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遣日僧使考

朱元璋奄奠海宇、肇成帝业之后,效法元世祖忽必烈及元成宗铁穆耳选派高僧充任国使出使邻邦之先例,特遣仲猷祖阐、无逸克勤两位硕德率僧团出使日本,希望循唐宋故事,共修和好。建文、永乐两朝,惠帝朱允炆和成祖朱棣,亦曾选派多位高僧使日。这些内德外应、津梁兼济的僧使,对促进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厥功甚伟。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僧诗总集与晚明清初的丛林习诗热潮——以稀见文献《珠林风雅》为典型

《珠林风雅》是晚明清初僧诗风气高涨的产物,也是古典诗歌总集编印高潮时期的典型样本。它生动地反映了诗歌从个别精英僧人的专利,到清初发展为一般文化僧都能够参与的文学活动。这是明清之际诗学家徐增编选的僧诗总集,以寺院为中心,选录了灵隐寺住持晦山戒显及僧众十余人的诗作一百余首。戒显入选最多,其中的《题武昌黄鹤楼》不仅当时“天下传颂”,而且逐渐流传为两种版本。版本差异显现了清代政治规训力量的强悍,也显现了僧诗在诗坛的影响。其他僧人也大半编有自己的诗集,但对入选仍极为热心,他们不仅期待借助传播性更强的诗歌总集传世不朽,也希望跻身为寺院文化的塑造者。晚明清初僧诗文献大量存世,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已远远超过前代,却很少受到学界关注。这一存世文献与研究成果极不对应的现象,提醒研究者重新审视佛教文学史的认识框架。

论中唐僧诗艺术风格之变迁

中国佛教盛于唐代,僧诗亦繁盛于唐。至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大和末年)诗僧创作热情勃发,创作质量亦臻上乘,僧诗数量大增,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154首,参与创作的诗僧近70余人。其中不乏艺术修养超卓的诗僧,如皎然、寒山、拾得等。中唐僧诗的创作题材广阔,诗中谈佛理,纪山水,话人事,抒情感,颇多名篇。其艺术风格也颇为丰富多元。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榃僧村接龙祈福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传统民族村落是社群仪式活动的重要场所,社群仪式活动中包含了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民俗文化,也是该民族继承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对横州市榃僧村接龙祈福仪式过程深入考察,发现继承并发展传统民族村落仪式在维系当地历史记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村落共同体意识以及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从摹古到创新:四王、四僧与清初山水画的两个面相

四王、四僧对于清初山水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摹古与创新两个方面。四王恪守南宗正脉,致力于摹古,旨在保留古法,更好地实现创新;四僧强调师法自然,虽突显出强烈的自我革新精神,但无不是筑基于深厚的摹古能力之上。对于二者而言,摹古与创新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互相影响、互为补充。

园舍——观音圣坛配套僧寮

观音圣坛配套僧寮为护持圣坛的法师们打造了一处精致、美好的家园。项目以园林布局为特色,因山就势,步移景易,以当地民居建筑为蓝本,结合铝板、钢柱的现代材料,以完善的细部设计保证了较好的立面完成度,取得了新而中的简洁效果。

僧肇与郭象动静观和变化观之对比分析

僧肇是魏晋时期借助老庄玄学语词解释佛教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论作《物不迁论》中有大量关于“动静”问题的论述。在僧肇之前,许多玄学家也对“动静”问题十分关注。其中,郭象的“变化观”源于其“独化自生论”,并与其“名教即自然”的观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郭象独有的玄学理论。僧肇在讨论“动静”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和句式与郭象比较相似,但是对于僧肇而言,“动静”问题本身就是僧肇中观般若学论证过程中的一个切入点和论证手段。通过对僧肇和郭象的动静观与变化观的讨论,能清楚地看到僧肇、郭象二人看待动静问题的不同视角,以及论及动静问题的目的之差别。

禅思流水声中——晚清新繁龙藏寺琴僧述考

晚清的成都新繁龙藏寺,在高僧含澈(雪堂)的主持之下,敬贤重才,文人荟萃,能诗善琴的僧人名士辈出。文章从地方史志、诗词文集中整理了有关龙藏寺僧人的古琴史料,在此基础上,从龙藏寺与琴的关系,释含澈、释融琢、释永长的生平及琴事,释含澈与蜀派琴人、蜀中名士的交游与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其中既涉及释含澈与叶介福、唐彝铭、竹禅等蜀派琴家的交往,也涉及晚清时期蜀籍或流寓蜀中的文人如黄云鹄、顾复初、杨益豫、周达武、程祖润等人的琴事。曾经的妙音阁汇聚蜀中高僧雅士,琴音袅袅,洗尽凡响,对于晚清乃至民国以后蜀地古琴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诗僧大醒及其诗歌探析

