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本《仪礼注疏》(附考证)校勘得失析论

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是历史上唯一的经、注、疏及音义四者俱备的《十三经注疏》官方刻本,其中殿本《仪礼注疏》以监本为底本,审慎参校,校正了监本中诸多舛误。武英殿本《仪礼注疏》于各卷后皆附《考证》。《考证》是广义的校勘记,具有文本校勘和文义考订的双重性质,开《四库全书考证》之先河。其校勘成果对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和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等均有较大影响。

武英殿本、四庫本《儀禮注疏》平議——附論理校法之獨特價值

武英殿本《儀禮注疏》以北監本爲底本,實現了附刻《考證》、全文施加句讀、全文施加經文分層圈號等體例結構方面的重大改進。又以單行本《釋文》爲主,兼采《通解》《儀禮圖》所附釋文,對北監本釋文進行了大規模增補、改造,所附釋文在完整性、精煉度上大幅超越明代諸本,成爲歷史上最好的附釋文注疏本。殿本又以理校法爲主,兼用其他校法,對北監本文字進行了大幅校改,所改半數文字與未能獲觀之宋嚴州本、單疏本相合。即便是所改與宋刻不同者,亦多合經義,有可能更接近鄭、賈原本,具有極高參考價值。當然,殿本編校亦因勇於校改而多有武斷之失,然瑕不掩瑜,功大於過。四庫本據殿本謄録,正確校改殿本訛誤百餘處,同時新增訛誤極少,質量更佳。對於産生年代較早、傳世善本較少的典籍,多用理校十分必要。兼用理校、對校這兩種相互對立、相輔相成的校勘方法,或許是不少繁難古籍整理的最佳選擇。

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清嘉庆张敦仁刻《仪礼注疏》被公认为《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系统中的最善之本。该书实为顾千里取宋刻《仪礼经注》及宋刻《仪礼疏》重编而成,与此前同类刻本相比,其材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本《仪礼注疏》的格式大体同于明陈凤梧刻本,但其行款係据元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则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分析张本格式的由来,有助于推考其成书经过及其与阮刻注疏的深层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顾千里强调疏文在合刊本中之地位的礼学史观。

整理本《仪礼注疏》校点失误举例——以《士冠礼》篇为例

这里所说的'整理本《仪礼注疏》',是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王辉先生整理的本子。读整理本《仪礼注疏》,我们感受到了整理者付出的艰辛的劳动,赢得了我们作为读者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可能是由于《仪礼》难读的原因,整理本在校点上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贾公彦《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引礼图考略

唐代学者贾公彦以其所著《周礼注疏》、《仪礼注疏》而名世,成为唐代礼学大家,学术成就向为后世所推崇。其礼学二疏之作书征引诸多文献,其中引礼图凡五条,然所引礼图内容的真伪迄无考论;礼图撰者或为阮谌,或不详,有待进一步考证。现对勾稽史料、出土实物等进行考释,知贾公彦所引礼图内容有商榷之处,撰者不详者或为郑玄,或为汉代以前学者。

《仪礼正义》所引《仪礼注疏校勘记》之版本考

胡培翚在撰著《仪礼正义》时常征引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的校勘成果。在胡培翚撰著《正义》的过程中,阮元《校勘记》曾出现三种版本,且每种版本的校勘内容不大一致。通过对《正义》所引《校勘记》内容的检索以及与三种版本校勘内容的比照,发现《正义》所引《校勘记》之版本实为文选楼刻本,但胡氏在征引的过程中也参照了南昌府学本及学海堂本的校勘内容。

《仪礼正义》与《仪礼注疏校勘记》校勘之比较

胡培《仪礼正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广泛涉及对《仪礼》经文、郑注的校勘。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是清代《仪礼》学校勘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除了对《仪礼》经、注进行校勘外,也对贾疏进行校勘。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书在校勘方面存在着诸多相同与不同之处。本文主要比较两书在《仪礼》校勘方面的异与同,进而讨论各自的校勘成就。

整理本《仪礼注疏》标点商榷

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仪礼注疏》为底本,参照北大标点本,即简体字本,发现二者在文句标点断句上,均有值得商榷之处,现摘出四十余条详加讨论。

整理本《仪礼注疏》标点商榷

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王辉整理本《仪礼注疏》50卷，笔者在阅读时，发现该整理本在标点上有值得商榷之处。现仅就前十卷所见，摘出十余条，以就教于方家。

《仪礼》注疏合刻考

诸经注疏合刻兴起于南宋前期,《尔雅》《孝经》注疏本刊于元代,《仪礼》较为特殊,注疏合刻迟至明代始由陈凤梧完成。明正德年间陈凤梧编校《仪礼》经注本十七卷,经注、释文文本来源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参酌机复《仪礼图》、敖继公《仪礼集说》校订文字。嘉靖初陈凤梧以自己编校的《仪礼》经注本为基础,附入贾公彦疏文,编成《仪礼注疏》十七卷,刻于山东,是《仪礼》经注疏的首次合刻。陈凤梧注疏本是闽本、北监本、毛本《仪礼注疏》的共同祖本,对明清经书版本、校勘、经学史诸方面产生很大影响。长泽规矩也先生提出正德合刻《仪礼》注疏的假说,本文将对此加以考辨,并论证汪文盛本覆刻自陈凤梧本。

