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

民国时期哥老会研究的重要论著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哥老会叙事的索引派和史料派等若干方面,可以进一步地理解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这些故事的讲述,证明了在哥老会的故事中,有着大量霍布斯鲍姆概念中的“传统的发明”,但是历史显然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维系紧密关系的纽带。就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有多少依据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却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的问题。

传说与史迹:故事眼光下史学的转向——“古史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推动(一)

一百年前发起的古史辨,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的一个表征。古史辨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史迹的整理”,或更在于以传说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自觉意识,二者在当时又有些内在的紧张。要探讨古史辨学人如何推动传说在史学中的兴起,不能不对几个重要的背景因素进行梳理:从清代开始的学术眼光移向“正经正史”之外,奠定了民国前期新史学一个颇具突破性的倾向。而近代引入的进化论与社会阶段说,导致昔人眼中的黄金古代变成一个原始的时段。怎样定位已被颠覆的古代,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新问题。在民初兴起的截断众流倾向,主张把上古史的一大段作存而不论的处理,这一倾向引发了不同的因应和纠偏举措,包括“传说时代”的提出。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禹的传说”和中华文明认同的活态表达

禹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之一,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重要意义。禹的传说及相关禹迹遍布各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禹的传说”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有较好的活态性,并以三重形态表达出来:一是汉语系统的民间传说、大禹祭祀和三官信仰;二是羌语系统的颂神禹、禹步、大禹萨朗;三是基于民间传说的禹迹。更为重要的是,岷江上游“禹的传说”的三种表达形态是叠合的,具有多语言、多形态的传承方式。三种叠合形态的一体性,说明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相同的,是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各族人民对中华文明认同的表述。

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清华简中发现了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构夏代文明史的新境界。但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非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大有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夏代历史说成是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法支撑疑古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方法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形成的时间早晚如何,也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其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相的颗粒,不是仅凭主观怀疑就可以彻底否定的。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充实而有光辉”的夏代文明史。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传说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铸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包涵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中华文化符号。这个国家策略下的大规模航运工程,反映了中华民族协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纽带和精神品格的载体。中国大运河的传说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共享的文化传统与共识的价值观念,表达了运河流域民众在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中生成的文化认同与民族情感,也提供了阐释大运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渊源与文化关系的民间视角。传说的传承,是民众唤醒历史记忆、巩固文化认同的过程。在挖掘传说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空间体系建构和文艺创作等途径,实现大运河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与活化利用,发挥其在遗产保护、文脉传承与记忆延续方面的文化功能,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与景观生产研究:以白蛇传传说峨眉山白龙洞景观变迁为例

传说与景观具有互为生产的内在机制,景观变迁直接影响着传说的叙事与传播。峨眉山漫长的佛道相争历史与白蛇传传说的信仰变迁及核心情节演化高度契合,并为白龙洞景观走进白蛇传传说奠定了重要的信仰基础。峨眉山白龙洞是白蛇传传说中白蛇修仙情节的重要景观,其景观叙事经历了从连环洞到白龙洞的景观命名,从白龙洞到白龙寺的景观迁移。峨眉山信仰变迁致使白蛇传传说及其核心景观逐步走向淡化与遗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白蛇传传说在峨眉山及其周边的当代传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信仰主导下的白蛇传传说峨眉山当代景观生产特质。

呼市烧卖传说及其集体记忆

呼市烧卖传说在弘扬内蒙古饮食文化,促进群体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基于“社会记忆”理论,梳理烧卖传说的故事演变,认为烧卖传说逐渐凝聚起呼市人饮食文化方面的集体记忆-“青城味道”呼市烧卖传说彰显了烧卖的文化属性,“文化烧卖”具有推动群体认同的重要价值。

割裂与融合:新国风动漫“封神宇宙”构建

自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取得现象级成功后,国产动漫电影的“封神宇宙”构建逐步成为众多电影人努力的方向,然而后续《姜子牙》等以封神IP为核心的新国风动漫电影仅取得了差强人意的成绩,给高呼“国漫崛起”的热潮结结实实泼了一瓢冷水。“新神榜”系列更是因其过度发散的剧情而广受争议。尽管相比于“蒸汽朋克风”搭“国民废土风”的“混血儿”《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杨戬》在剧情和画面的处理上更注重传统与创新的平衡,但同样陷入了“内容与叙事的争议”。传承与创新的割裂正在成为新国风动漫发展的核心困境。

故事讲述与历史建构:洪门传奇背后的政治与生存艺术

《洪门小引》手抄本于1932年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被发现,提供了早期洪门历史的重要文献。它概述了洪门起源,包括少林寺被烧、反清复明等等活动,并规定了识别用的旗子颜色,订立了36条章程。早期洪门的传奇故事详见施列格著《天地会研究》、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反清复明根苗第一》、日本人平山周1912年出版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和刘联珂1941年出版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等,记录了大量口头故事。洪门利用历史与神话结合构建英雄传说,通过讲故事累积的集体记忆,为洪门塑造奋斗精神和信念,并加强组织凝聚力和合法性。虽然其故事夹杂许多虚构成分,但对洪门组织的壮大和发展贡献卓著,展示了故事叙述在群体团结和文化积累中的长期重要性。

吕振羽对中国史前史研究的方法论贡献

关于史前期的神话传说是否具有史料价值,是摆在现代中国史家面前的共同难题。吕振羽提出把中国史与世界史进行比较,把神话传说与出土文物加以互证,实现两个契合,并以此为方法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这样的神话传说就具有史料价值。他的这一方法论主张发徐炳昶、孙作云神话传说研究理论之先声,得到吴泽、翦伯赞等的继承和发展,在学术史上有首创之功。吕振羽为突破实验主义方法的局限,在郭沫若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在处理神话传说方面寻找出突破口,是中国学者在史料学上的创新。吕振羽开启的这一方法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史家面对中国历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开拓出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面临理论和方法建设、中国文明起源探讨、中国古史体系构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