大醒法师是太虚法师门下高足,以“新僧”闻名近代佛教界,但大醒法师也是一名诗僧。他自幼学诗,出家前后均曾组诗社,在当时教界内外皆有诗名。大醒法师现存诗歌以旧体诗为主,其中不仅可以看到更为丰富的“新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近代佛教革新的处境。大醒法师的诗歌属于文人诗传统,语言明白晓畅,自然天成;内容上注重佛教思想的表达,也强调诗的抒情性,而诗的抒情性与断灭情志的佛教终极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其人间佛教的入世倾向与佛化世间的追求中具有了合理性。

包惠僧是出席中共一大的广东代表

关于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被作为正式代表并未受到质疑。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首次提出包惠僧是“列席代表”起,开始出现异议,先被中央领导人采信转而将包惠僧排除出中共一大代表,继而影响到除包惠僧以外其他身处国内的代表,从而衍生出党史正史和学术界的多种说法,如“串门说”“陈独秀指定代表说”和“观察员说”等。然而,这些观点都存在诸多不足和明显漏洞。梳理、比对和分析现有文献资料及多数口述史料不难发现,包惠僧不仅是中共一大正式代表,而且是广东党组织的代表,这不应存在任何争议。

论晚唐草书僧后世书名渐隐之因——以僧高闲为例

晚唐草书僧群体的书法创作是唐宋书学完成渐变与转型的重要一环。众多僧人因善草书而在晚唐煊赫一时,却在后世多遭冷落与批评,鲜有书家承其余绪。针对这一现象,笔者以僧高闲为例,从时代客体、书家主体、书法史本体三个角度展开分析,以期通过对僧高闲书法批评差异的分析,更好地明晰晚唐草书僧群体在书法史中的定位及贡献。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遗民僧”的概念辨析、身份界定与研究展望

清初文献多见“遗民逃禅”“浮屠遗民”之说,表明“遗民僧”的特殊属性已受到广泛关注,但彼时尚未被作为一种新的群体类型进行区分。陈垣《清初僧诤记》首次以“遗民僧”称名这一群体,意涵明确。不过,“遗民僧”除应满足于“遗民立场”与“僧人形貌”的基本条件下,还应根据其不同来源作细致考察。大抵而言,“遗民僧”可以分为“遗民而僧”与“僧而遗民”两种类型。前者强调的是其对佛教的认同度,后者则尤应注意其政治立场。“遗民僧”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个体研究,群体性、综合性研究相对薄弱。除了应加强基础文献的整理之外,尤应加强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重心等方面的改进。

论元代诗僧的文学活动

元代诗僧乐于漫游,关注时政,交游广泛,经常参加诗歌赠答唱和与同题集咏,成为多族士人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僧的行为与诗风类似南宋的江湖诗派,与南宋江湖诗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通过干谒谋生,而是交流切磋诗艺,提高名望。诗僧还广泛与日本、安南等国的人士交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组织了很多诗歌活动,编选了多部元人总集。作为元代诗人中特殊的群体,诗僧为元代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僧肇思想的老学意蕴

僧肇的佛学思想具有深厚的老学意蕴。通过化用《老子》的思想和观念,僧肇将论辩对手置在了世俗的位置上和“下士”的角色中,赞扬了鸠摩罗什和刘遗民的人生造诣,推崇了般若圣知的境界,批驳了世俗的错误理解。僧肇著作中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老学意蕴,彰显了《老子》在佛教东传中土过程中扮演了接引人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体现。

宋代诗僧咏庐山诗辑补——《庐山历代诗词全集》补遗之三

诗僧题咏庐山的诗歌作品是庐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现将二十一位宋代诗僧吟咏庐山的四十五首禅诗予以揭示,并作简要的考证说明,补充《庐山历代诗词全集》的缺漏,供读者采择。

元代陕北地区僧官机构与基层社会治理--以“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为中心

延安子长市钟山石窟发现的元代“重修大普济禅寺记”碑,记载了元代延安路所属州县的文官系统、武官系统、屯田官员系统、元代村社制度以及州县佛教僧官系统。通过对碑文中反映的元代延安路州县地方政权官员职能及村社制度进行讨论,可以发现元代地方行政管理系统建设较为完善,并依靠村社制度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对碑阳左部州县各级官吏结衔题名与碑阴下部有关功德主题名人员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元代北方地区佛教的发展盛况,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元代僧务机构与州县佛教僧官系统的认识,反映了元代对地方佛教寺院严密地组织管理。

从僧祇支到络腋——莫高窟隋及唐前期菩萨像上衣形制演变

僧祇支与络腋是隋唐时期汉地菩萨像的主要上衣形制。菩萨像着僧祇支流行于北朝至隋代时期,络腋稍晚出现,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一度取代僧祇支成为当时菩萨像的主流上衣。本文就莫高窟隋及唐前期菩萨像僧祇支与络腋形制的发展演变展开分析,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造型源流进行探究,并进一步剖析蕴含其背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