阮刻本《仪礼注疏》校议

阮刻本《仪礼注疏》为众所公认的善本,但因篇帙浩大、匆忙付梓等原因,其中仍存在一些脱衍倒误和校勘不精之处。本文以阮刻本为底本,以文渊阁本为对校本,又参校其他相关版本写成,旨在考订阮刻本之谬误,并对阮元、孙诒让校记中未尽当之处进行商榷。

读《仪礼注疏》札记

对贾公彦《疏》于郑玄《注》，或有解之不明及生误处，摘取数则，试述己意，以求正于方家。

阮元刻本《仪礼注疏》版本丛考

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使用《仪礼要义》等文献进行校勘。嘉庆二十年阮元刊刻《仪礼注疏》,继承了张敦仁本《仪礼注疏》中的一些问题,也改正了若干错讹,有值得肯定之处。道光六年朱华临等人重校阮刻本,根据陈凤梧本等版本进行校改,然而所改文字是非参半,后印者文本质量未必全面胜于初刻。同治十二年江西书局再次修订,改正少量问题,然此时板叶已存在部分漫漶。以阮刻本为底本的整理本,在肯定阮刻本价值的同时,还要了解阮刻本迭经重修、重印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闻人诠本《仪礼注疏》与明中期之学术

闻人诠与应槚在校刊程朱正学派《五经》《四书》经注的同时,特别校刊了《仪礼注疏》《周礼注疏》,反映出在官方经学之外,以正经古注疏为代表的“古学”成为新的学术走向之一。闻人诠选择校刊二礼注疏而非其他经疏,一方面,恐怕与嘉靖“大礼议”后世宗以及议礼新贵有意提高二礼地位的背景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出生于明代礼学特别发达的余姚,先后师从以礼学为家学的王华、王守仁父子和深研礼学的湛若水,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当此之时,学术的发展已然呈现出程朱正学、阳明学与甘泉学以及“古学”的多元互竞态势。

《辞源》“三礼”条目疏误例析(之六)

52.[愷乐] [一](下略.)[二]见"豈乐". 按:此条义[二]"见'豈乐'"."豈"字在第四卷"豆"部,该字有ai、kai两读."豈乐"之"豈"当读kai,属第二读音.因而,此条义[二]应作"见'豈2乐'"."豈"后所漏"2"字当补.从辞书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这叫做参见条目照应不周密.……

《仪礼》札记三则

文章以王引之《经义述闻》、杨天宇《仪礼译注》、彭林《仪礼全译》、胡培翚《仪礼正义》为参考,个别篇以《武威汉简》为对照,运用引申推义、搜寻古训、归纳演绎等方法,择“缩霤”(《乡饮酒礼》)、“为大烛”(《燕礼》)、“栗阶”(《燕礼》)存疑之处,阐发己见。

武威汉简本《仪礼》与“十三经”本《仪礼》比较研究

武威汉简本《仪礼》与“十三经”本《仪礼》比较研究王锷１９５９年７月，甘肃省武威磨咀子６号汉墓出土了比较完整的９篇《仪礼》竹木简，共计有４６９枚，２７２９８字，经整理，分为甲、乙、丙三本。这是自晋太康二年（２８１年）汲郡魏冢出土竹书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二...

《仪礼》札记三则

文章以杨天宇《仪礼译注》和彭林《仪礼全译》为参考,运用归纳文献用例、内部求证等方法,对郑玄《仪礼注》与王引之《经义述闻》存在分歧的地方,择取“孝友时格”(《士冠礼》)、“某得以为外昏姻之数”(《士昏礼》)、“布席于奥”(《士昏礼》)三则,提出己见。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仪礼注疏》为例

今传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分别收藏在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图书馆,大约有十部左右,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网络公布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这两本由于流传久远、后代修补和剜改,几乎看不到李元阳刊刻《十三经注疏》的信息。我们根据相关资料考察,确定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除《仪礼注疏》外,是李元阳、江以达等人于嘉靖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1536—1538)在福建依据元十行本翻刻,其中《仪礼注疏》可能是据汪文盛校刻本翻刻。李元阳本版式,乃仿照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尔雅注疏》而略有改变。李元阳本是目前所能看到的第一部完整的《十三经注疏》。就李元阳本《礼记注疏》而言,哈佛藏李元阳本有倒装、缺页,东京藏李元阳本有缺页、缺卷,然互相参看,可互补为用。李元阳刊刻《十三经注疏》三百三十五卷、《通典》二百卷,功不可没。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考述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刻崇祯重修《十三经注疏》本,校本主要是宋刻单疏本《仪礼疏》,并参校影宋抄本《仪礼要义》等书。是书经顾广圻数度批校,校改不下千处。顾广圻是张敦仁汇刻《仪礼注疏》、汪士钟刻《仪礼疏》的实际主持者。张本所用的宋本疏,并非直接来自宋本,其依据即为天一阁藏的顾校本;而汪刻虽然号称"覆宋",但其实对宋本有大量有意识的校改,其校改痕迹也保留在顾校本中。另外,段玉裁、阮元所依据的单疏本均来自顾校本。一般认为,顾广圻校勘古籍以不轻易改动原文为特色,但从该书来看,他的校勘思想或许更为复杂多变。