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佛教中的带妻僧问题与佛教净化运动

近代韩国佛教在追求社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向日本学习,输入带妻食肉风俗,带妻僧数量逐渐增多,导致佛教界内部出现带妻僧与比丘僧的对立。这种对立与日帝推行的寺刹令体制紧密相关,因此解放后虽然比丘僧方面仍以佛教大众化为目标,却将占据主导地位的带妻僧视为守旧僧侣,甚至归为亲日佛教的残渣余孽,在李承晚政权支持下开展了佛教净化运动。虽然比丘僧方面通过净化运动掌握了宗权,接管了大部分寺刹,但是也导致佛教内部纠纷升级,最后发生分宗事件,佛教的社会地位也大受影响。

僧妻,在鲁迅笔下和笔外

鲁迅出生之后,曾在故乡绍兴的塔子桥头的长庆寺'记名'。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云'所谓记名即是说把小孩的名字记在神或佛的账上,表示他已经出了家了,不再是人家的娇儿,免得鬼神妒忌,要想抢夺了去。'这当然是家长的主意,幼童是无此意志力的;但家长也只是循旧俗,岂仅晚清风行,其后再过半个世纪亦未衰竭。鲁迅'记名'时,尊寺僧隆师父为师,这位佛子却不是'出家无家',而是有家有室,亦即梵宇之外安了家,有妻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