,广州话发生的变化均是自然演变,受外面的影响较少,变化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

从特殊音变看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兼论苏沪、宁波方言多功能虚词“搭”的非同一性

文章基于增生鼻音这种虚词的特殊音变模式,探讨了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多功能虚词"等"的来源。文章认为,宁波话传教士文献中的多功能虚词"等"并非从给予动词或者等待义动词"等"发展而来,"等"只是个记音字,是传教士文献中另一个多功能虚词"搭/得"增生鼻音尾的结果。同时,文章还认为宁波方言的多功能虚词"搭/得"和苏沪吴语中与之对应的"搭"只是偶然同音,并非同源成分。

从传教士文献和现代方言再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

本文通过比较百年前宁波方言的传教士记音和现代宁波方言的记音,指出前贤对宁波方言舌叶音的演变研究中的疑点。文章结合吴语知三章组演变的一般规律,证明了宁波方言精组字的尖音腭化可以追溯到1778年,而并非前贤所认为的20世纪头20年,通过对传教士文献进行重新解读,得出以下结论:(1)百年前宁波方言中的精组字并非读尖音,而是已经腭化,与知三章组字合流,读为t组。(2)百年来宁波方言语音系统中∫声母的出现,并非尖团合流所致,而是传教士和方言学者记音处理不同所致;(3)-yn韵前的舌叶音t∫,也并没有经历*t∫->ts->t-的演变,t∫-和t-同样也是传教士和赵元任以后的方言学者记音处理的不同所致。

现实之镜:《在未知的中国》诺苏形象疏论

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族群高度重叠并生的西南各地传教,并以异域人的眼光打量和书写生活其间的芸芸众生,从而留下了大量书写近代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的心影录,《在未知的中国》即为其中的翘楚之作。该著宛若一面西洋镜,立体式映照出了近代诺苏民众谱系称谓、体貌服饰、族民性格、社会阶层、经济状态、礼俗文化等众多面相,勾勒出了普罗大众的生活图景和基本轮廓。为此,借助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糅合"文化结构"解析进路,就写本中的近代诺苏众生形象进行勾稽爬梳,就该西镜东像形象特征进行初略归纳解释。

从近代西人文献看上海话“阿”字疑问句的消变

从近代西人文献来看,"阿"字疑问句自19世纪末借入上海话,虽有短暂发展,但句法组合能力一直偏低,且多与功能相近的上海话自源结构"VP(?)""VP呢啥"构成杂糅句式使用,20世纪40年代始随着杂糅句式的消失,它也开始退出上海话是非问系统。文章认为,"阿"字疑问句在上海话中的消变过程说明方言语法系统本身具有较强的排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