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诗集中的诗僧与僧诗

在宋人所编选的宋代诗集中,从《九僧集》到《江湖风月集》,诗僧群体的作品占据了其中的重要地位。北宋陈充编选的《九僧诗》,展现了诗僧交往群体之广以及其与中上层士大夫群体的交往之密切,并且这种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间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是《九僧诗》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而随着从北宋向南宋的过渡,诗僧群体交往的主体也演变为中下层文人群体。就宋代而言,禅宗对诗学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晚唐体的出现与发展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诗僧诗集的编选与出版上。此外,宋代的诗僧诗集还反映了中日两国僧人的交流与诗集的保存。

刘禹锡送僧诗佛教元素及作用分析

作为中唐时期文学成就最高诗人之一的刘禹锡,在三教合一的时代潮流下,将佛教元素与个人经历相结合,创作了二十四首具有佛教色彩的送僧诗。本文章将介绍这二十四首送僧诗的基本概况,列举出诗中所出现的佛教场地、佛教器物、佛教术语三大类佛教元素,并进一步研究这三大类佛教元素在诗中所起的作用。

论明清贵州僧诗的特色

明清时期贵州的僧诗创作在贵州佛教的发展、僧人内典与外学兼修的历史传统、弘法需要、重视经教文字等因素的促进下出现了繁荣景象,现存灯录、语录、诗集20部,《黔诗纪略》、《黔诗纪略续编》、《播雅》三书收僧诗300首,还有诸多僧诗散存于明清贵州44部地方志之中,是明清时期贵州的文化宝藏。明清贵州僧诗创作的特色体现为揭示禅悟体验、描绘山居生活、反映地方战乱、抨击鸦片流毒等方面。促成此种特色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继承,本色的体现,以及时局之影响。

清代杭州诗画僧诗歌研究

清代杭州作为江南佛教中心之一,存在着一批能诗善画的诗画僧。根据清代画史画传、诗歌别集总集、诗话、寺志等文献中相关资料的整理,统计出杭州诗画僧群体的数量、常住寺庙、交游以及诗歌绘画创作概况。清代杭州诗画僧以诗画为缘,与当时名士品鉴唱和,形成了士僧交游的风气,沟通了佛教、文学与绘画的关系,其诗画作品是佛教与文学艺术融合的产物。清代杭州诗画僧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交游唱和、写景咏物、题画均有涉及,艺术上常以佛理入诗,体现出诗画禅交融的审美特色。清代杭州诗画僧拓展了清代诗人集群的类别,他们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清诗的内容,同时也推进了杭州地域文学的发展。

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

依据《元诗选》等相关文献,对元代诗僧的占籍与宗派归属所作的数据分析表明:江苏、浙江两省是元代诗僧聚集的中心;而临济宗的祖先、松源、之善、居简四大世系,则是他们主要的宗派归属。此种地域分布的态势,使元诗僧的创作深受各时期流衍于江浙诗坛的主流风尚的影响。同时,临济宗的宗风、旨趣亦广泛地渗透到他们创作当中;但由于所属世系的不同,元诗僧与统治者的关系亲疏不一,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取向亦不尽相同。

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在僧诗创作历史上，寒山子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且有着与传统文人相似的生活经历，他又接受了天台宗与禅宗的佛学思想与禅法，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作充满了内外学之间，及天台宗止观王法与禅宗禅法的矛盾。而超越这种矛盾的禅境诗，寒山子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寒山子是王梵志白话僧诗到文人高雅的禅诗之间的过渡人物。

宋代的诗僧与僧诗

诗僧与诗人，双向渗透交互影响，是佛、儒相融的必然结果。诗为禅找到了一种表达的方式；而禅却对诗人的艺术思维、生活方式、作品风格等，发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以禅入诗，大致有由低向高、由简单向复杂。

唐代诗僧与唐僧诗述略(上)

唐代诗僧的涌现是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曾从不同方面对之作出论列。本文征引文献,参酌前贤之论,从唐代僧诗创作全貌的把握中,希图廓清诗僧这个群体的有关方面,从而对他们的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述。

宋代禪僧詩整理與研究的重要收穫——讀《宋代禪僧詩輯考》

在宋代文学研究中，禅僧诗的整理和研究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环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仅出到晋唐五代卷，《全宋诗》虽然收罗甚广，但禅僧诗遗漏颇多，今人所撰《全宋诗订补》（陈新、张如安等补正，大象出版社，2005年），其重心也并不在此，学界长期缺乏一部全面反映宋代禅诗面貌的汇编着作。