客观审视南派拳术创始人蔡九仪的传说

为了进一步厘清广东武术源流的史实,讲好武林故事,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法,实地考察了位于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塱鹤村的蔡九仪故居、武馆旧址和村落布局等遗迹,结果表明:传说中广东武术创始人蔡九仪的身份是虚构的,但故事的素材可能是真实的。佐证故事素材的真实性,可以为肇庆市高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服务,为地方文化品牌的塑造和美丽乡村建设做贡献。

“神话IP”再构:国产动画电影形塑的现代审视与再阐释

神话是民族的记忆和幻想,对于神话的解构与编码也是对于民族记忆和文化的审视与再阐释。从“神话”到“神话IP”再到“神话IP”的再构,国产动画电影在把握以传统神话传说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题脉络的同时,赋予了神话记忆现代化特质,对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行了二次论述和现代表达。“神话IP”以贴合观众心理文化图示的工业诠释和解读对国产动画电影进行了技术赋予,并注重与当代宣传媒介的紧密结合,以期待式的情感联结和电影二次创作,扩大了“神话IP”的整体影响力。

民间传说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空间感知

长城作为世界上规模与影响最大的文化遗产类型,不仅占据广袤的物理空间,而且滋养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社会空间,还构筑起长城沿线民众的精神空间。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以民间传说为中心,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三个维度考察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空间感知,探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地理标识、文化凝聚和象征表达,分析论证长城相关民间传说和长城的互动共生,有利于进一步梳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深刻把握本民族的审美经验,从而洞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规律性因素,为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内源性动力。

民间传说在沉浸式互动装置艺术的视觉转化与艺术表现

在当今全新的视觉文化时代,急需利用现代视觉语言为民间传说的传承与创新性转化找寻可行出路。文章阐述了沉浸式互动装置的概念以及民间传说传承传播现状,通过分析沉浸式互动装置艺术的特征,探讨出多元媒介、沉浸式体验、多媒介互动空间构建的3种融合策略,对视觉时代背景下沉浸式互动装置艺术与民间传说融合的潜在价值展开了充分的探讨,为民间传说视觉转化与传承的沉浸式互动装置艺术实现提供参考。

安徽历史传说类河名理据的文化内涵初探

河名理据承载历史信息,内蕴文化观念,是重要的语言文化资源。通过对安徽省因历史传说而得名的河名理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将其归纳为历史事件类、人物史迹类和神话传说类三类,并结合命名的文化功能阐释了理据内容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指出:历史事件类河名理据和人物史迹类河名理据具有突出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思政教育价值,神话传说类河名理据具有一定的文化心理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差异性与共同性: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传说范式的探讨

以广泛流传于藏彝走廊南部民族中的“弟兄祖先”传说不同版本之突出情节变量——婚姻为视角,可将其分为一次天女婚型、一次兄妹婚型和多次两种婚交替型。再按照传说在藏彝走廊南部从西北至东南的流传路径,传说的不同范式就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相反序列对称的地域性规律变化。通过比较四个典型的多次两种婚交替型版本,发现不管天女婚还是兄妹婚都以人或物在上下、高低空间的重复流动,尝试把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所以,传说不同范式的地域性变化就是通过对人群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生产、维持和转换,解决社会性别、血缘、空间等二元结构的矛盾。基于传说版本中人群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演变关系,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旅游场域中当代传说的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研究——以成山头“天尽头”传说为例

旅游景区中的当代传说主要围绕景观展开叙事,在时间、人物等信息方面较为具体,有着浓厚的地方性特色。同时,这类当代传说还具有谣言的传播特性,是一种多媒介混合形式的叙事。景观叙事与口头叙事结合紧密,互为支撑。景观为传说提供了外在物质载体,而传说则为景观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佐证。信仰因素虽然是此类当代传说传播的重要原因,但“批判性传播者”也在无意中推动了其传播。在旅游场域中,利益是当代传说传播的重要动力,它既能让旅游经营者和导游去主动讲述,又能让游客有所顾虑而自觉守禁。而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也是基于利益诉求的实践。作为旅游中介的导游,其对当代传说的讲解与否,既代表了景区的宣传意图,又有经济利益和职业道德的平衡博弈。

《宝庆府志》神怪传说的文化解读

《宝庆府志》是邵阳地区规模最大、记录最全面的一部地方志文献,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神怪传说,又尤以《形胜记》《疆里记》两部分最多。在这些看似不经意被记录的神鬼故事中,隐藏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可以说是当时宝庆地区思想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宝庆先民的祭祀文化、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进而探究其神怪传说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心理。

珞巴族“阿巴达尼始祖传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林东访谈

传承人简介:林东(1948-2021),男,珞巴族,西藏自治区林芝市米林县才召村村民,既是一名优秀的猎人,又是珞巴族“阿巴达尼始祖传说”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的一生见证了珞巴族民众翻身解放的全过程,也全身心参与到国家为保护珞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为传承珞巴族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试析神话传说中有关“文字”的叙事母题

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进程中积淀出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中有关“文字”起源的阐释成为一个常见的母题。“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载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映照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足迹。通过对神话传说中一系列与“文字”有关的母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划分出“语境性母题”“名称性母题”“情节性母题”和“观念性母题”,还可以发现这些母题具有多层级类型和相应结构规则,诸如文字的产生、文字的特征、文字的功能、文字的载体、文字的使用、文字的传播等系列母题都表现出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以“文字的产生”类型中的“造字者”“造字原因”“造字方法”为例,可以明显发现“文字”起源母题的多类型与多层次。了解这些叙事内容与母题结构,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助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