从方外到方内,味趋大全——明初僧诗述论

明初僧诗承元代之绪,呈现兴盛的局面。明初诗僧身份、心态、创作与元末相比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参与颂圣,注重用世,但欲归隐不得,由此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明初诗僧论诗不喜专谈"妙悟",而好言世运、性情,独具时代特色,所作也很难以蔬笋气来衡量,大抵味趋大全,兼有方外与方内之致。宗泐、来复、道衍、妙声诸衲为一时诗坛"龙象",对明清僧诗多有开启风气之功。

唐代僧诗概论

唐代僧诗是整个唐诗中特殊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唐佛教兴盛、诗歌繁荣,并相互影响的结果。作为其主要创作者的诗僧主要出现于中晚唐的江南地区,有着文士和僧人的双重人格。唐代僧诗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对唐诗的繁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敦煌僧诗的功利性

３－１１世纪的敦煌佛教，由于深受时代和道儒影响，因此其自身也不断地世俗化，在释门宏扬佛法、参政出使、唱和酬答诸多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功利性的诗篇。

魏晋南北朝僧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规模碰撞、交汇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僧诗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混合体,这是它在中国诗歌类型发生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对魏晋南北朝僧诗的解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佛教文化是如何由客体文化向中华文明主体文化的补充地位递进,以及佛教话语如何影响并转化为中国文化及民众日常思想表达形式。因此,研究僧诗,重在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唐代福建地区的诗僧与僧诗

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佛学文化浸染下的唐前福建地区已出现了诗僧惠标。唐代福建地区在入闽的仕宦文人和佛学之士的大力倡导下,佛教的传布很快进入了规模化的时期。佛风尽被的八闽大地不仅使当地百姓的佛学素养得到了提高,也使习谙佛典的僧侣之辈不断积淀着文学修养,终唐一世出现了51位留下诗歌作品的诗僧。这些诗僧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籍贯和修行之地皆为闽地的诗僧,如雪峰义存,南安人,主持福州雪峰寺;二是出生在闽地而修行于外地的诗僧,如大珠慧海禅师,建州人,为马祖道一的法嗣,修行于越州大云寺;三是域外入闽长期修行的诗僧。从内容看,闽地的僧诗主要有禅理诗、喻禅诗、生活禅诗三类。艺术上的独特风貌则表现为三点:佛理诗形象化、喻佛诗禅语化、生活禅诗审美化。

论宋代僧诗中的偈颂赞

宋代僧诗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偈颂赞类作品在宋僧诗中占有主要地位,此类作品源于佛经,但又不能等同于佛经中的偈、颂、赞,其主要内容是以文学手段宣扬佛教教义,其中的临终偈颂尤具特色和代表性。语言极为俚俗,形式灵活多变,是偈颂赞类宋僧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宋初天台宗僧诗刍论

一、宋初天台宗诗僧群体勾勒佛教发展到宋代,除禅宗极为发达以外,天台宗经过宝云义通特别是他的两大弟子法智知礼和慈云遵式的努力,再度中兴,在宋代的影响相当大,尤其是在吴越地区。宋代僧诗也非只有禅宗僧人的作品,

宋代僧诗儒释元素的重叠和映现

宋代僧诗的内容大多与水边林下的清逸生活有关,在一山一水、一花一草的吟咏中阐释禅理,表明佛性。除佛禅之外,诗中还有深厚的现世情怀,如释道璨等的诗心系民瘼时艰,注重风操品节,珍惜亲情友情等。两宋是儒释两家高度渗透融合的时代,不但士人深受佛禅的影响,僧人往往也亲炙儒学,因而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呈现出不同于一般诗僧作品的气象,独树一帜,流传并影响后世。

《全宋诗》僧诗补佚(一)

本文从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南宋宗晓《乐邦文类》及禅宗灯录中辑出宋代僧诗54首。

晚清诗僧的“近代”感知与近代佛教史的端绪——以笠云芳圃的僧诗及其日本见闻为线索

笠云芳圃是晚清著名诗僧,著有《听香禅室诗集》和《东游记》等著作,笠云的僧诗不同于较为理性的名士高僧的文集、时论,也不同于以宣传为目的的期刊报纸和官方意识形态浓厚的档案,展现出晚清佛教史不为人注意的一些景象。为了解决庙产兴学危机,他还借助日人水野梅晓的力量兴办湖南僧学堂,开近代僧教育先河,也成为中国派遣留日僧的滥觞;而且受邀考察日本,是近代僧界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从而不自觉地引导僧界走入了“近代”。他是清末著名的诗僧寄禅的本师,从笠云到寄禅,再到太虚,构成了近代僧界改革的一条脉络,故而在他身上反映出了近代佛教史开端的诸多重要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